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晖（合肥晚报高级编辑）

　　王羲之爱鹅，曾精心书录《道德经》，换取山阴道士一群白鹅。此掌故不特在文人圈耳熟能详，略具文史常识的民众亦津津乐道。

　　相关轶事，先见于南朝宋虞龢撰著的《论书表》。如果说，这只是文人雅士对圈内圣手逸情高致的口颂礼赞，那么，唐初房玄龄等修撰《晋书》，将此故事正儿八经地纳入《王羲之传》中，李世民也来锦上添花，为此篇传记“御撰”史论，则不啻替这桩清逸之举做了一次堂堂正正的官宣：

　　（王羲之）性爱鹅……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

　　雅韵传千古，今日去绍兴兰亭，除可欣赏“曲水流觞”景点外，还能见到“鹅池”，看到几只白鹅在清流里拨波游弋，或款款行走池边，旁若无人地对周遭游客振翅鸣叫。

　　言及羲之爱鹅原委，人们多认为其是通过观察鹅的各种神态，来领悟书法创作的道理。北宋文学家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说：“苏、黄两公皆喜书，不能悬手。逸少非好鹅，效其腕颈耳。正谓悬手转腕。而苏公论书，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此其异也。”称道王羲之日常观鹅，觉悟深邃，作书悬肘悬腕，腕臂犹如鹅颈般伸缩自如，故书作天趣盎然。同时指出苏东坡、黄山谷虽喜爱书法，却不能悬手，言下之意，则是彼辈缺乏对鹅之观察，书法自然也就不够灵动。清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其要在执笔，食指须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中指内钩，小指贴（无）名指外距，如鹅之两掌拨水者。故右军爱鹅，玩其两掌行水之势也。”又尝自题《执笔图》曰：“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气先将两足安。悟入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难。”不遗余力地阐述羲之爱鹅对其执笔的影响。爱鹅、养鹅对书法创作如此厥功至伟，于是，世间喜爱书法的人中，便出现了豢养一群鹅来观察，希冀借此提高书法创作水平者。宋钱易撰著的《南部新书》记载：“李群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奏之。又善《急就章》，性善养白鹅。及授校书郎东归，故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谐凤，工书定得鹅。’”自然，此处是在称道李群玉，可我总觉得李群玉的悟性乃至想象力都过于机械，所行的风雅之举，不过是东施效颦，滑稽堪嗤。

　　魏晋以降，文学艺术家仰慕“书圣”高洁雅行，纷取这则佳话来做诗文、绘画的创作素材。最夸张的是，明清时，画家为表现文人高士迥出尘俗的超然情志，出现了流行图画“四爱”题材的风气。按照人物生活年代排序，“四爱”中，居首的是“王羲之爱鹅”，后面依次为“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和“周敦颐爱莲”。无疑，这对相传已久的王羲之借助对鹅神态的观察，来提高书法水平的说法，做了极为直观而广泛的世俗普及。晚清山阴籍大画家任伯年喜创作历史人物题材作品，画过数幅《羲之爱鹅图》，印象颇深的是那幅题写了“光绪庚寅秋七月，山阴任颐写于海上”款识的设色纸本立轴：王羲之率书僮立于桥上，河畔数竿翠竹探向水面，透过扶疏竹叶，可见一群白鹅从桥底款款游出。画中“书圣”儒冠长颐，体态丰腴，着一袭袖口宽大的长袍，手摇纨扇，投视游鹅，流露出一派安逸、富丽的名士气息。王羲之身旁的书僮趴伏在桥栏上，以手唤鹅，稚气而生动。游鹅掌拨清波，顺流而下，意态舒缓悠闲。

　　当然，关于羲之爱鹅，也有不认可其是为了成就书法创作那般高蹈的目的，因而别开蹊径来阐释这一行为者，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

　　如众所知，道教的修炼方法之一，是重视服食养生，希冀通过进食草木动物、天然矿物及炼丹药物等，实现长生不老。魏晋时，服食丹石的风气浓郁，副作用便是给服食者的肺腑留下毒素，而王羲之正是“雅好服食养性”。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之《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旁征博引，指出天师道为王羲之家世相传之宗教。古代医书和道教典籍曾将鹅列为“上品”药物。他特别指出，古医家认为鹅有化解人体五脏丹毒之功用，“与服丹石人相宜”。山阴道士与王羲之作为道教信奉者，对食鹅的养生功效自不陌生。而道教又素有延请书法高手缮录道经的传统，且古人视抄经既可诚心静虑，感悟经旨，提升自己，功德并臻，复可弘道阐教，普度结缘，因而书法高手也多乐于应允。所以，陈寅恪认为：“故山阴道士之养鹅，与右军之好鹅，其旨趣实相契合，非右军高逸，而道士鄙俗也。道士之请右军书道经，及右军之为之写者，亦非道士仅为爱好书法，及右军喜此鶃鶃之群有合于执笔之姿势也，实以道经非倩能书者写之不可。”

　　这个解说新颖，但十分世俗，当然，还颇煞风景。羲之爱鹅，竟然源于痴迷道教服食养生之术，看重鹅肉的药疗效果。通俗地说，就是爱吃鹅。这未免有损王羲之在世人心中的名士形象。其实，名士也是人，既然王羲之起初为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延年益寿，服食“五石散”，那么，进服“五石散”出现不适，得悉食鹅有解五脏丹毒之功用，爱鹅的“书圣”为什么不能食鹅呢？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24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