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知道，诸子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一批思想家，诸子学则是由诸子所创造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可是，为什么早期的思想家被称作子呢？这种称呼是如何而来，又有什么特殊含义呢？本文依据循名责实的方法，在古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求子的真实意义，希望由此解释清楚诸子及诸子学的特性。

　　子字诸义

　　汉字的子字，除了后起的诸子之子外，主要有如下几种意思：一、子指婴儿，此为子字之本义。子字既指婴儿、儿子，故贵族子弟皆以子称，如宗子、太子、庶子、公子等。二、子指干支中的子，是十二地支的第一支，如子月。三、子指子姓，是殷商的国姓。有学者以为诸子学的子就是根据子姓而来，此说恐不能成立。四、子指一种尊称，对话时称对方为“子”“吾子”，或“夫子”。“夫子”也是对不在场的第三人的尊称。五、子指周人爵制中的子爵。关于周代五等爵，历史学界看法不同。不过子爵为春秋时期爵制的一种，当无问题。据史料，称子共有四种情况：等级较低的爵位称为子；蛮夷之邦及偏远地方的君主称子；诸侯居丧继位者称子；王朝的卿士和大国（如齐国）的上卿也称子。因其为王庭所封正卿，地位接近子爵，故可称子。

　　综上，子字的诸意，婴儿、儿子、贵族子弟、最初者，意义接近，都有初始之后续意。而称对方为子或夫子，亦有尊崇意。我们推测，子爵以子字来命名，当与这些原始义项相关。在这些用法中，和后来的诸子之子最接近的，或者说，诸子称子的前身，就是子爵之子。而其直接的渊源则为春秋中晚期的卿大夫称子现象。

　　春秋中晚期卿大夫称子

　　传统儒者已经注意到古代文献中的称子现象，对此有过很多讨论。总结而言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子是对男子的通称或美称，如《论语集解》马融注：“子者，男子之通称。”二是认为古代贵族阶层中的大夫群体通称子。如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古者士大夫通曰子。”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也有类似看法。三是以为弟子称师为子，如皇侃《论语义疏》和柳宗元，皆有此说。这三种看法都不尽合乎先秦实情。其后学者对于此问题的讨论，可以顾炎武、汪中为代表。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四“大夫称子”条中指出以下几点：1.春秋僖公以前大夫称伯仲不称子。2.僖文之后执政卿始称子。3.卿大夫称子可见时世升降。此说发人所未发，确能洞察历史真机。汪中著有《释夫子》一篇，多同顾氏说，这里不详述。

　　顾炎武所论僖文之后执政卿始称子，这里略作说明。僖文之后，即晋文公称霸前后。晋文公称霸所依赖的卿大夫，有赵衰，后称赵成子，又有魏犨，后称魏武子，又有栾枝，后称栾贞子，又有荀林父，后称中行桓子，又有郤缺，后称郤成子。这些称子者都是僖文之际崛起的卿大夫（有些应为追称），可知晋国称霸、卿大夫开始崛起与卿大夫称子是同一个过程。晋文公称霸，是诸侯之升格；而卿大夫称子，则为卿大夫之升格。晋国之外，鲁国、齐国执政卿称子，都在此后，可知晋国是卿大夫称子的先导。我们根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对春秋时期卿大夫称子者做一统计，发现称子者为105人，不称子者为502人，称子的比例占全部卿大夫总数的17％左右。其中鲁、晋、齐、卫四国有称子现象，而宋、郑、陈、楚四国皆无称子者，这应该与各自特殊的历史文化有关。如果仅就称子四国来统计，则称子者为105人，卿大夫总数为370人，称子的比例占卿大夫总数的28％。因而，顾炎武认为的执政卿方可称子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称子者皆为执政卿，不过称子者必为有德业有影响的卿大夫则无问题。以晋国为例，其执政卿（也即中军帅），除了早期的郤穀、原轸、先且居不称子之外，赵盾以下皆称子，分别为：赵宣子（赵盾），郤成子（郤缺）、中行桓子（荀林父）、范武子（士会）、郤献子（郤克）、栾武子（栾书）、韩献子（韩厥）、知武子（知罃）、中行献子（荀偃）、范宣子（士匄）、赵文子（赵武）、韩宣子（韩起）、魏献子（魏舒）、范献子（范鞅）、赵简子（赵鞅）、知襄子（知瑶）。鲁国称子者多为三桓，齐国陈氏（即田氏）称子者最众，而卫国孙氏称子者最多。这说明，称子者现象和周文秩序解体、卿大夫势力上升是一致的，称子的卿大夫逐渐成为取代周文秩序的新势力，赵、魏、韩、陈四大卿大夫家族最后立国，升为诸侯，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结局。顾炎武所谓“于此可以见世之升降焉。读《春秋》者，其可忽诸？”其由细微处洞见时势之变，确乎有卓识！

　　从以上可知，卿大夫称子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变革。周文讲求名以定实，名号的变化代表着实际地位的变化。随着时势之变，诸侯可以招天子与会，大夫也开始盟于诸侯。在春秋中后期，卿大夫主盟成为常态。这就意味着，卿大夫已经晋升为诸侯一等，因而称执政的卿大夫为子，乃是一种政治地位升格的正式承认。进一步而言，卿大夫称子意味着一群新的时代精英的出现。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卿大夫精英群体，逐渐取代天子和诸侯，成为周文的继承者和时代的引领者。卿大夫称子这一现象，是新形态社会秩序衍生的一个标志。

　　新崛起的卿大夫代表了新的趋势，他们直面现实危机，解答时代课题。这些卿大夫有活力，有探索精神，但是如何深思时代和重建秩序，他们在大原则和大方向上仍旧无法提出答案。于是，一个新的精英群体出现了，他们以先王之道为号召——同时追问道本身，成为当时政治人物所追随的思想领袖。这些人，也被称作子，即诸子之子。

　　孔子称子及孔门弟子称子

　　从孔子开始出现了思想家称子的现象，这也就是诸子之子。较之卿大夫称子，思想家称子，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前者主要为政治领导人，后者主要为思想文化人物。从政治精英称子，到思想精英亦称子，这是一个权力、知识分流的过程。如果我们借用“素王”的说法，可以说孔子以后的称子群体，是一个保有道德和文化影响力的“素——卿大夫”群。思想家称子兴起后，原来的卿大夫称子现象仍旧存在，称子的卿大夫和称子的思想家共同构成一个领导时代的精英群体。从春秋中后期卿大夫称子，到春秋末期战国时期思想家称子，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历史演进，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特质由此得以奠定。

　　关于卿大夫称子与思想家称子的关系，顾炎武言之甚明：“《春秋》自僖、文以后，而执政之卿始称子。其后则匹夫而为学者所宗亦得称子，老子、孔子是也。”（《日知录》卷四）顾炎武把卿大夫称子和老子、孔子等称子现象联系起来，这就指出一个基本事实：诸子称子，是卿大夫称子的一个新阶段，而子的基本意涵有历史性的延续，表示时代精英的意味。这里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孔子、老子之称子，除了继承了卿大夫称子的传统之外，究竟有多少新的历史意涵呢？老子的问题较为复杂，我们暂以孔子为例加以说明。

　　孔子称子，其关键是孔子什么时候开始称子？如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即以为孔子未仕时不得称“夫子”，那么孔子早年授徒时自然也就不能称子了。我们同意这种看法。孔子称子当在50岁为大司寇之后，其时孔子地位与影响皆可与卿大夫等同，故可以称子，这正是春秋时代称子的惯例。但是，这不是理解孔子称子的关键处。从孔子的一生来看，他孜孜以求重整周文，在实际政治上虽是失败的，但是在思想和文化上却是成功的。孔子讲“志于道”“人能弘道”“吾道一以贯之”，这都显示了他不同于传统卿大夫之处，而有着极为自觉的超越意识，去追问一个通贯一切且可以化为行动标准的东西。孔子在其时代，一直被以一种特殊的人格目之。这种形象在孔子中年时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点，且经弟子的阐扬，而有了圣人的定位——也就是人类的典范和导师（孔子生前阻止弟子如此说）。这就在孔门内部形成一种特殊的精神共识，也是孔门精英意识的集中体现：对人类命运负责的意识，这等同于卿大夫的领导意识且超越之。由此，孔子之称子，不是简单的如卿大夫称子的爵位问题，而是一种受到普遍敬重的公认的道德和文化的力量，这与周人爵位体系中所受到的尊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的称子，不仅是爵称，更成为一种特殊的“号”。这是孔子称子的特殊之处。

　　再看孔门弟子的称子问题。孔门弟子中称子者，以有若、曾参为最，其他弟子则偶尔称子。前人从柳宗元开始，都以为二人称子是弟子对老师的称呼。实际上，如学者所论，孔子当时并不称师。孔子称子实为循卿大夫称子惯例而有新变，有若、曾参之称子显然也不能外于这个事实。故孔门弟子称子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其称子之例是孔子称子之例的沿袭，是得到孔门弟子共同认可的。因而，有若、曾参之称子是少数精英的名号，具有领袖的意味，而不是泛泛的对老师的称呼。由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像子贡、子夏这么重要的人物（颜渊早卒，不用考虑），没有称子。子贡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在外交上也有成就，为孔门的风云人物。子夏为王者师，魏文侯礼敬之，开河西之学，弟子无算。二者在历史上皆不以子称。这里的关键是，孔门内部以道为标准的承认，才是称子与否的关键。以儒门之标准而言，子贡、子夏确实不能代表孔子之道。换句话说，儒者共同体内部的评判，是称子的要害，这说明学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评价体系。类似的如墨家领袖孟胜带领徒众准备殉道时，传钜子于田襄子，可知称子或钜子代表了学者共同体的领袖地位。由此，子贡、子夏之不称子，也就可以理解了。有子之称子在忽有忽无之间，正好证明了有若的地位在孔门内部的变化。只有曾子，持久且稳定地享有了称子的待遇，这表明孔门内部对于曾子领袖地位的认可。这是孔门弟子称子的实情。

　　战国诸子称子

　　战国初年之后，称子现象更为普遍。墨家人物已经多称子，如禽子、高石子、耕柱子等。战国中期称子者更加普遍，如《孟子》书中徐辟称徐子，夷之称夷子，说明一般的学者皆可称子。由于战国官制的变迁，此时子更多成为思想精英的称号，也即今天所习称的诸子，其爵位的意味渐渐淡化了。

　　孔门之后，墨家之称子，有一个特殊的变化，即出现了“巨子”的说法以及“子某子”的新格式。巨子，又作钜子，是对墨家领袖的称呼。子某子则是对巨子的专门称呼。这是对称子格式的一个升级，为了突出学派领袖和思想导师的意义。这和孔门弟子中只有少数有资格称子一样。战国时期称子某子的例子很多，如：子墨子（墨翟），又称墨子；子禽子（禽滑釐），又称禽子；子宋子（宋钘），又称宋子；子列子（列御寇），又称列子。还有子范子（范蠡），此当为追称。由上可知，子某子和某子，是并行的两种称子方式。子某子是对某子的一个升级，表示尊崇义，也是为了和一般的称子相区别，这就有了分别师门的意义。此例当由墨家先发，之后在其他学者中渐渐流传开去。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公羊传》中也出现了子某子这一名号，如子沈子、子司马子等，古人对此有很多讨论。如何休以子某子为称自己本师的用法。后来顾炎武、全祖望对此问题皆有讨论。我们认为《公羊传》之子某子例当是受墨家影响。所谓子某子者，是推重其特殊地位的称谓方式。这似乎说明公羊学之传授与墨家学派有相当的关系。

　　战国时期称子者，意味着社会中一小部分思想精英。我们可以归纳出称子的内涵：1.立说，有著述。立说，就是思想有宗旨。人们熟知的先秦七子，无不是卓越的思想家。2.有弟子徒属，也即成“一家”，形成思想传承。3.仕宦与交游。其属于统治阶层，享有社会地位与尊贵身份，这和卿大夫的传统是一致的。4.对政局对社会有引领性。诸子关注的是为政之道，如“尚贤”“仁政”“无为”，皆为政策。而背后的原理、标准和方法，则为其所追问的“道”。诸子大多坚信圣人和王者师的观念，这表明其相信“道”优先于王权。诸子体现出的精英主义特质，是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密码。

　　结语

　　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称呼，和古希腊的爱智者、古印度的觉悟者、古希伯来的先知相比较，有其独特的内涵，不可混为一谈。称子之旧义为居于领导地位的卿大夫精英，其新义则转为思想和文化的引导者。这是文明发展的职能分化，也就是章学诚所观察到的“官师为二”。简而言之，子就是文明秩序的纸面上的大立法者，其继承了卿大夫的传统而又超越之。此时，王的神圣位置已然隐没，子之为明道者，要在精神世界重新恢复神圣秩序，要对天地万物和全体人类负责，这就占有了特殊的地位。王在形式上仍旧存在，但是需要借助圣的观念，才能重新确立其权威。由此，圣贤成为真正的万王之王，而王政大传统则被吸收转化，成为更伟大视域下的次一级阶梯。这即是诸子所开出的“内圣外王”文化结构。这表明，周人的传统至此已经被重新书写，一个诸子创造的新的大传统树立起来。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1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