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24年03月23日 10版)

清初刻本《水浒叶子》。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摄/光明图片

《水浒传》书影。资料图片

陈洪 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任《文学遗产》《天津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编委,《文学与文化》主编,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研究领域涉及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明清小说、文学与宗教等诸多方面,著有《结缘:文学与宗教》《中国小说理论史》《金圣叹传》《六大名著导读》《漫说水浒》等。

解题

首先从“基因图谱”说起,基因就是通常说的遗传因子,是生物科学的一个概念。第一,基因是最基本层面上的构成;第二,基因代表传承,父系、母系的基因通过一种组合产生新的生命,传承其来有自。

基于这两个意义,我们借用文化基因,分析文学人物的基本性格:它是怎么来的?可能来自作者的奇思妙想,也可能不完全是。有一种基因分析方法,是对排列构成进行分析,往往就用“图谱”这个词。我们因此借用“图谱”来分析《水浒传》中一些重要人物形象性格的构成,探究作者当初可能从哪儿受到启发或影响,其所塑造的形象来源何处?来源是一个还是多个?这些来源之间是相辅相成还是出现了不兼容的情况?对文学形象的文化基因图谱分析,就此展开。

交融,意指不同的源头发生了很好的融合,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的个性化形象。排异,是说来源的源头有点问题,因为某些因素可能导致它们不能够很好地融合,进而出现问题。

大家都能理解,即便是名著也并不意味着十全十美。比如《红楼梦》可谓中国古代小说“巅峰之作”,但存世的《红楼梦》并未写完。前几年一度流行从秦可卿的形象分析小说中意图暗示的众多阴谋(这种分析站不住脚),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正是因为作品本身存有漏洞。所以,我们借助基因图谱分析人物形象的来源、多源头之间的关系,分析创作的成败得失,这样可以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作品。

勇侠、狂禅花和尚

先讲交融。我认为,《水浒传》中完全成功的交融例子是花和尚鲁智深。《水浒传》有好多优点,比如故事情节吸引人,还有一些对封建社会黑暗的揭露,对当时昏君佞臣的批判;但最主要的是,它写出了若干前所未有的非常生动的文学形象。古人评论《水浒传》,说它写了108个人便有108种模样,这是夸张之语,但是它的确描写了一二十个给大家留下印象的人物,其中又有五六个历久不磨、真正让读者过目不忘的文学史上著名人物形象,比如:武松、鲁智深、李逵、林冲、宋江等。

一般提到鲁智深,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勇武、侠烈,但今天我们解说的重点是鲁智深的狂禅。《水浒传》的故事有一个长久的传播和丰富的过程,在小说史里叫世代累积:从南宋开始就有相关的故事,到了元代的元杂剧,水浒戏是一大块,后来才发展到了《水浒传》。《水浒传》成书究竟是在元末明初还是明正德嘉靖年间,尚无定论。早期的水浒故事里,鲁智深的形象很简单,就是僧人鲁智深加入梁山队伍。元杂剧里的鲁智深也不相同,比如《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中,鲁智深还会搞点“小资情调”。到了《水浒传》,鲁智深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侠、勇、烈。

有文学观点认为,《水浒传》里最能给读者带来温暖和力量的形象首推鲁智深。他三拳打死镇关西,从母题的意义上来说,接近于英雄救美,且不是带有情感色彩的英雄救美,鲁智深是纯粹的路见不平——目睹一个流离他乡的女子金翠莲遭遇欺侮、霸占诸般悲惨,却还要被勒索、榨取,鲁智深激于义愤拍案而起。起初鲁达(鲁智深当时的俗名)并未想打死镇关西,只是想救走父女二人,对镇关西施以惩戒。可是他拳头力量太大,只三拳就痛快淋漓打死恶霸镇关西,就此惹下官司,只能落发为僧避祸江湖。

侠,就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社会正义的人,有担当、有热血。这样的基因在此前水浒故事里的鲁智深身上是看不到的,但是在《水浒传》诞生之前的《西厢记》中是可以看到的。文学史上的“西厢”有两个本子,即“董西厢”和“王西厢”,这两部“西厢”里面都有一位勇武的和尚。

先看“董西厢”里的法聪和尚。故事里一个强徒孙飞虎率众来抢民女崔莺莺为妻,这时张生要出来做好汉,但张生只是有个姿态,他没有力量,关键时刻法聪和尚挺身而出,说自己并不是真要去动武,而是去敷陈利害,使逆徒不再奋武作威。然后法聪和尚冲出去,跟孙飞虎大打出手,并最终战胜了孙飞虎。尤其值得注意的细节之一,是法聪和尚手中的武器是一根六十斤重的铁棒。

再看“王西厢”,它跟“董西厢”实际是传承关系。“王西厢”里也有一个勇武的惠明和尚,在关键时刻出来解围。惠明和尚除了跟孙飞虎作战,还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平素不守庙中清规,“平日里总是要吃酒厮打”,有酒瘾且有闹事的行为;二是口腹之欲很盛,不太守戒律,“这些时吃菜馒头委实口淡”。

而在《水浒传》中,鲁智深行路途中遇到桃花山周通率众强抢民女为妻,他打抱不平挺身而出,跟受害人家属说的是由他先向强徒“说因缘”来敷陈利害,促使强徒回心转意。这个小情节其实与鲁智深前后形象不是很契合,但是作者特别写出,体现出鲁智深跟李逵的不一样——该有心眼的地方,鲁智深是有心眼的。随后鲁智深跟周通大打出手,打败了周通,且鲁智深使用的武器是六十二斤铁禅杖。《水浒传》还专门表述了这根禅杖的由来,是鲁智深去打造趁手兵器,本来他要打八十一斤重的禅杖,铁匠劝他说八十一斤太重使用不便,最合适的是六十二斤,于是鲁智深就以六十二斤铁禅杖为兵器。如果没有“董西厢”,这段禅杖来历只是一个小桥段,但是“董西厢”毕竟写了法聪和尚以六十斤铁棒为武器在前,《水浒传》特别交代鲁智深打造六十二斤铁禅杖在后。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两段故事中间存在某些蛛丝马迹。此外,《水浒传》中描写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吃醉了酒与全寺僧人为敌,然后还说“这几日又不使人送些东西来与洒家吃,口中淡出鸟来”。吃酒厮打、口腹之欲,和“王西厢”中的惠明和尚也有相似之处。假如只有一两点相似,可能是偶然,可是同写一个勇武和尚,竟有如此多相似点,至少说明《水浒传》作者在创作鲁智深时受“西厢”作品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且这种可能性还较大。

鲁智深还有另一面,即“狂禅”。《红楼梦》在无形层面引入佛教内容,有多处写到禅意,其中有一段是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宝玉、宝钗、黛玉斗机锋,表达自己对禅的理解。起因是在台上演鲁智深故事时唱了一段儿《寄生草》:“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薛宝钗认为这里面有无穷的禅意,尤其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句。宝玉不太理解,宝钗为其解释,宝玉听后喜欢得不得了,回来就借题发挥自己写下偈语。

《水浒传》最有名的评点本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李卓吾的容与堂本批语。《水浒传》的版本有繁本和简本两大系列,现在通常我们读的都是繁本。繁本中最完整的、早期百回本就是容与堂本。容与堂是杭州一个出版商的堂号,这个本子上有李卓吾的批语。关于此本批语到底是不是李卓吾的,学界争论较多。四五十年以前,大多数认为是伪托的;1979年,我写了一篇小文章,论证容与堂本的批语是李卓吾的,而且在理论价值和对作品的理解上都达到相当的高度,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提高了一大截。李卓吾对《水浒传》的评点非常有影响,稍后些的一位文学家借读者之口说《水浒传》之精彩,大家原本皆知,但是感觉虽有却说不出来,直到看了李卓吾评点方才明白《水浒传》好在何处。

李卓吾评点说:“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作,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前面是贬低,吃酒打人,干了很多不守规矩的事情;后边两条,一条说佛性是完全的、不是虚伪的,第二条是结局修成正果了。鲁智深是《水浒传》中结局最好者之一,他立下大功又看得透彻,不去做官,住在庙中,忽然佛性朗澈,安详涅槃。《水浒传》第119回写鲁智深换了一身御赐僧衣,又问寺内众僧讨来纸笔,写了一篇颂子。当中坐下,“焚起一炉好香,放了那张纸在禅床上,自叠起两只脚,左脚搭在右脚,自然天性腾空”。鲁智深所写为:“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不修善果,杀人放火,最后却成佛。此语中有两点可关注,一是“杀人放火”在日常生活中是贬义词,是强盗才干的恶事,但是禅宗论及“杀人放火”尤其是“杀人”这个词时,往往是褒义的,表达的是对生命过程中桎梏、阻碍之陈规戒律的反抗。另外,“今日方知我是我”,也是禅宗常用的词语,指的是终于认清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苏东坡在黄州时有一首小词《临江仙·夜归临皋》,写自己晚上跟朋友喝酒,喝多了回来之后叫不开门,词中有“倚杖听江声”,苏东坡写自己真实的生命被日常烦琐的生活困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就是要摆脱这种俗世的困扰,与“今日方知我是我”属于意义相通。

《水浒传》写鲁智深时出现的这些内容从何而来?“禅”本从印度来,起初佛教各宗派都有相关的修行办法,是调控心理、调控精神的一种方式。但在传到中国以后,禅意就发生了变化,它跟原来《庄子》里的某些思想产生了结合,到唐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派——禅宗。和其他宗派相比,禅宗尤其强调主体的精神。禅宗经典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如来登台说法,但不说话,就看着大家,大家也奇怪,如来拿起一枝花举着,听众里坐在前排正中的是大弟子迦叶,迦叶微微一笑,如来说迦叶已得我心。总结起来,就是“不假文字,教外别传”——所有经典都是次要的东西,全在于个体主观能动的一种心理能量。而禅宗之“禅修”重点是在困难的境界里能够打破困境,完成自己主体升华的一种体验。禅宗发展产生五大派,五大派又变成七支,最极端的一种就叫“狂禅”。“狂禅”狂到什么程度?它认为所有佛教经典皆为废话,甚至用非常粗俗的话来贬斥世尊如来、达摩老祖,认为“我”就是佛,“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佛的最高宗旨,用种种类似后世行为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理念。“狂禅”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唐代天然禅师。天然出家时其师为石头希迁。石头希迁某一天告诉大家明天去佛殿前锄草,第二天僧人们准备好铁锹等工具前往,只有天然盛了一盆热水送到石头希迁面前。而石头希迁笑了,这一盆热水就是要用来剃头的,而剃头就是受戒,即正式成为僧人。当时石头希迁说要除掉佛殿前草,佛殿前草喻指的就是头发。天然出家之后疏狂本性流露,甚至在僧堂骑到其他和尚项上,大家赶快去报方丈马祖道一,马祖道一赶来后并未责备天然,而是感叹:我子天然呐(我的好孩子本性如此)。别的僧人都不理解,也很气愤。于是马祖道一叫天然出去挂单在慧林寺。时值冬寒,慧林寺僧人夜晚突然发现前殿火起,赶去才发现原来是天然用前殿供奉的木质佛像劈柴烧火取暖。方丈质问他为何焚烧木佛?天然一边拨着灰一边回答,我为取舍利。方丈说木佛哪有舍利?天然说,既无舍利那就没什么了不起,我再劈两尊来烧。天然曾去洛阳天津桥,在桥上躺着,挡住当地长官行路。无论旁人如何呵斥他始终不起。有人问他躺在这里所为何事?他回答说“无事僧”,也就是回答他是什么事都没有的一个僧人。洛阳当地长官听了此番对答,认为此乃高僧,于是厚待天然。生命的最后,天然对徒弟说,为我烧汤沐浴,我要走了。然后天然穿上礼服,垂下一足,脚未接地即涅槃。

《水浒传》里,鲁智深去五台山剃度时,智真长老口念口诀“寸草不留,六根清净”,即把剃头发比喻成除草。后来,鲁智深在宿舍里欺负其他僧人,长老只是护短。鲁智深喝醉了酒,把睡在下铺的僧人劈耳揪住,长老也不加责备。鲁智深又打坏山门金刚,扬言放火烧寺。后来鲁智深替画匠出头,谋刺华州贺太守,在桥头适逢太守仪仗经过;故事至此发生反转,贺太守手下人认为鲁智深形迹可疑,将其诱捕。而到了结局处,鲁智深圆寂涅槃之际,“洒家今已必当圆寂,烦与俺烧桶汤来,洒家沐浴”,“道人烧汤来,与鲁智深洗浴。换了一身御赐的僧衣……自叠起两只脚,左脚搭在右脚……众头领来看时,鲁智深已自坐在禅椅上不动了”。这些情节对比天然禅师事迹都有一定的可比性。天然禅师是狂禅里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后世读书人对佛教有一些了解的,是可能掌握其故事要素的。而这些能够表达狂禅精神的情节要素,在《水浒传》里恰恰露出了相似的痕迹。

《水浒传》中侠与禅交融,使鲁智深不只是一个勇武和尚,而成了独一无二的鲁智深——《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从来都是主体精神很强的。宋江主张招安时,鲁智深一是态度很明确,二是不像李逵那么莽撞,但他自己是颇有决断的。侠烈和狂禅交融形成的鲁智深,能够被李卓吾激赏;金圣叹也不吝辞费,非常喜欢他;还能让《红楼梦》里出现跟他有关的内容。之所以《水浒传》能把侠与禅两点成功交融起来,黏合剂是鲁智深的基本身份:首先他是僧人,才有可能体现禅和狂禅;其次他又是一个侠盗类型的僧人,因为行侠仗义进入了江湖。这样的一个僧人身份,把侠和禅联合到一起,通过交融,最终形成了鲁智深这样一位经典小说人物。

宋江的文化基因图谱

说了成功的交融,接下来举例讲一下排异。《水浒传》的评点在古代影响最大、做得最好的,一个是李卓吾的容与堂本,另一个就是金圣叹的贯华堂本。

金圣叹的贯华堂本是明崇祯十四年刊刻的,比李卓吾的本子大概晚不到四十年。“此本一出,他本尽废”,此后三百年间中国人读的《水浒传》,绝大多数是金圣叹贯华堂本。这个本子有两个特点:第一,故事终于一百零八将上梁山排座次,此后征辽以及征田虎、王庆、方腊诸情节悉数砍掉;第二,独恶宋江。金圣叹的这个本子认为,作者对宋江形象并无好感,他认为书中展现的宋江性格是矛盾的,好多地方作假以至过于虚伪,认为“《水浒传》独恶宋江”。《水浒传》描写宋江被发配江州,途中被梁山好汉给救上山,之后众好汉要为他解掉枷锁,宋江拒绝说这枷锁是朝廷法度,一定不能解。金圣叹对此节评论说,“宋江假,于知己兄弟面前,偏说此话”。都是知己兄弟,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虚伪的话呢?

《水浒传》给宋江的基本定性有两条。第一条是做人,“孝义黑三郎”。“孝”是对父母的,宋母大概去世得早,书中主要描写宋江对其父之孝,比如听说其父病故,宋江便不顾个人安危立刻回家,结果落入陷阱。“义”是对朋友的,江湖之上大家只要一提到宋江,都是纳头便拜;第二条是对朝廷的,“只盼招安”。晁盖在时,梁山上有聚义厅,宋江一当首领就改名叫忠义堂。聚义厅是纯江湖的味道;而忠义堂的这个“忠”字,更多体现的是宋江对宋廷的妥协和靠拢。“孝义黑三郎”“只盼招安”是宋江的基调。可是《水浒传》还有另外的描写:宋江在江州喝醉酒后吐真言说:“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是唐末农民军领袖,是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同时是反叛的代表人物。对于这样的人,宋江酒醉后说的是,他要做的事情比黄巢所为更大。那么,这种态度和“孝义黑三郎”“只盼招安”是什么关系呢?怎么会共存在一个人的身体里呢?有人认为可能是宋江遇难后游走江湖,受到迫害心态改变。其实不然,宋江当初在县衙做小吏时就是亦侠亦盗,他结交晁盖私下通风报信,做了不少违反宋廷法度之事。而且宋江显然知道自己这样的行为迟早会惹下祸事,甚至为防备日后官府株连家人,他提前安排父亲告他忤逆,脱离了父子关系。如果宋江不是存下要去做黄巢般大事的心思,他能出此下策吗?他还在家里早早挖下地窖,准备日后犯了案,官府来追逃时可以躲入。这样处心积虑的表现,怎么会只是“孝义黑三郎”“只盼招安”呢?我以为,这个人的灵魂深处实际存着一扇未被打开的心门。《水浒传》作者要写的宋江,是一个江湖领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作者把相互矛盾的东西杂糅进宋江的躯壳里了。

这个矛盾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看基因图谱。

宋江是江湖大哥,这方面的特征与西汉郭解有关。《史记·游侠列传》重点介绍了郭解。郭解的特点有四:第一是侠义之名满天下。《游侠列传》说“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郭解之名在江湖上如雷贯耳。第二是形象反差。按常理来说,江湖上有这么大的名声和影响力的郭解,应该是虎背熊腰、虬髯、豹眼环睛之类的很威猛的形象,可是郭解实际形象是“为人短小”,又矮又瘦,“状貌不及中人”,而且“言语不足采”——口才还不行。第三是有朋友舍命相助。郭解卷入冲突后亡命出逃,被官府追捕,籍少公为掩护他而受到连累。第四是流落江湖时有遭人陷害之事。郭解被迫害的过程中,有儒生进谗言对其落井下石,郭解的朋友替其报仇把这个儒生残酷杀害了。

再看《水浒传》中的宋江。第一,宋江也是侠义之名满天下。第二,全书写过多次宋江的形象反差,比如与卢俊义论山寨之主时宋江自述“……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虽然江湖上众人传颂,宋江自述形象却是又矮又黑又丑,且无出众才华。第三,宋江误杀阎婆惜后亡命出逃,在清风寨险些连累好友花荣送命。第四,宋江刺配江州后因儒生黄文炳进谗言而面临处斩,梁山好汉劫法场救下宋江后又捉住黄文炳,李逵替宋江报仇“碎割黄文炳”。

由此可见,《水浒传》宋江身上确实可以看到《史记》郭解的一些基因痕迹。《史记》成书后影响甚广,尤其是其中的《游侠列传》更是较为引人注意的部分。我们有理由推测,作者在创作《水浒传》中对《史记》相关内容有所借鉴。

除了江湖基因之外,宋江身上还有一种道德领袖的基因。宋江在梁山以何服众?并非武功或者资财,而是道德领袖。

宋江的江湖生涯有一个最重大的情结,就是实现招安。他为此殚精竭虑,用了各种手段。

这让我们想到孔子。关于孔子的记述中有一些有趣的小桥段,子见南子就是其中之一。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国要见卫君,别人告诉他:现在卫君最宠爱的是南子,你要想让卫君接见,不妨通过南子,何况南子听别人言说孔子大名,也非常想见你。孔子于是就去见南子。孔子弟子里跟他关系最密切的是子路,《史记·孔子世家》写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人的笔墨中,一半都是写子路的。子路整日陪伴孔子,结果孔子去见卫君宠爱的南子,而且南子当时的名声还不好。子路就跟孔子闹意见,大约是说您平常跟我讲了那么多道德高论,怎么您就去干这样的事情呢?迫使孔子指天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上天作证,我没有歪心思!文献关于子见南子这件事的记述是很有戏剧性的。

而《水浒传》中有一节讲宋江见李师师极为相似。宋江筹划招安却又不得见皇帝宋徽宗。听说宋徽宗经常在夜间走地道来见名妓李师师,于是宋江就派燕青打铺垫去见李师师,陪伴宋江的李逵对此事极不理解,在现场闹事放火,之后又经历一系列误会,发展到李逵大闹忠义堂、砍倒杏黄旗。面对李逵的质问,宋江也是指天立誓说他所作所为全是为了梁山大业以及众兄弟的出路,除此之外绝无其他想法。

这两段情节互相对照,我们就有理由推测二者之间的某种关联。

除此之外,相似之处还有不少。比如,子路总是跟着孔子,过往亲密;子路断狱,审理民事案件,孔子说子路有这方面的长处;而子路后来去做官,遭遇叛乱,他与叛将搏斗,子路本就勇武过人,二人大战一番不分胜负,结果战斗中子路帽子上的盔缨掉了。子路想起孔子对他的教导,说君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很重视礼仪,怎么可以在战场上衣冠不整呢?于是子路就去俯身捡盔缨,相当于性命相搏之际露出了破绽,结果被人杀死。孔子得知子路死讯,非常感伤和哀叹,不久之后也去世了。

《水浒传》中李逵和宋江也是过往亲密。李逵上泰山打擂之后,路过寿张县时,闯入县衙,吓跑县官,自己坐堂审案。这就是喜剧色彩的李逵断狱。之后宋江为宋廷四处征讨立了大功,朝堂奸臣深深忌惮,赐宋江毒酒。宋江知自己若被毒死,梁山所剩好汉中或已做官,或归隐江湖,不会再有人出来替他报仇,但是李逵必然替自己出头,而李逵一旦造反就会坏了宋江谋求忠义之名,所以宋江骗李逵来一起饮鸩而死。李逵之死跟宋江之死这种关系,在子路和孔子关系中也能找到痕迹。

通过具体细节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宋江作为道德领袖体现出的庙堂基因,如果说其来有自,引导我们不由得会联想到《史记·孔子世家》以及《论语》中的孔子形象。当然,这不是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孔子相关记载对当时包括作者在内的读书人影响极深,所以当作者于小说中要塑造一个道德领袖时,不自觉间便让这些影响体现于笔墨之中。

江湖基因和庙堂基因在《水浒传》中不期而遇,来源不同的基因要素进入同一个文学形象,结果是彼此发生了排异,这种情况在古典小说中并非孤例。《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形象也存在类似的排异。比如取西川之际,亲族刘璋对刘备态度不错,且无重大恶行,素讲仁义的刘备却以武力取而代之。《西游记》中唐僧身为圣僧,对孙悟空却过于严苛,等等。

这里我们还能联想到古代思想史上的一桩故事:南宋陈亮,《宋史》说他“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陈亮曾赞扬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如果南宋有李世民这样的人,那么对抗金人何足道哉?当时的大儒朱熹对此并不赞同,与陈亮辩论此事。朱熹认为李世民是做下抢其父皇位、杀死兄弟等恶事的大恶人。而陈亮认为李世民能安定天下、抵御外侮,功业很大。争论之下,二人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此争论反映出的是封建王朝“王者道德化”命题,此命题进入古代文学领域特别是具有通俗性的大众文学后,更容易被一般的古代民众信从。这也就造就了一系列古典小说里的典型人物形象,诸如《三国演义》的刘备,《水浒传》的宋江,《西游记》的唐僧等。这些角色基本属于同一时段产物。作为小说中的首脑人物,不同作者不约而同都想把他们写成道德上的完人,但是这种捏合从创作结果来看是比较困难的,比较而言其中效果最差的就是《水浒传》。这并非批评《水浒传》文学水平差,而是《水浒传》作者在塑造宋江形象时,从不同地方汲取了不同基因,在整合基因时遭遇了排斥现象,导致宋江这个文学形象自创造伊始就自带裂痕。

为了更准确地认识古典名著,通过《水浒传》,我们尝试揭示一些文学现象,并希望探索其根源,想来这样的尝试对在座大家可能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本讲座文稿由闫晓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