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在大夏发现邛杖蜀布

真身墓可能在成都老官山

李后强

《史记》张骞传、西南夷传、大宛列传等记载,西汉探险家、外交家张骞,受汉武帝指派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四川的邛杖和蜀布,引起武帝极大兴趣,再次指示张骞第二次西行,到了蜀地四川邛崃、宜宾等地。学界推测,张骞是喝酒的,否则无法应对匈奴复杂的局面,也难数次翻越帕米尔高原。张骞与西汉名人四川的司马相如、卓文君、落下闳、文翁等同朝为官,多有往来,晚年长住蜀地,死后葬于天回镇老官山。如今,在四川邛崃已经酿出“邛杖酒”,以纪念张骞“凿空”伟绩,并融入“一带一路”和新丝绸之路建设。

司马迁在《史记·张骞出使西域》写道:

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明年,骞为卫尉,与李将军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出使乌孙…...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骞还,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余,骞卒。

文献记载很清楚,张骞是汉中人,建元年间被任命为郎官,以郎官的身份应募,出使月氏。朝廷封张骞为博望侯。第二年,张骞担任卫尉,因晚于约定日期到达,被判处斩头,他用爵位赎免死罪,成为普通平民…...后来,皇帝授予他中郎将的官职,出使乌孙国…...张骞回到朝廷后,被封为大行令,爵位排列在九卿之中。一年多后,张骞去世。这里很明确,张骞去世时为“大行令”(官名,西汉初称典客,掌归降的各少数民族,景帝中六年改称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称大鸿胪,又改其属官行人为大行令),不是“博望侯”,他曾被“判处斩头,用爵位赎免死罪,成为普通平民,”因此墓葬不能再用“博望侯”。

此外,《史记》只写他是汉中人,没说具体地点。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都没有说。

还有,从文献可知,张骞出使西域,后来又入伍打仗,说明他懂马术和医术,身体很好,否则难以远行。同时,张骞在大夏见到邛杖与蜀布,说明他对四川纺织熟悉。《史记·卫青列传》记载:“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博望侯……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猝,冢在汉中。”这里说“大行”(双关语即大行令、修行)去世,“大行,犹远行”。《佛学大词典》解释“大行”为行业广大之意,指菩萨之修行。菩萨为求佛果菩提,乃发大誓愿,历经三祇百劫,修波罗蜜等诸善万行,积大功德,故称大行。反之,声闻、缘觉等二乘之行,则称为小行。说明张骞晚年在修行中去世,属于归隐。“冢”在汉中,但不知是衣冠冢还是真身墓?

张骞是在哪里去世?死后葬于何处?1938年7月前,这是西汉史学一个重大悬案。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陕西城固张骞墓是衣冠冢。1938年7月后,西北联大历史系对城固张骞墓发掘,出土了汉砖、汉五铢钱、疑似“博望封泥”等文物,于是确定是真实的张骞墓。次年,黎锦熙书写了《汉书·张骞传》并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骞墓碑记”,这样就铁板钉钉丁了。

其实,这是比较草率的决定,因证据太少,漏洞又太多。但限于当时考古手段和经济条件,我们不能苛刻要求前人。1938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由于战况非常激烈,国立西北联大为了教学安全,把校址迁到陕西城固。学校的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听说张骞墓就近在咫尺,于是组织师生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张骞墓进行的科学发掘。但是这次发掘仅对墓道和墓前的石兽进行了清理,并没有进入墓室(在此之前,张骞墓已经历多次盗扰)。清理甬道时,出土了马骨、汉砖、五铢钱等文物。而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刻有“博望造□(或铭)”的墓穴“封泥”,这也是张骞墓所在的最有力证明,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然而,对这件文物的定性争议还是很大的,有“玺印说”“封泥说”“范印或范母说”等,至今仍没有定论。因为发掘的年代比较久远,当时也没有正式发掘报告,只是后来从当时的文档中整理出下面的描述:

“是物为一灰色陶片,大约二十四公厘见方,厚约四公厘。正面有陽文疑为‘博望■造(或铭)’四字。案:‘铭’字徐铉新附。出土后,洗刷过力,致稍损蚀。字体在篆隶之间(篆多隶少),背面为平面,惟显有一不规则圆形之小凹凸面,似原有附着物(如鼻钮之类)面脱落者。”

显然,当时也没有完全确认。而国家博物馆在各大展览中均采用了“封泥”的说法。现在国家博物馆(或故宫博物院)还可看到一件只有指甲盖大小却非常醒目的展品,它就是出土于张骞墓中刻有“博望造□(或铭)”的“封泥”。至此,大家清楚了张骞墓的来历。具体过程,可以参阅卜琳、白海峰等学者2013年发表在《考古与文物》第2期的论文《张骞墓考古记述》。从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何士骥1942年11月发表的《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看,他也没有对“张骞墓”的墓主进行认定。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刘瑞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学界无法给出城固“张骞墓”的墓主是张骞本人这一结论,都是“疑似”。据南阳市文化广播和旅游局局长白振国说,城固县当地知情人告诉他,城固“张骞墓”不是张骞真身墓,只是衣冠冢。

封泥(正)

封泥(侧)

“博望”封泥(国家博物馆 藏)

后来的文献反而越来越明确,张骞病逝于长安,归葬于故乡城固。中国史学的特点就是,后人比前人记载更清楚,有时连细节都写出来了。这正好印证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学观:“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

张骞真身墓在城固,证据不充分。理由在于:

一是考古出土文物都是东汉的,而不是西汉的。

二是考古的墓是清代重建的,不是汉代的。

三是“封泥”根本没有清晰文字,是后来猜测附加的。

四是当地的地名本身就叫“博望”,不是张骞墓的原因。

五是没有任何关于张骞的直接证据,比如他的遗骨、使用的器物或有关文字记录。

六是张骞去世时不是博望侯,不能再用此封号(后来也没有恢复博望侯官位),只能用大行。

《辞海》解释,博望,古县名,西汉置,取其“广博瞻望”之意,属南阳盆地中的平原地区,东南即是江淮平原,恰在宛(南阳古称)东边沿,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商贸繁荣。可见,博望表示地名,不是官名,先有博望,再有张骞。博望先后为侯国、为县、为店、为驿、为镇。如果说那个“封泥”文物是真的,那么也只能算“玺印”,不是张骞的私人印章,相当于公章,当年当地最高官员都可以使用。

张骞生于陕西城固,封侯于河南方城,没有问题。河南南阳市有个“博望镇”,历经1800多年风风雨雨,仍留下张骞桥、白马寺、张骞祠、张骞封黾碑等名胜古迹;张骞封侯于博望后,在此居住数年,并娶妻生子,其家族已繁衍73代,同宗有852户,计4268人。如今,张氏后裔家中堂上有对联云:“博留受封留芳远,固巩迁居世泽长——张公百忍”。字里行间记述了张骞封侯于博望,其后人不忘祖训、传承家风、辛勤耕耘的历史佐证。

陕西城固张骞墓应该是衣冠冢,不是真身安葬地。据说前不久河南南阳市发现了“张骞头盖骨”,用碳-14测定头骨,年限不对。经考证,头骨是许舜的,不是张骞的,许舜由汉宣帝刘询(西汉第十位皇帝,前91年―前49年)册封为博望侯。因此,张骞真墓还是没有找到。

那么,张骞墓到底在哪里?

我们要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及其以后来思考。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民间传说在那里埋葬了一位古代大官员,因此叫“老官山”。这里的汉墓发掘是一次轰动考古界与医学界的重大发现,证明张骞真墓可能在天回镇老官山。

成都老官山汉墓发掘现场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墓葬位于土门社区卫生站东侧,当地俗称“老官山”。已发掘墓葬4座,M1、M2、M3为一组,M4为一组。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4座墓葬椁室内器物多遭扰乱,但墓葬底箱随葬器物保存较好,位置基本未变。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重要遗物分析,应是一处有较高身份地位的西汉木椁墓墓地。出土遗物共计620余件(不含简牍),其中漆器240余件,陶器130余件,木器140余件,铜器(含钱币、汉五铢钱)100件,另有少量铁器、竹编器、草(棕)编器等。其墓葬年代推测在汉景帝(157-141BC)、汉武帝(141-88BC)时期。

1号墓M1有墓主年代和身份信息。墓中发现了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50多片木牍上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的法律文书(税收制度等),还有一部分木牍记载的是求子巫术。M1墓为双棺夫妻合葬墓,出土物品有耳杯、盘等。M1墓中出土的漆器上有“景”铭文。这里“景”应该是指“景帝”的谥号,说明是景帝所赐的遗物。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在位16年,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古代帝王、诸侯、高官大臣等人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称为谥或谥号。谥号是死者生前事迹和品德的概括。“景”是美谥:“由义而济(获得成功)曰景”,“耆(通“嗜”)意大虑(喜欢深思熟虑,善于充分谋划)曰景”,“布义行刚(传播仁义,品德坚强)曰景”,反映景帝政治及其性格特征。说明1号墓主非同一般。

成都老官山汉墓M1出土的漆器上的“景”铭文

在2号墓M2的“夹层”里,发现了4部蜀锦织机模型,以及15个彩绘木俑。织机上残存丝线和染料,以及木俑身前的铭文。通过对墓主颅骨的鉴定,这是一位45—50岁的女性,推测陪葬织机是她生前擅长或管理的对象。4部织机中,一部织机略大,高约50厘米、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另外3部织机则略小。汉时成都蜀锦织造业十分发达,朝廷在成都设有专管织锦的官员,因此成都有了“锦官城”称谓。这些木俑或立或坐,手臂姿势也各不相同,根据木俑形态推断,整个状态如同再现了一幕纺织工劳作的图景,其中还有一名监工正在监督工作。如果按木俑与现代人的身高比例还原织机到原来的大小,应达到3米多高,4米多长,所有部件组合起来,或有一间十数平方米房间大小。

成都老官山汉墓M2出土的蜀锦织机模型及彩绘木俑

成都老官山汉墓M2出土的木俑及劳作场景

成都老官山汉墓M2出土的木俑

这4台织机模型,是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填补了我国丝绸纺织技术的考古空白。中国丝绸博物馆历时3年,用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提花织机,成功复制出复杂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完美印证了之前新疆著名学者武敏认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是成都锦的论断。这被视为填补世界和中国丝绸织造研究史的重要发现,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考古人员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群2号墓中还发现了3只竹笥,其中居然装有鸡、牛、猪等动物骨骼。“2号墓墓主人可能是个好吃嘴儿”,也可能是厨师或医生。

成都老官山汉墓M2出土现场

3号墓M3发现了近千支竹简,经过解读其中大部分为医书。出土医简920支,分两处存放,编号M3-121共736支(含残简),根据竹简长度、摆放位置、叠压次序和简文内容,可分为9部医书,部分医书内容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是研究中医发展史的重大发现。这些竹简内容涵盖诊断、病例、病症和经脉针灸等,相当丰富。除此,编号M3-137共有竹简184支(含残简),内容为《医马书》即兽医专著,也属于首现。同时,M3还出土了完整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高约14厘米,五官、肢体刻画准确,白色或红色描绘的经脉线条和穴点清晰可见,不同部位还阴刻“心”“肺”“肾”“盆”小字,应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

老官山汉墓M3出土的经脉人俑

老官山汉墓M3出土的经脉人俑

老官山汉墓中4座墓葬的6位墓主遗骸保存均较好,其中尤以M1保存人骨最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海兵同志认为,M1墓葬的墓主男子身高近1.7米,超过现代四川人近4厘米,生前或爱好骑射,是个名副其实的“高富帅”。

据四川省体育局编著的《2010年四川省国民体质监测报告》,45-49岁年龄组男性平均身高166.0厘米,40-44年龄组女性平均身高155.7厘米,分别比M1墓中男子和女子矮了3.91和4.52厘米。根据人骨鉴定方法可知M1包含两例个体,男女各一例,男性死亡年龄大致在45-50岁,女性大致在40-45岁。M1男性墓主身高约169.91厘米,女性墓主身高约160.22厘米,与同时同地人群相比,身材均较为高大健硕。尤其是男性墓主表现尤为突出,其身体整体发育状况不仅远超西南地区的古代人群,同时也超西南地区现代人群的平均水平,甚至超过我国北方地区很多地点的古代人群。原海兵同志推测,M1墓主男女两性身材均相对高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北方人群相关的信息,“或许暗示其可能有北方人群基因的传承”。

通过观察发现,M1墓中男性墓主全身骨骼发育均较为强壮,尤其是上肢左侧肘关节和右侧肩关节周围肌嵴发育最为显著。这些肌嵴可能与两侧上肢长期用力内翻,上肢肌肉群不断内收与拉伸活动有关,结合历史材料,可能与墓主日常的张弓射箭活动相关。墓主的两侧股骨颈处(两侧髋关节)可见所谓的“骑马人小平面”发育,这预示着墓主可能有长期的骑乘行为。此外,墓主下肢膝关节、踝关节周围均有发育的肌嵴,尤其是骨骼两端表现明显。综合分析,原海兵同志认为,M1男性墓主生前可能有长期的骑马、张弓射箭等行为,可能曾有一段戎马生涯或在生活中是一个尚武、爱好骑射的游猎者。

老官山汉墓的抢救性发掘从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持续大约1年多,有很多首次以及填补空白之类的成果,最终获选2013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特别有颠覆性的成果可能是发现了“张骞”真墓。M1男性墓主也许是张骞。

张骞(前164年―前114年),中国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东方的哥伦布”。他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张骞受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招聘出使西域。汉武帝是西汉第七位皇帝,是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公元前141年3月21日登基(16岁),在位54年(公元前141年3月21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创造了大汉辉煌。

张骞与四川关系密切,在成都有很多关于他的民间传说。

成都有一条君平街,是为纪念西汉思想家严遵(严君平)而命名的街道。严君平是著名道家学者,懂阴阳,西汉初期以卜筮耆龟给人看相为业,后来隐居并有很多著作。

严君平是蜀郡临邛万石(dàn)坝严河湾人,本名庄遵,在算命之前,曾是石室书院的老师。因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与主流的儒家思想“做对”,严君平在学校“混”不下去了。

当不了老师,严君平还是想方设法宣扬他的忠孝信义和老子道德经。严君平就住在这条街上,他每日在市井俚巷摆摊,专门为人打卦看相、测字算命。每天来找他算命的人络绎不绝,但与别的算命先生不同,严君平不管客人多寡,每天收够一百金(铜板)能维持当日生计,就收起摊子,回家闭门读书。

传说西汉张骞凿空西域,行到一条大河边,看见一个牛郎在河边牵牛饮水。他渡过对岸,又看到一个妇人在河边织布。他上前打听这地方叫什么名字,那妇人并不回答,把支起织布机的一块石头取下来,递与他说:“你回去问问蜀中严君平便知晓了。”

张骞带着这块石头回到成都,找到那位在成都卖卜的严君平。严君平一看那块石头,大吃一惊,说:“你是不是某年某月某日,在一条大河边,看见一个牛郎和织女?啊呀!那里便是银河嘛,你看见的一个是牛郎星,一个是织女星。看!我这里有记录,那天我观天象,正好看到一个客星犯织女。”张骞便将那块从银河带回来的支矶石送与严君平。于是,支矶石便留在成都,那条街便叫支矶石街。

成都确实有一条“支矶石街”,同时又有一条“君平街”,至于张骞是不是真的去了天上已无从考证。但这个流传了数百年的民间传说,正好把张骞与纺织女、牛郎(马夫)、巫术、算命、医学等联系起来,与天回镇老官山西汉墓出土文物特征十分吻合。

张骞是否真的来到了成都?又是否见过道家学者严君平?2017年12月20日,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围绕着这一系列谜团进行了梳理。据他考证,张骞遇见织女的传说,不足为信。但据史书记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119年—前115年)的确曾通西南夷,因之行蜀到达成都。王仁湘在明代官员、学者曹学佺所著《蜀中广记》中的《严遵传》里发现,文中引述了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一个传说:张骞出使西域访大夏穷河源,回程时,他的船上载回一块大石头。随后,他运到成都,访问了知天晓地的道家学者严君平。严君平告诉张骞,这是天上织女的支机石。《荆楚岁时记》记载,张骞带回了支机石流传,后来,成都留下一条“支矶石街”。就在距支矶石街1.6公里的地方,就有一条“君平街”,相传,正是当年严君平住地所在,街名沿用至今。

据王仁湘考证,严君平,史有其人,西汉时期成都人,相传是扬雄之师。王仁湘认为,张骞到过蜀郡成都,倒是确有其事。据《汉书·张骞传》记述,汉武帝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开始“复事西南夷”。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情况后,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那为何要到成都呢?《史记·大宛列传》里则充分讲述了,“张骞说道,在大夏见到蜀地所产邛杖蜀布,那是大夏人由数千里外的天竺购得。他推测天竺离蜀地不远,所以贸易蜀地特产比较便利。”由此推测,由蜀往南经身毒(中国对印度的最早译名)至大夏有商路相通,这才引起汉武帝极大兴趣。为通西域的西南行,张骞的足迹曾留在天府之国,曾驻足成都,寻邛杖、访织女。

《史记·大宛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馀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这段话的关键在,“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就是命令张骞去四川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亲自主持其事,在犍为郡派遣出使各国的使者,这就是《史记·大宛列传》里记载的“乃复事西南夷”。这是因为汉武帝基于沟通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

犍(qian)为,郡名,西汉建元六年(前135年)置,治所先后在鄨县(今贵州遵义西)、广南(今四川筠连)、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武阳(今四川彭山东)。辖境约当今四川简阳、新津以南,大足、合江、贵州绥阳以西,岷江下游、大渡河下游、金沙江下游以东,云南会泽、贵州水城、金沙江以北地区。“乃复事西南夷”,就是说又从事通西南夷的活动了。西南夷,即西夷和南夷,汉时是对分布在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南部,贵州西部、北部,云南和西藏昌都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泛称。显然,张骞到过四川,并且晚年长期在西南地区工作。

张骞(前164年―前114年)与西汉名人司马相如、卓文君、落下闳、文翁同朝为官,其年龄小于四川朋友,作为小兄弟的张骞对这些学者官员的故事和成就非常清楚。民间传说张骞曾到过成都许多地方,在成都拜访文翁(前187—前110),到临邛(今邛崃)看邛竹杖、拜文君井,喝了美酒,也到阆中看望落下闳故里。

文翁,名党,字仲翁,公学始祖,庐江舒人(今安徽省舒城县人),西汉循吏,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张骞在大夏见到邛竹杖,想看看生产地临邛。还有卓文君是临邛人,也要拜访她的出生地,看看“文君当垆,相如涤器”发生的地方,这些都在情理之中。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汉族,四川省蓬安县人,西汉辞赋家。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时用钱换了个官职,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但这些并非其所好,因而有不遇知音之叹。汉武帝十分欣赏他的代表作《子虚赋》而得到重用,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有明显的道家思想与神仙色彩。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

卓文君(前175年—前121年),原名文后,西汉临邛人,原籍邯郸冶铁家卓氏,汉代才女,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蜀中四大才女之一。卓文君为四川临邛巨商卓王孙之女,姿色娇美,精通音律,善弹琴,有文名。她有不少佳作,如《白头吟》,诗中“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堪称经典佳句。

落下闳(前156年—前87年),复姓落下,名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人,西汉时期天文学家,太初历主要创立者,浑天说创始人之一。

我们根据前面的分析进行推测。张骞晚年在四川主持西南夷工作,主要住在天回镇老官山,时间有4年多(甚至更长)。因积劳过度(即“大行”),于公元前114年在成都病死,享年50岁,与夫人同葬,下葬时间与老官山汉墓测定时间吻合(141-88BC)。随身携带的医学书(M3墓)是在汉景帝(157-141BC)时期由齐地(山东)学者抄录,有些重要家具也是景帝时期的产物。由于长期骑马射箭,对医治马病有研究,随身携带《医马术》(M3墓)书籍。同时,喜爱蜀布蜀锦,对纺织机很有兴趣,随从人员(M2墓)保管4台模型。汉代初期采用道家思想治国,汉武帝又转用儒家思想。张骞对道家、儒家思想都不排斥,与道家严君平(公元前86年—公元10年)的老师(不知姓名),与儒家蜀郡守文翁,往来甚密。这些逸闻趣事,在西汉的成都几乎都是家喻户晓,因此有了“支矶石”与“君平街”的民间神话传说。

历史上对于张骞夫人没有记载,但她是北方人应该可以肯定,随军而来四川,与M1女性墓主身高约160.22厘米符合。

张骞的经历和身材,与“老官山汉墓M1男性墓主身高约169.91厘米”“M1男性墓主生前可能有长期的骑马、张弓射箭等行为,可能曾有一段戎马生涯或者在生活中是一个尚武、爱好骑射的游猎者”等特征,应该十分符合。

可以大胆猜测,天回镇老官山一号M1汉墓是张骞及夫人的真墓。如果这个猜测被证实,那么就破解了一个重大历史悬案。

写于2023年12月30日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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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李后强(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