《光明日报》( 2023年09月16日 10版)

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主要致力于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方面研究,在国际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

8月6日,游客在甘肃省敦煌市阳关景区游览。新华社发

敦煌鸣沙山 新华社发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关隘,同时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标。本次讲座,我们主要讲述从汉至五代这段时间里的阳关和丝绸之路相关内容。

两汉时期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定历史上阳关的确切位置,仍以敦煌阳关烽燧为主要标志。40年前的1983年,我跟随硕士研究生导师张广达先生在丝绸之路考察,于当年8月到达敦煌,就来到了如今的阳关烽燧。当年张广达先生教授我们西域史课程,讲到《汉书·西域传》开篇即“列四郡,据两关”,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列四郡”即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两关”即玉门关和阳关。这一节引文说的是汉朝击败匈奴、控制河西走廊的历史。河西四郡并非一次性设立,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王朝控制河西走廊后,先设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当时归酒泉郡管辖,此后历经十年经营,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武威、酒泉两郡之地,增设张掖、敦煌二郡。因此关于敦煌、玉门关及阳关的相关记载都被归于酒泉名下,不过由于酒泉相对靠东,距离敦煌较远,导致历代关于玉门关和阳关的迁徙存在多种说法。这里我们不做延伸讨论。

在河西四郡建立的同时,汉朝又将秦始皇建造的长城向西延伸。按照对《汉书·西域传》文脉的理解,在设立酒泉郡之前,汉朝已经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以西的一段长城;酒泉郡设立后,徙民实之,加强了酒泉郡范围的长城要塞,推测应包括了当时归酒泉管辖的敦煌地区。至敦煌郡设立之后,根据“列四郡,据两关”的并列关系,则可理解为玉门关和阳关可能与敦煌郡同时设立。到了贰师将军李广利二次征伐大宛之后的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长城继续从玉门关向西修建,而亭障一直修到盐泽(蒲昌海,今罗布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河西四郡地处长城南侧,我们认为长城具有东西交通的意义,就是指长城守护河西四郡,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长城起到了阻挡游牧骑兵的作用。自敦煌以西,古代丝绸之路基本是傍长城南侧而行。在汉代,有一段长城连接了玉门关和阳关,而长城北面是疏勒河,相当于形成了一条护城河和一段长城的防御体系,保护着长城内侧的中原王朝辖地。而玉门关和阳关之间的大路,就是当时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绕行其他地方都会被山脉河流或者长城挡住。因此我认为,判断玉门关、阳关的具体方位,不仅需要从历史文献出发,也需要从汉代河西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的角度来考虑。

今天我们看到的玉门关,是后来移至东边的。而汉代的玉门关,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唐朝《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记载非常清楚,是在敦煌以西的。在汉代,阳关是跟玉门关同样重要的一个关隘,都是由玉门都尉驻守。不过到目前为止,阳关关城遗迹还未发现。从目前出土的汉简来看,与阳关联系的汉简数量不及玉门关之丰富,但是亦有相当记录,因此可以判定阳关道在汉代敦煌立郡以后一直是重要关口,是丝绸之路的干道出口之一。

《汉书·西域传》提到: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这一节引文开篇先讲西域形势,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里,南北千里,这说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王国情况。然后提到东边玉门关阳关,西面是葱岭,中间有蒲昌海(盐泽,即咸水湖罗布泊)。文中提到“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对于这个记载,有观点认为意指“千三百余里”,也有观点认为是五百余里。从地图距离来看,原文一定存在错漏,从逻辑上推测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原文中漏掉了一个“千”字,因为其他大部分史籍记载的这段距离都是“千三百余里”,比如《水经注》中有一条与之类似的记录即写作“千三百余里”。由这段引文可知,汉代西域诸国进入中原是要经过玉门关和阳关的。反之若从中原赴西域,经玉门关和阳关存在两道,一道是鄯善傍南山北,鄯善即楼兰,汉昭帝时期傅介子擒杀楼兰王,此后南迁至今天若羌一带。从地理上考察,走若羌这条路,当以从阳关出发为最近。走南道,过葱岭帕米尔高原,到达月氏安息,也就是贵霜和帕提亚。而北道则是从车师(今天的吐鲁番)前王廷出,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然后越葱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抵达索格狄亚那及高加索。这就是汉代人地理观念中固定的西域道路——北面的即为西域北道,南面的就是西域南道。在汉代人的观念中,这两条道对应着这两座关,西域北道与玉门关紧密联系,西域南道和阳关息息相关。

我们细读《汉书·西域传》,是可以读出很多名堂的。比如:

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西与且末接。……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

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

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犂靬、条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

当时的婼羌是一个“辟在西南,不当孔道”的羌人小国,活动于山中,所以要西北通到鄯善也就是今天若羌这一带,才是“当道”。关于“去阳关千八百里”,从阳关出来的第一站就是婼羌,然后当道的楼兰,有比较大的城市,即罗布泊西北的扜泥城。后来楼兰改称鄯善之后,南迁到今天的若羌。鄯善是汉代通西域的大道要冲。

接下来我选取了一段乌弋山离国的内容,它记载了此地东接罽宾(克什米尔),西接犂靬条支(安纳托利亚罗马帝国)。重点是我要引出后边这句话:“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我们知道,汉代从阳关出南道为正道,但也可以从玉门关出后往南行进入南道,到达乌弋山离。

我们如果通读《汉书·西域传》,就会发现记载中提到的所有南道,基本都会记载它距阳关的距离,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且末、于阗等南道之上的主要国家,也体现在南道的一些延伸线上的国家。比如大月氏原有五翖侯,每个翖侯都记载了距离阳关的道路里程。而更往北的康居,其下有五小王,每个小王也记载了距离阳关的里程。由此可见,阳关在汉代要比此后诸朝代重要得多。

我们对照悬泉汉简可知,月氏的翖侯或康居的小王,他们是可以单独遣使中原汉王朝的,所以文献中有他们单独的里程记载,包括距长安的里程、距阳关的里程、距都护的里程等。但是走北道的西域国家,包括龟兹、焉耆、车师等国,这些小国都是入玉门关至长安的,可文献中并没有关于他们距玉门关的里程记录,却有他们距长安的里程记录。所以我认为,汉代的文书档案更多以阳关为西域国家进入中原的一个里程计算点。

这些里程记录对于当时人来说有重要的价值。当时一个西域使臣进入阳关或者玉门关,他是需要记录里程的,这个里程记录能够帮助他知道什么时间进入中原王朝关口。使臣还需要自己所在的国家到汉朝都城长安的里程记录,这是因为他携带的某些贡品的保存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他需要计算朝贡路程所需时间,以确保贡品不受损坏。而当使臣进入玉门关或阳关之后,汉朝也有相应的接待举措,安排这些举措也需要知道使者的行程,这仍要结合里程计算出来。此外,还有至都护的里程记录,这个记录对于当时也是必要的,它代表着西域地方有事时汉朝出兵需要几天时间可以赶到。

通过考察距离阳关、长安、西域都护的三类里程记录,可以看出阳关在当时汉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意义。

以上是《汉书》及包括悬泉汉简在内的文献记录的概述。到了《后汉书·西域传》,情况又有所变化:

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

自鄯善踰葱领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领,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领,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这段引文的开头抄自《汉书·西域传》,但是却说“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涉鄯善”说的是走西域南道,但是却走到伊吾(今哈密一带)去了。这段明显是错简,《后汉书》编者生活于南朝刘宋时期,对汉代西域地理不太熟悉。此后他又结合《汉书·西域传》讲西域南北两道。从《后汉书》借鉴《汉书·西域传》的文脉来理解,很可能这一段引文的第一句应该是“涉鄯善”,然后再接“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这样读起来内容就没有矛盾。这个错简的出现,可能是编者所写东汉情况,也可能是后世文书抄写时后句窜为前句。这个观点并非我的发现,余太山先生对此有比较详尽的说明,我们这里借用过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

到了三国时代,曹魏鱼豢撰《魏略·西戎传》总序:

从燉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领,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领,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详,今故略说。

在这节引文提到的西域三道都是出玉门关而非阳关。由此推测,三国时期阳关已经衰落。从古籍正史的西域传脉络中,我们能够悟出这样一点味道。不过要进一步证实这个推断,还需要结合其他记载。

比如,今本《魏书·西域传》记载:

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

这段记载中“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本是汉代出阳关的南道,但是在《魏书》中已经改成了出玉门。

一直到《隋书·裴矩传》,保存的裴矩《西域图记序》中说: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鏺汗,苏对萨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这里的西海三道只是笼统说从敦煌出发,并未具体说究竟出玉门关还是出阳关。

从以上魏晋南北朝至隋的正史西域传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玉门关更为重要,阳关地位则有所下降。我们除了考察西域传记载体系的延续性之外,也需要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这一时期玉门关作为交通关口的重要性突出,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政局变化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王朝长期对立。西晋中叶,源于东北地区慕容鲜卑的吐谷浑部西迁阴山,再迁青海,于东晋初年建国。吐谷浑王国最盛时,占据今天青海大部,势力一直深入塔里木盆地南沿的鄯善(若羌)地区。由于吐谷浑长期占据西域南道所经的鄯善地区,所以北魏使臣无法走南道赴西域,只能出玉门关走北道西行。从当时南北交通情况来看,东晋及宋、齐、梁、陈四朝等南朝与西域的沟通,由于与其敌对的北魏控制了河西走廊,因此南朝派人赴西域时必须绕开河西走廊。其路线是,沿长江逆流至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折向西北,经青海湖西南的吐谷浑国都伏俟城,再西经柴达木盆地,西行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汇合。这条路线被称为“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亦称为“青海道”)。吐鲁番出土《高昌国送使文书》记载的“吴客”赴西域即经此道。由于这条吐谷浑道不经敦煌、绕过阳关,导致阳关很难见诸这一时期文献。

但是,这一时期阳关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东晋十六国时期,敦煌太守李暠(字玄盛)自称凉公,建都敦煌,创建西凉政权。《晋书·凉武昭王玄盛传》称:

玄盛乃赦其境内,建年为庚子。……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

在十六国时期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阳关再度出现。从曹魏到北魏,文献记载中阳关都不得见,但是具体到当时敦煌附近的一些小国,阳关的重要性依然。此处出现的阳关就是汉代阳关,这一带有很多泉水,恰好能够支撑西凉的“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

这条记录是公元400年的,两年后还有一条相关记录,《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二《西凉录》中记载:

李暠二年,初,吕光之称王也,遣使市六玺于于阗,至是,六月,玉至敦煌,纳之郡府。

这条记录说的是前秦大将后凉开国君主吕光在称王的时候需要玉玺,于是派人去于阗国购买玉玺材料,结果这批玉送回的时候适逢西凉建立,这些玉被劫在西凉郡府。由此可以看出,出阳关通于阗国的这条道路,从后凉吕光一直到西凉李氏这段时期依然是通畅的。

从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粟特文书来看,这一时期粟特商人活跃在丝绸之路南道上。虽然从地理上来说北道距离粟特本土更近一些,但是粟特商人似乎更青睐南道,这是值得注意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跟粟特商人经营的商品的产地有关,也可能与商队躲避北方柔然等强敌的劫掠有关。而且这一时期北道上发生的战事也更多,诸如北魏攻灭北凉之战,北魏军一路追击北凉后裔直至高昌。北魏大将万度归攻鄯善及焉耆、龟兹等。而这一时期的南道相对而言稍显平静,虽然南道也曾受北魏、北凉、吐谷浑等交战的不利影响,不过这些战争持续时间较短。

这一时期另外一个关于丝绸之路的视角是僧侣。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多僧人西行求法。比如公元399年僧人法显等人从长安出发,经张掖至敦煌,然后在敦煌太守李暠帮助下渡流沙到达鄯善。但是法显等人是否出阳关经南道,还不能确定。不过,法显等人的路线,我们似可以从法显之后数年间智猛的西行路线加以推测。

《出三藏记集》卷一五《智猛法师传》记载:

遂以伪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戊辰之岁,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度河顺谷三十六渡。至凉州城。既而西出阳关,入流沙,二千余里地无水草。路绝行人。冬则严厉,夏则瘴热。人死聚骨,以标行路。骆驼负粮,理极辛阻。遂历鄯鄯、龟兹、于阗诸国,备观风俗。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同侣九人退还。猛遂进行千七百余里,至波沦国。

这条记录记载的正是智猛走阳关南道。而从此后智猛途经鄯善、龟兹、于阗等地的路线来看,我认为智猛当年走的应该就是法显之前走过的路线。这段记录我们也能在《高僧传》卷三《智猛传》中找到印证:

发迹长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出自阳关,西入流沙。凌危履险,有过前传。遂历鄯鄯、龟兹、于阗诸国,备瞩风化。

这则材料也提到了智猛出阳关。这些材料说明,在公元404年,阳关仍然是出西域的一个关口,并未完全废弃,它仍旧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着交通作用。

唐及五代时期

到了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了唐高宗上元年间的阳关:

阳关,东西廿步,南北廿七步。右在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曰阳关。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五石城镇下有“六所道路”条,其中也记载了古阳关到沙州的道路和里程。

也就是说,自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成书之际,阳关虽然在文献资料中殊少出现,阳关也已毁坏,但是其基址及其所在的丝路南道,是一直存在的。

到了中唐,唐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所撰《皇华四达记》载:

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又西经悉利支井、祆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

从贾耽记载的道路地名来看,他撰文所用材料,应该是唐开元天宝以前的,因为在他所在贞元年间吐蕃已经占领了河西走廊。而贾耽保留的材料中依旧出现了阳关。由此推测,阳关在唐代虽然仅存基址,但是到开元天宝之前依旧是存在的,而且唐人对阳关是比较熟悉的。

进入中晚唐时期,由于吐蕃控制河西走廊,以及张氏归义军的活动,敦煌以西的情况记录不多。直至五代时期,当时的沙州归义军和于阗关系非常密切,出土的文献中有大量敦煌与于阗之间交往的记录,双方的频繁交往让阳关所在的丝绸之路南道再度繁盛起来。

公元901年,于阗使者首次到达敦煌,归义军文人有《谒金门·开于阗》的曲子词来歌颂此事。公元914年,曹议金开启曹氏归义军时代,他在公元925年至928年前后东征甘州回鹘,打通了经过河西走廊前往中原王朝的“河西老道”。也正因为河西走廊交通的恢复,公元938年于阗国王李圣天所遣使者得以经此到达中原的后晋王朝。是年十二月,后晋朝廷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执行这一册封的后晋使臣前往于阗,其中一位使臣高居诲撰《使于阗国行程记》,其中部分记录其行程的内容得以存世:

自灵州过黄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自甘州西,始涉碛,碛无水,载水以行。……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俱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又西,至绀州。……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阗。

考察高居诲所记录的出使行程,他当时所走的依然是阳关南道。通过目前出土的文献资料来判断,从五代一直延续到宋朝初年,阳关南道仍旧是畅通的。

综上所述,阳关及通过阳关的丝绸之路,并非如一般概念中的汉代之后即遭废弃。从两汉以降,历经魏晋隋唐,一直到五代宋初,这条经过阳关的丝绸之路,仍旧是一条阳关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