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在《文字改革与中国近代速记术的确立》（《清史研究》202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代速记术的雏形是一种文字改革方案。它仿照西方的速记样式，融合汉语音韵创造而成，最初主要传播于民间。预备立宪时，清政府意识到速记术的重要性，拟聘请熊崎健一郎来华教授速记术，却遭到拒绝。其时，蔡锡勇的《传音快字》受到清政府的发掘和重视，被改造成更具中国语言特色的速记术，此即速记学堂的教学蓝本。这标志着“速记术”正式由传授于民的文字改革方案转变成一项服务于民的专业技能。“速记术”性质的转变也体现出清末拼音化文字改革式微，中国的文字改革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1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