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

“第一个答案”的探索与启示

刘建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深刻认识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探索及影响,对全面把握百年来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历程和伟大成果,对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是怎样形成的

1945年7月,毛泽东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谈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明确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胸有成竹地给出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的明确答案,绝非偶然,是同他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我们党对这一重大课题长期探索的必然结果。

“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制度而奋斗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立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一大就明确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任务,中央苏区成立的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实行了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实践,则使延安成为了人们向往的“民主圣地”。正是经过从工农民主到人民民主、从苏维埃代表大会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民主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的不懈探索,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政治实现了由专制集权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在根本上改变了周期率存在的政治基础和社会条件。

“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不断推进人民监督的实践中形成的。如何通过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是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核心问题。我们党历来重视监督工作,从党的一大纲领规定的要对党的工作进行“最严格的监督”到党的七大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规定,从1928年党的历史上第一部中央《巡视条例》颁布到1949年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等等,表明监督工作一直是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毛泽东不仅高度重视监督工作,还特别重视各种监督的合力作用,认为既要进行上下监督,也要进行内外监督,“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依靠自身力量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的。要依靠自身力量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是一个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从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到延安整风拿起这个武器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建党初期提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到党的七大把它确立为三大作风之一,表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始终是我们党去尘洗灰、治病疗伤的重要法宝。

“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增强忧患意识的实践中形成的。如何防止因骄傲而导致失败是毛泽东一直思考的大问题,对大革命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等,毛泽东认为都是同党内“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相关,并告诫说“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他还将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全党整风文件,目的就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正是有了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使我们党在胜利面前始终保持高度清醒和自觉。

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是在长期探索和思考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偶然触发的临时感想。

1945年7月,毛泽东与应邀访问延安的黄炎培在延安机场(图源:人民网)

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问题指向与主要内涵

历史上不能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原因是复杂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开辟一条阻断周期率循环上演的新路。毛泽东在窑洞对话中给出的“民主新路”,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不仅从根本制度上改变了周期率循环上演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创造性地指明了一条永葆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的正确道路。

以“人人起来负责”的人民民主来避免“人亡政息”的问题。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现象其实只是一种表象,在其内部起支配作用的是少数人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人的专制制度,是当政者与人民大众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要跳出治乱兴衰的周期率,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对立关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实现由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根本转变。人民民主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民主。只有这种民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治乱兴衰周期率循环上演的社会历史条件,真正找到破解“兴勃亡忽”周期率难题的症结和钥匙。

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人民监督来避免“官怠宦成”的问题。一个政权在经过励精图治和有所成就之后,往往会渐渐放松警惕、涣散懈怠下来,并最终走上失败没落的不归之路。这就是黄炎培在“窑洞对”中所说的“官怠宦成”的问题。对此,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在我们国家,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才能有效防止历史上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因权力迷失自我现象的重演,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因陷入松散、懈怠而导致失败的问题。

以“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来避免“求荣取辱”的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因为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而导致失败的问题。要防止这个问题,关键是做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可以说,始终保持“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就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秘诀,就是对窑洞对话中所提出的“求荣取辱”问题的鲜明回答。

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净化来避免“积少致巨、积恶成祸”的问题。任何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小错到大祸的过程。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及时纠治,必然会积重难返,使小问题变成大祸患、小管涌沦为大塌方,直至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我们党的英明和伟大,并不在于会不会犯错误、会不会受到外部灰尘和污垢的侵袭,而在于如何通过自身力量及时纠正错误和排除干扰,做到防患于未然。毛泽东说:“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打扫和洗涤的方法就是开展正确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

“第一个答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完整体系,深刻揭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内在要求和实践路径,把对破解这一历史难题的认识和实践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1946年,毛泽东同延安军民一起欢度春节(图源:中国军网)

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深刻启示与重大意义

毛泽东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开辟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道路,提供了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对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重大影响和深刻启迪。

把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统一起来,始终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发展最终的决定力量。然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是自发形成的,只有组织起来、团结奋斗才能实现。党的领导就是把人民群众组织和团结起来,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力。“第一个答案”告诉我们,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也没有脱离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党的领导。把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这就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也是我们能够最终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据和底气。

把接受人民监督与勇于自我革命统一起来,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党来自人民,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如何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必须自觉地把接受人民监督与勇于自我批评统一起来,并通过自我革命的办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那些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以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把及时发现自身问题与防范糖衣炮弹攻击统一起来,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在长期奋斗中,我们党对自身的问题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警觉,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及时提出了防止“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问题,强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并向全党提出了“赶考”的任务。实践告诉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的“赶考”是没有捷径的,关键要自身过硬,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加强自身建设与防范糖衣炮弹进攻统一起来,始终保持“赶考”的高度自觉和政治清醒。

把不懈奋斗与谦虚谨慎统一起来,始终保持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不懈奋斗的顽强意志和谦虚谨慎的精神状态是我们党的鲜明特点和优势,也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我们党是在不懈奋斗、英勇奋斗中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毛泽东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在新的征程上,特别需要我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论取得多大的胜利,我们都没有骄傲的理由,任何停顿下来、不求进取的情绪都是要不得的。

我们党在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进程中虽然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优异成绩,但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大考永远在路上。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我们一定能够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不断创造出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不断交出人民满意的新答卷。

来源:《新湘评论》2023年第24期

作者:刘建武(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