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雷

《光明日报》( 2023年09月22日 13版)

在北大求学时期的邓中夏 资料图片

邓中夏居住过的北京达教胡同内“曦园”旧址 冯雷摄

邓中夏等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 资料图片

邓中夏等1919年创办的《国民》杂志 资料图片

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蒙藏学校旧址,邓中夏曾在此开展革命工作。冯雷摄

今年是五四运动重要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邓中夏英勇就义九十周年。从1917年考入北大到1923年被迫离京,邓中夏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大约六年,正是在这六年当中,在李大钊等人身旁,邓中夏亲历“五四”,深入劳工、组建工会,并且还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邓中夏在北京书写了厚重的红色历史。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1917年夏天,邓中夏由湖南高师毕业,继而投考北大。在湖南求学时,邓中夏就多次因为成绩优异而获准免交学费。此外,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人一样,他关心时局,常有热血言行。因此当他考上北大时,他湖南高师的同学赠诗给他,夸赞他是“爱国英雄喜出头,妙如学士登瀛洲”。20世纪50年代,邓中夏的北大同窗许宝驹在祭扫南京雨花台之后曾撰文缅怀邓中夏,文中写道,“君治朴学实谨严,朱墨灿烂蝇头字”。从中可以看出邓中夏学习认真、书写工整,一副“好学生”的模样。

北大红楼西侧的西老胡同曾是北大的宿舍区。1917年初秋,国文门新生邓中夏便住进了这条胡同。邓中夏写于1917年的诗歌现存的共有5首,非常显眼的是,这5首诗中全都出现了“秋天”的意象,这不免让人猜测这5首诗是写于当年的秋天,也就是邓中夏到北大报到、搬入西老胡同之后。“人是伤心愈感秋,况经终日在高楼”“载酒过从思沃酹,满天风战一林霜”“荒山雅集兴如何,况夫秋生感慨俱”“秋酿新成忍见招,松风吹汝过长桥”,一再吟哦秋天,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在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中只能做一个旁观者而触动了“悲秋”的情怀吗?还是因为离家在外、思念家乡亲友?——1918年3月,邓中夏便在梦中还乡,欢喜之至遂写下了一首56行的诗歌;再或者是像许宝驹所讲述的那样,是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而“徒倚危栏动容愁”?住进西老胡同之后,邓中夏还曾从文天祥的《正气歌》和孙樵的《与王霖秀才书》中各取一句凑为一联:“清操厉冰雪,赤手缚龙蛇”。这两句倒颇显清新、刚劲之气,一扫那些“咏秋”之作的衰颓、萧瑟。

邓中夏入读北大时,“文学革命”方兴未艾,不过作为新生,邓中夏并没有什么建树,他参加了几个校内学生社团,英语期末考试的成绩不好不坏,有的资料还说他当时“一心攻读古文,是个幻想通‘古’入仕的‘古文迷’”。但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先生的影响,邓中夏的那种湖湘性格似乎又被激活了。

1918年5月,为了抗议北洋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协定,由李达等一行四人组成的“留日学生救国团”先遣队抵达北京,邓中夏等亲自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并一直送到湖南会馆。几天之后他们一起发起、组织了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请愿示威活动。6月,邓中夏等联络全国各地许多大城市的学生,发起筹备“大中华民国学生爱国会”。7月,“爱国会”宣告成立,旋即改名为“救国会”,并酝酿创办《国民》杂志。1919年元旦,《国民》正式创刊。作为《国民》的实际负责人之一,邓中夏亲自动笔,三个月内为《国民》撰写了八篇时评、政论性质的文章。《国民》的封面出自徐悲鸿的手笔,主体部分是一位身着学生装、单手托腮凝神远眺的男子。有人说封面上的男子是以邓中夏为模特的,拿邓中夏的照片来对比,这个说法恐怕不大可信;但说“封面上的青年的精神状态,正是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青年的形象”,这似乎倒是可取的,那是一种憧憬着美好未来、认真求索救亡图存之路的精神状态。在为《国民》付出巨大热情和精力的同时,邓中夏又于1919年3月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利用4月初为期一周的春假,带领同学们到街头去演讲。紧接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邓中夏组织领导并亲身参与了5月4日的游行。有的学生因为“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社会各界立即展开营救,作为举措之一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邓中夏和高君宇作为北大代表参加了“学联”,并被推荐担任职务。5月,邓中夏南下湖南,在毛泽东等的帮助下,策动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宣布全省学校实行总罢课。6月,受北京“学联”的委派,邓中夏赶往上海发动上海学生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上面这段回顾在1918年7月到1919年元旦之间出现了一段空白。这段时期正是邓中夏筹办《国民》的时间;也正是陈独秀酝酿创办“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每周评论》的时间,是李大钊振臂高呼《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Bolshevism,今译作“布尔什维主义”)的时间。从这样的一个时间链条可见,邓中夏的思想发展是紧随建党前夜的李大钊与陈独秀的,他就像巴金小说《家》里的觉慧,像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一样,勇敢地告别旧时代、热情地奔向新生活。

从北大红楼出发,沿着东黄城根北街往北,在路东有一条“达教胡同”,1919年9月,也就是在陈独秀获释出狱前后,邓中夏和十几位同学一起租下这条胡同的7号院,将“实行新生活”的梦想付诸实践。他们将这个院子命名为“曦园”,“曦”者,晨光也,不难体会“曦园”这个名字不但包含自况也包含自励,希望大家像早晨的太阳那样,“红日初升,其道大光”。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邓中夏在自己的书桌上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五分钟谈话”,既是告诉来人,也是警示自己,闲谈不超过五分钟。这种自勉、自诫,恐怕只有鲁迅在三味书屋的书桌上写的那个“早”字方可媲美吧。邓中夏搬到曦园并不只是为了找个清静的自习室。曦园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规章”,大家“不用听差,不用厨子,一切有关采购、炊爨、清洁、卫生、挑水直至掏粪,全由同学自报公认,负责担任。尽量订阅当时本京及外省有进步性的报纸杂志,费用由同学分摊”。曦园里还组建了许多研究小组,经常组织报告和讨论,毛泽东第二次进京期间“就三天五天不断地到曦园”(马非百:《回忆我和邓中夏同志在一起》),去同邓中夏、罗章龙等会面。张国焘曾回忆说:“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向人一本正经地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张国焘:《我的回忆》)我曾经非常冒失地进到7号院里一探究竟,发现昔日的大院落早已面目全非,只留下小小的一截,但我仍然觉得,虽然曦园生活只持续了一年,虽然曦园并非邓中夏独有,但在北京旧城的范围内,这里最值得作为纪念邓中夏的场所,不仅仅是因为这里还留有一个独门院落,更因为曦园见证了邓中夏是怎样从幽静的书斋走向喧闹的街头、怎样将美好的理想付诸生动的实践。

“要作社会的文学,要作社会改造的文学”

在崇文门至东便门之间存有一段明代的城墙,人们把那里改造为一个遗址公园。城墙下芳草如茵,在东便门角楼下立有一块石碑,告诉人们这里是旧时“蟠桃宫”所在,过去每年的三月三都有规模盛大的庙会。可能很少有人会意识到,邓中夏主持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一炮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1918年3月,在蔡元培的推动下,北大成立了工人夜校性质的“校役夜班”,按照计划,“校外愿学者暂不兼收,俟本班办有成效时再议扩张”,所以“平民教育讲演团”可以视为校役夜班的“二期工程”。1919年3月23日,“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大成立,邓中夏被选为总务干事。4月3日下午,讲演团到东便门的蟠桃宫举行第一次露天公开演讲,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当天是农历三月初三,正是蟠桃宫庙会的日子,自崇文门迤东三里,百戏竞陈、衣香人影。除开场白《平民教育讲演之意义》外,当日演讲的题目还有《如何求幸福》《勤劳与知识》《大家都受教育》《赌博之害》《做一件事当一件事》《勤劳》《改良家庭》《公德》《念书的利益》。趁着庙会人多,“讲演团”连讲三天,邓中夏在第二、第三天登台,演讲的题目是《家庭制度》《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初春的北京“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之后,“讲演团”还在护国寺开展过两次活动,五四运动后,连续四个周日在位于东安门、果子巷、西单、护国寺的四城宣讲所同时开讲,讲演内容半数以上是围绕“青岛问题”的,“救亡”的色彩非常浓重,邓中夏讲演的题目就是《青岛交涉失败史》。

1920年3月,“讲演团”决定开展“乡村演讲”,“地点定为卢沟桥、丰台、长辛店、海甸、罗道庄等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乡村讲演办法》)。4月4日,邓中夏等第一次乘着火车到长辛店去,然而由于当天是星期天,工人放假、农夫耕种、闲人到教堂去做礼拜,实在没有什么人来听。但邓中夏等一次一次坚持下来,在长辛店先后成立了劳动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铁路工人俱乐部,“创造了北方职工运动的基础”(华应申:《邓中夏同志传略》)。1922年到1923年,全国工人运动形成了一次高潮,1922年8月,长辛店铁路工人联合起来举行大罢工,最终取得了光辉的胜利。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邓中夏参加了大会并提议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最终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先设一全国总通讯处,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1922年7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被查封,不久迁往北京,邓中夏临危受命担任主任。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

“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这和“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周作人等倡导的“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的精神其实是一致的,因而“讲演团”也可以视为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十月革命”“欧战胜利”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庶民的胜利”“劳工神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1919年和1920年的5月1日,《晨报》和《新青年》分别推出《劳动节纪念》专号。同时,在李大钊等的推动下,“到民间去”受到许多人的追捧。所以,“讲演团”以及后来的“乡村演讲”事实上也受到了这些思潮的影响。而到平民当中、到社会下层中去讲演的经历也实实在在地反向教育了“新文化运动”培养的知识分子。“讲演团”虽然做了充足的准备,但仍然经常会因为听者寥寥而“不得不‘偃旗息鼓’‘宣告闭幕’”(《长辛店讲演组的报告》)。有一次,“讲演团”到丰台大井村讲《缠足的危害》,一开始听的人还不少,但不久“一些女人都半笑半羞地婀婀娜娜地回家去了”。接下来讲《平民教育的重要》、讲《为什么要读书》,“有一位年轻的媳妇,才要出门来听听,立刻叫一位老妇人痛骂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那媳妇马上关上门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报告》)

在运营刊物、从事平民教育和工人运动等的过程中,邓中夏的文学趣味、文学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转折。邓中夏的文学趣味起初是比较传统的,不少资料都反映他刚刚就读北大时,对古典文学的兴趣非常浓厚,狠下了一番功夫。在北大求学的过程中,邓中夏明显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古诗、新诗兼有。从文言改为白话,表达方式的变化其实只是外在的、浅表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逐渐由贵族化趋于平民化,这才是更为内在的变化,正因如此,“新文化运动”才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讲演团”“乡村演讲”的经验和教训都使邓中夏深刻地意识到,虽然自己主动俯下身去,可群众仍然会觉得像是学生遇到了先生,这样是无法真正获得群众的信任的。所以在长辛店建立劳动补习学校的时候,邓中夏和张太雷经常吃住在学校,“开始,工人称邓中夏为‘先生’,邓中夏称史文彬为‘师傅’。后来,厮混熟了,就以绰号相称。邓中夏称史文彬为‘麻哥’,史文彬称邓中夏为‘邓大炮’”(《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这个过程,借用延安的政治经验来看,其实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教育了邓中夏,1921年春邓中夏短暂地离京到位于保定的直隶高师任教时,已经非常自觉地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社会改造的角度来看待文学的性质和功用,他反对作“阐道翼教”和“风花雪月”的文学,提倡“要作社会的文学,要作社会改造的文学”(邓中夏:《文学与社会改造》)。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完成的《游工人之窟》《疑问》《血和铁》等诗歌,语言洗练、简洁,但情感却非常充沛,富于情感的鼓动性、感染性,和后来的“普罗诗歌”“左翼诗歌”已经非常相似了。假如不是投身于革命而英勇就义,那中国现代诗歌的历史上一定会再镶嵌上一个闪亮的名字。

“丈夫意气尚坚决,创造乾坤有何难!”

回顾邓中夏的一生会发现,他其实有很多次机会去选择更为体面、稳定、轻松的生活。比如自湖南高师毕业之后,他原本可以选择回乡教书,过殷实的小日子;比如1919年夏天,他原本可以接受资助留学,日后像他的许多同学一样成为某个领域的名家;又比如1920年夏天自北大毕业之际,他原本可以接受父亲的安排到北洋政府中去任职,待遇优厚。但是邓中夏全都放弃、拒绝了。1919年11月,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上,邓中夏在“欲终身研究之学术”一栏里写下:达尔文生物学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如果说先前的邓中夏是出于对民主主义的拥护而朦朦胧胧地去追寻真理,那么此时的邓中夏则已经非常清晰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他和李大钊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一起,建立了党组织和团组织。

在湖南求学时,邓中夏和毛泽东、蔡和森就一同拜在杨昌济门下。1918年夏天,杨昌济被聘为北大教授,搬到了鼓楼下的豆腐池胡同。8月,毛泽东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而第一次来到北京,同蔡和森一起落脚在老师杨昌济家,随后搬到离北大更近的吉安所左巷。从邓中夏常住的西老胡同经吉安所左巷走到豆腐池胡同,大约三公里。想必,当时这几个地方时常会响起一串串热闹非凡,但外乡人却难以听懂的湘音吧。

1919年5月起,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连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中国第一篇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也标志着李大钊从一位民主主义者自觉地转变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7月,李大钊等在北京今天的安福胡同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10月9日,在北大红楼北边的嵩祝寺附近召开的会员大会上,邓中夏被选为庶务股主任。1920年7月1日,在今天北京盆儿胡同的岳云别墅中召开的会议上,邓中夏又被选为执行部副主任。嵩祝寺和岳云别墅今天都并非完全无迹可寻,只是岳云别墅地处北京“西城”,许多资料却都以讹传讹地将其支到了“西山”去了。1921年10月,在邓中夏等的推动下,“学会”北京总会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邓中夏被推选为该会的书记。而此时,邓中夏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只不过为了避免引起当局注意,最初定名为“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11月,“研究会”转为公开活动,蔡元培拨出西斋两间房屋供其使用,大家取“共产主义”的英文发音名之曰“亢慕义斋”,还凑了一副对联“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党百年之际,“亢慕义斋”旧址被明确标志出来,当我实地寻访的时候发现它就正冲着西老胡同的北口。我觉得冥冥之中,这仿佛正是对邓中夏的一种纪念。

五四运动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大大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北京,以李大钊为核心,涌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信徒,这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1920年4月,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通过同李大钊的接触,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离京前,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维经斯基“同意邀请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罗章龙回忆维经斯基》),以这样的方式,参加会议的李大钊、邓中夏等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0月,北京也建立了共产党小组,11月小组吸收邓中夏等加入,并改组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1921年6月,北京支部接到通知筹备参加党的一大,当时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等几个来自北大的党员正在辟才胡同租了个房子办补习学校,接到通知后,几个人就地商讨人选。第一个推选的是张国焘,推举第二个代表时,邓中夏和罗章龙都因为已有安排无法成行,于是就定下来由刘仁静去(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尽管如此,邓中夏依然悉心投入筹备工作中,他和刘仁静在西山碧云寺租了间房,精心整理着参加一大必需的文件。1922年7月,在党的二大上,邓中夏与陈独秀等一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就在组建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同时,邓中夏等同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青年团”正式成立。1921年底,在北京团组织工作陷于不利局面的情况下,邓中夏等重新恢复了团组织,在北大召开了团员大会。他的工作思路受到许多人的拥护,因此随后被推选为北京团组织的负责人。很快,北京团组织的机关报《先驱》创刊,邓中夏亲自担任主编。1922年5月5日,团的一大在广州胜利开幕,邓中夏作为北京团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的前期筹备,并出席了大会。1923年8月,团的二大成立临时中央局,邓中夏当选为临时中央局委员长。1925年1月,在邓中夏等的主持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三大,大会决定团组织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3年2月,吴佩孚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邓中夏亦遭到通缉,在冒险处理完工作之后,3月底邓中夏离京南下。1923年冬,邓中夏曾零零星星地几次返京,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道,在位于今天北京西单附近的蒙藏学校开展工作,在乌兰夫、吉雅泰等少数民族青年的心中埋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火种。1925年,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蒙藏学校诞生。经过修复,今年3月蒙藏学校旧址正式面向社会开放。而这也许是目前有案可查的、邓中夏在北京的最后一处遗迹。

寻访邓中夏,真的让人心生敬意。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些深刻影响和改变中国的组织都已经成立了一百余年,而追溯历史会发现,它们全都和邓中夏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在当年的工作中,邓中夏经常是多头并进,比如在1920年春,他前一天还在组织、鼓励人力车夫和印刷工人成立工会,过几天又抽身去创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几日又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的聚会,再过几天又带领着平民教育演讲团商讨下一步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节奏、工作局面让人梳理起来大有眼花缭乱之感。还有一个细节也让我颇受触动,邓中夏其实并非原名,1922年4月间,为了便于从事工人运动、为了让工人们更容易记住自己,他取自己的字“仲澥”的谐音,改名为“中夏”。不仅如此,李立三的原名和常用名为“李隆郅”,基于同样的考虑,邓中夏劝他改名为“李立三”。邓中夏一辈人何以能彪炳史册、创造一个新世界呢?人们从他们那种无畏、无我、忘我的精神中似乎也可以体会到些什么。如他在诗中所写:“丈夫意气尚坚决,创造乾坤有何难!”

(作者:冯雷,系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