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23年12月23日 06版)

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境内的汉明长城并行景观。新华社发

演讲人张国刚教授(右)与主持人张小琴教授在玉门关前对谈。资料图片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汉简。新华社发

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的金山子烽火台。新华社发

编者按

2023年9月,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人文清华讲坛推出特别节目“走读中国·丝路行”。担任主讲人的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张国刚,与主持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小琴一道,通过近距离观察河西走廊,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品格。

“走读中国·丝路行”,今天来到了甘肃敦煌玉门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关隘,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地理价值和军事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地理、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坐标。今天我们将以玉门关为轴,回顾这里曾经发生的一系列人文故事,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汉唐时期的边疆治理体系,感受古代丝绸之路波澜壮阔的历史脉络。

远眺汉长城

长城是中国的骄傲,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长城出现于先秦时期,分布于各国且功能不一,有的用于抵御边疆北部强敌的入侵,有的充当交战国之间的军事防御设施。秦国的先祖曾是周朝西陲大夫,当时西陲大夫的主要职责是养马并防范河西走廊的西戎,先秦时期秦长城的主要功能就是充当秦国西北方向的屏障。

在秦统一六国后,始皇帝修筑长城,连接了东边的燕国、中间的赵国和西边的秦国各自原有长城,构成完整的北方防护体系,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当时秦朝的疆界尚未抵达河西走廊。

西汉建立后,从汉高祖刘邦到文景时期,因国力不够强大,所以通过和亲等政策以缓和汉朝与匈奴之间的矛盾,直到汉武帝时期霍去病河西之战斩断匈奴右臂,汉朝才开始设置河西走廊的防护体系。汉武帝历时数十年在河西走廊北部修筑了汉长城。

今天,玉门关外还有汉长城残存的遗址,其特别之处在于河西走廊的这一段长城是修建在平地上的,而不像河西以东的长城诸段建于崇山峻岭之中。具体原因是,这一带可以凭依的崇山峻岭,距离长城修筑地带过于遥远,如果在遥远的山中修筑长城,就无法实现对河西走廊的保护。目前可见的河西走廊段汉长城遗址,高、宽均在三米以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骑兵直接翻越。汉代为了防御匈奴骑兵来袭,还会在长城脚下的地面挖沟,再将沙子均匀填入沟中,因此一旦有敌骑经过,就能够在沙上留下痕迹,从而为长城守军提供预警。

除了长城本身之外,分布在长城周边一定距离之内的、与长城配套的烽燧体系,也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信息传递系统。在冷兵器时代,烽燧是古人最常用的传递信息的手段,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在漫长的实践中,古人逐步完善烽燧信息系统:当发现敌情时,白天举烟,晚上则举火,而火炬的数量则代表着敌人的多少。例如,500人以下1人以上的入侵采用一种举火警报方式,500人以上则采用另一种举火警报方式,这种区别显示的做法,有点像现在城市预警方面采取的橙色警报、黄色警报、红色警报。理论上来说,古代的指挥官需要把烽燧系统的符号意义长期保密,但为了长城和烽燧沿线的居民百姓也能够及时知晓敌寇入侵情况,所以在古代战时使用烽燧信号系统常常是相机而行的。

烽燧传信除了能够传递军情,还有报平安的作用。历史上最有名的与平安火有关的故事发生在唐朝,安禄山叛军进攻长安时,唐玄宗派大将哥舒翰守潼关,哥舒翰为权臣杨国忠所迫出城应战,最后战败被俘。当时为了让长安方面了解潼关前线的战况,潼关当地每天都要举平安火告之。而在哥舒翰战败后,潼关方向的平安火消失,长安立即判断潼关可能失守,于是唐玄宗带着杨贵妃等人匆忙逃跑。在古代,每天施放平安火是需要相当成本的,消耗不少人力物力,所以这一类平安火只在有战争发生时才会施放。

汉长城及其附近的烽燧,构成了古代王朝的重要边疆警报、防御体系。从古代世界史角度来审视,长城充当的这类警报、防御体系并非中国独有,修筑类似的长距离城墙来进行防御也是古代西方国家的通行做法。例如,罗马帝国时代在莱茵河西边、多瑙河南边修筑的日耳曼长城,就是罗马帝国与当时所谓“蛮族”之间的边界防御设施。此外,罗马帝国修筑了今日英国境内的哈德良长城和安敦尼长城,其中安敦尼长城属于前沿的防御体系,并非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边界工事。

历关山几重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对于唐朝诗人王之涣这首《凉州词》所描绘的玉门关的名称来由,学者有不同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古人通过此处关隘,从关外向内运玉石,所以称之为玉门关。但是到目前为止,从出土资料来看,无论是居延汉简还是悬泉汉简,研究人员在几万枚汉简里均未发现此地玉石进出的材料。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古人通常把北边的门户称为“玉门”,“玉门”即“北门”之意。

考察汉长城到玉门关之间防御设施的排布,我们能够很明确地判断,这是一套较为复杂和严密的体系。长城以北有疏勒河,宛如一条护城河。长城内,当时玉门都尉的指挥中心为小方盘城,可将其理解为当地的防御指挥中心。作为当地的一个军事单位,玉门都尉级别与太守相若,是郡级单位主管军事的副职。除了小方盘城,十几公里外还有大方盘城,大方盘城主要用于仓储,供应驻守防卫人员的生活物资。此外,玉门关以南还有一座关隘名为阳关,阳关再往南是祁连山的余脉,祁连山向西则一直通往沙漠。汉长城、疏勒河、小方盘城、阳关、祁连山和玉门关等一起构成了古代敦煌东部地区的完整警卫防御体系。

目前推测这两座关隘的用途是,玉门关主要用于军用,而阳关主要功能则是民用。汉代出此二关需要凭证,名为“过所”。汉简上有“过所”一词,但尚无实物发现。吐鲁番曾有唐朝“过所”的实物发现。古代“过所”上除了写有本人姓名外,还写着行人所携财货人员(包括马、骆驼、奴婢等),行人所经之处也会在“过所”上标明从何路走、于某天到某地等信息,并在“过所”上相应盖章。例如,当一位古代行人经过洛阳、长安前往瓜州时,他每到一处就盖一章,盖章表示他走的路线是正确的,且证明他已经经过此地。因为古代王朝很难掌握人口的流动,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管控。

在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关隘,除了丝绸之路上的玉门关、阳关之外,东边还有函谷关、武关、雁门关等通道,均用于盘查人员的流通和携带的物资,防止意外发生。通常过关时守卫人员对商人收税,对一般行人只检查“过所”,行人仅需证明所带物品等属于自己即可。此外,古代交通史上还有一个与“关”相似的概念——“津”。“津”即“渡口”,例如孟津就是古代著名的黄河渡口。

数玉门故人

唐代诗人李颀《古从军行》有云:“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其中的“玉门被遮”,典出汉武帝时李广利征大宛故事。李广利的姐姐是汉武帝的李夫人,哥哥李延年在武帝身边做宫廷乐师。当时的乌孙与汉朝交好。汉朝送了几位公主到乌孙国,乌孙国赠送了汉朝几十匹马,马在古代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于是汉武帝派李广利到更远的大宛国求马。然而,此番李广利带人到大宛找马过程中遭遇大宛强烈抵抗,军士伤亡较多,李广利被迫回撤。当李广利人马撤至玉门关时,汉武帝诏书已到,不但禁止李广利入关,还下令遮住玉门,声称如果李广利入关即斩首。汉武帝一方面遮住关门,一方面增调大军补充李广利,让他继续攻打。李广利带着军队再次攻打大宛,不过这次他并没有在前线死磕,而是选择绕开前线,直奔大宛国的都城。大宛国的守城人害怕,便杀了国王投降并将马奉上。汉武帝对大宛马赞赏有加。起初,汉武帝将乌孙的马称为“天马”,后来他又将“天马”之名赐给大宛马,乌孙的马则被改称为“西极马”。

我们非常熟悉的两则成语“投笔从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版权所有者是东汉的班超,他也是玉门故人。西汉时期,汉武帝曾在玉门关以西设置一些驿亭,便于两地交通和人员往来,并部署屯田。汉宣帝时期,公元前60年设西域都护府管控这些设施。而到了两汉更迭之际,中原王朝自顾不暇,对西域鞭长莫及。东汉光武帝刘秀把主要精力用于安定国内。直到刘秀的儿子汉明帝刘庄统治时期,才派窦融的侄子窦固再度北击匈奴。此时的班超正在做文书工作,因深受张骞影响,他决定投笔从戎,协助贯通西域。班超以假司马的身份代理军官,跟随窦固大军到伊吾打了胜仗。但是窦固大军一时间难以深入腹地,于是窦固派班超带了30多个人前往西域。当时绿洲地带在西域交通中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西域绿洲各邦的配合,丝绸之路就很难通畅。班超等人到达鄯善(古代曾称为楼兰),劝鄯善王恢复与汉朝的往来。鄯善王起初非常热情,但是过了几天就开始冷淡、怠慢。班超把接待他们的人叫来询问:“是不是北匈奴派使者到这里来了?”接待之人一下子变得神色慌张,班超当即明了情况有变。《后汉书》记载,班超召集同伴通报目前的危险处境,跟大家说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当天晚上班超带领众人将匈奴使者一网打尽,之后事态发展如班超所料。这正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一成语的出处。窦固胜利而返并举荐班超作为使者出使西域。自此班超在西域纵横捭阖,前后长达31年,先后平定于阗、疏勒、龟兹等地。东汉第三位皇帝汉章帝刘炟曾想让班超回中原,可是疏勒的国王不同意,并对班超说:“你回去我们有事找谁?”于是班超决定留下。

班超在西域31年,功勋卓著。他最突出的有两项功绩,第一是互派质子,在班超的努力下,西域50余个国家都采取了派质子赴汉这一行动;第二是派甘英西行,甘英到达了此前张骞等人从未踏足的地方。《后汉纪》载:“和帝永元中,西域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临大海而还,具言葱岭西诸国地形风俗……甘英逾悬度乌弋、山离,抵条支,临大海。欲渡,人谓英曰:‘海广大,水咸苦不可食。往来者逢善风时,三月而渡;如风迟则三岁。故入海者皆赉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具问其土俗。”当时甘英未能跨海前行,罗马帝国和汉朝也没能实现直接沟通。不过通过当时的中间商——安息人,双方实现了贸易往来。后世看来,当时如果汉朝与罗马直接交往,会给中间商造成很大损失,所以中间商在帮助汉朝跟罗马进行直接沟通方面并不积极。

除了西行开拓,和亲也是当时的重要活动。汉代经玉门关外嫁的公主有两位尤其著名,一位是细君公主,另一位是解忧公主,两位公主先后嫁给西域乌孙王,见证了汉与匈奴在西域的复杂博弈,细君公主病逝于乌孙,解忧公主卷入乌孙内乱一度被囚,后被汉朝西域都护郑吉所救,最终返回汉朝。

忆丝路行旅

班超甘英之后,后续朝代还有众多旅行家如“孤勇者”般踏上丝路,开拓商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小的地方割据政权就有人经丝路西行取经,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强盛王朝作为后盾,丝路拓展困难异常。至唐代,丝绸之路达到鼎盛,这与强大的国力息息相关。唐朝的丝路旅人中,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玄奘之外,还有西行名人杜环。杜环在玄宗天宝十载(公元751年)的一次西域战争中被俘,此后周游西亚列国,到达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地,最后经埃及返回中原,并著有游记《经行记》。遗憾的是,杜环所作的这本游记并未完整流传下来,杜环族叔杜佑著有中国第一部典志史《通典》,其中有几段文字引自杜环《经行记》中记载的见闻、风俗、人情及攻守等相关内容。历史学者张一纯曾给《经行记》在《通典》中的内容做注释,写成《经行记笺注》一书。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退。公元783年,即敦煌陷于吐蕃后两年,由于吐蕃阻断丝绸之路交通,唐德宗派杨良瑶走海路,从广州到西边去联络大月氏。与西汉张骞当年的任务相似,杨良瑶此行的任务是断吐蕃右臂。最终的联络行动没有收到效果。不过近年来有学者发现了他的墓志,其中叙述了这件事。学界认为此事颇具研究价值,因为杨良瑶先于明朝郑和600多年,是唯一有记录的官方派出的经由海路的西行使者。

历史上的丝路旅人,多开拓和探索之举,历朝历代都有很多这样的人,法显、玄奘等是为自己的理想而西行,张骞、班超等人西行则是忠于自己的使命。而在这漫长的历史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功业,特别是汉唐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对西行道路的开拓功不可没。当然这条路上还有很多戍卒、商人等普通人,他们与代代英杰一同书写了丝路的历史。我们如今在玉门关前,在历史的遗迹前可谓是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西域道路上的旅人中,还有一群特殊的人,这就是在丝路上从事贸易的粟特人。20世纪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曾在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里发现了十几封粟特人的书信,内容主要是向家乡以及供应商报告情况并说他们在洛阳以东的地方做生意。粟特人自己并不从事生产,作为中间商拿西域的胡椒、香料、玉石或其他宝贝来和中原进行交换,古代丝路贸易中粟特人十分活跃。敦煌有一个从化乡,约1400名粟特人曾在那里定居生活,推测古代丝路贸易期间粟特人在河西走廊有很多类似的“据点”。粟特人在“据点”做生意,把西边的东西贩入,把东边的货品贩出。在这个过程当中,商人们不但要做商业销售,还要做货品运输。

“通”“守”的平衡

古代丝绸之路从长安一直通到地中海,是贯通中西的通道。当历代中原王朝不断向西拓展、努力保持丝路畅通时,同时期的西方也在试图实现向东通行。西汉张骞通西域时,中西通道西侧的波斯人已经为东进做了几百年的工作。古希腊人的对手、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曾经开拓东进路线,波斯国王曾说“我在苏萨(即今天伊朗东南部),可以吃上地中海的鱼”,可见当时波斯官方驿道已经建好。后来波斯王朝亡于亚历山大东征,亚历山大所建帝国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一分为三,当时亚洲这一部分叫塞琉古或塞琉西王朝。而亚历山大等人到达阿富汗、印度等地之后,已经无法继续东进了。相对而言,中国人开辟的丝路绿洲通道,无论是西汉以驿亭的形式来管理,还是东汉班超纵横捭阖各方来控制,或是唐朝通过设置一些州县来管理,都对古代丝路的畅通有重要意义。

对于古代丝路而言,玉门关等关隘是古人眼中的“门”,此“门”内外,张骞凿通西域是“通”,列四郡据二关则为“守”,“通”与“守”的关系实际是辩证统一的。

要维系“通”和“守”的平衡,首先要守住门。西汉打通西域建立防守体系,才有丝路之启;唐太宗驱逐西突厥经营丝绸之路,方有丝路之盛。而相比之下,丝路在汉唐之间有过一段混乱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门关作用也不如汉唐时期显著,因为中原王朝触达此地的力度较弱,“守”既不易,丝路之“通”也变得艰难。直到进入唐朝,玉门关重现昔日之盛,玉门关主题的唐代诗歌纷纷出现,正是因为唐朝有能力在丝路沿线一些地区增设郡县,为丝路畅通提供保证,能够守住门进而通达各处。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汇之路,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不同文明交流互动。这不仅是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对后世的我们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张国刚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2004年入选清华大学“985百人计划”,2006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年入选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名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及中西文化关系史。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普及读物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以及“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正奖及提名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正奖及提名奖)等。在清华开设的《中西文化关系史》获评清华大学、北京市、教育部精品课程,《大唐兴衰》获评教育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讲座文稿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牛雪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