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分析古代人物的思想，一般都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时代，二、家族、家庭，三、师从，四、个人阅历。联系时代来分析，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同一时代中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主张。家族、家庭对一个人思想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关系，大体相同的家族、家庭的人也会产生不同思想、不同政治主张。师从，对一般人来说确实往往起着决定作用，但如论春秋战国之际百家兴起之时的情形就很难，因为每一家的创始者基本上不存在师从的问题。至于个人阅历，往往对强化思想与性格起到作用，但还不能对最初思想观念的形成起到作用。比如孔子和老子，在其人生经历中开始都比较顺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言：“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孔子早期也发展平顺，官至鲁司寇。后亦弃官周游列国，二人阅历大体相似。但其思想是分别在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并没有共同性。同样，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有各的主张，是很难只靠时代或家族、家庭，靠师从或个人阅历可以说清的。上古时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从其幼年对社会环境的认识、理解中在慢慢形成，而且每个人的家庭、个人阅历、所受教育也同具体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或曰自然条件有关。

　　上古时代人类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小，交通也不发达，人的群体性流动很少，特定的地域环境及历史形成的较普遍的思想观念对人的影响比较稳定。所以其思想观念与自然环境有关，也与该处社会发展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有关。

　　秦汉之后，大一统王朝的形成与东西南北间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地域性差别、地域文化的积累对一个人思想观念形成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小，但也不是完全消失。

　　我以为上古时每一个思想家理论、主张的形成同他所生长的自然环境及该区域历史形成的普遍的思想观念有关。古代，尤其上古时代一个人思考问题很难摆脱从小开始形成的思维习惯，判断是非也会以从小耳闻目睹的生活印象为参照。地域环境中既包括有关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也包含着文化传统、社会观念与习俗。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在幼儿时期、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与影响对其性格、价值观、思维方式的确立起到奠定基础的作用。随着成熟以后的读书、阅历和实践更丰富，人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会更深刻，观念上也会有所改变，但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论述风格很难改变。在上古时期这一点会更突出。

　　先秦诸子各家的形成可以证明这一点。

　　儒家形成于鲁国。《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又说：“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这是说孔子总结、继承周公以来在社会伦理、礼仪制度等方面的思想观念发展而成儒家一派。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载孔子弟子有名有姓者七十七人，绝大多数为鲁国人，且最杰出者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子路、宰我、子贡、子游，全是鲁国人。只有子夏是卫国人，而卫为武王同母少弟康叔之封国，东面与鲁相邻，春秋时其上层社会的思想与鲁国相近。孟轲，邹人，其地在曲阜以南，相距不远。赵岐《孟子题辞》引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这些人都从孔子而学，也同其最早形成的思想观念有关。

　　兵家形成于齐国。《孙子兵法》的作者为孙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又说：“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孙膑兵法》的作者孙膑也是齐人。传说中形成更早的兵书有《司马法》。《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穰苴是春秋末年齐景公时人，与孙武大体同时。则兵家起于齐是没有问题的。齐为太公姜尚的封地，而姜尚即以能用兵而助武王灭商。《司马法》中是否也包含有姜尚时的兵学遗产，也难说。

　　法家的开创者李悝，曾任魏文侯相，应为魏国人。他主张“尽地力之教”，曾“集诸国刑典”，编成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法典《法经》（已佚）。第二位具有法家思想的人物公仲连，赵烈侯时为相，应为赵国人。他接受并实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等用人、理财的方针。在法家思想产生之初，他们主要着眼于政治改革。第三位吴起，第四位商鞅，皆卫国人，战国时其地当赵、魏之间而偏东。吴起有《吴子兵法》存世，一般归于兵家，但在楚国曾主持变法。商鞅或受其影响，史载其少好刑名之学。商鞅在秦国举行变法影响甚大。第五位申不害，史载为郑国京人，其实在前375年韩已灭郑，是由郑入韩的韩人。前355年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实行改革。其特点是讲求君上御下之术。第六位慎到，赵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田敬仲完世家》《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亦论及其思想，有《慎子》一书传世，其法治思想较此前各家更为彻底（参拙文《论慎到的法治思想》，刊《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齐国的邹忌在齐威王时也曾采用法家的手段修订法律，清除奸吏。则法家主要产生于三家分晋之后的韩、赵、魏及代姜齐而立的田氏齐国。战国之末最杰出的法家人物韩非，也是韩国人。

　　韩、赵、魏和田齐是卿大夫代原来的封侯而起的，这些地方主流的声音是废除宗法制度，改良政治，加强法制。上面所说法家人物八人，六人出于这四个国家，两人出于卫国。当时鲁、卫之势已大大衰弱，两次迁都，先属赵，后为魏之附庸，至战国之时社会风气和一般士人的思想意识与韩、赵、魏接近。法家人物中没有鲁、燕、陈、宋、秦、楚这几国的人。总的来说，法家兴起以及主要人物产生地均在已经历了大的政治变革的中原和田齐。这个地域范围也是很明显的。

　　纵横家，也多出于三晋。《史记》中说：“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张仪者，魏人也。”“犀首者，魏之阴晋人也。”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纵）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纵横家与法家有很大不同，但他们都是力求打破旧的等级与礼仪制度，开一种新的政治局面。

　　至于墨家始祖墨翟，《史记》《汉书》均言为宋人，葛洪《神仙传》、《文选·长留赋》李善注引《抱朴子》、《荀子·修身》杨倞注均以墨子为宋人。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墨子传略》言为鲁人。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言墨子是宋襄公之兄的长子宋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宗族”，其居地据后人考在今山东滕县，后属鲁，而本宋之地。清俞正燮言“墨以殷后，多感激不法周而法古”（《癸巳类稿》卷十四）。顾颉刚主张禅让之说起于墨家。滕虽在鲁之南，亦当宋之东北，其形成与鲁地完全不同的文化特征，亦可想而知。

　　由上面儒、兵、法、纵横、墨五家的产生可知，春秋战国之时不同思想的形成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再看道家的形成。《史记》中载老子为“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后汉书·郡国志》：“苦，春秋时曰相。”《水经注》卷二十四：“睢水又东，迳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相其地在宋之南部，当陈之东，本宋地，而陈也曾占为己有。楚灭陈，故后人也言其为楚人。总的来说，老子生于南北交接之地，这里在春秋之时较中原与齐鲁一带安定，人们继承当地的文化传统，又对南方的社会状况有较多的了解。从小生活在北方社会环境中的人，即便听到一点南方的情形，也只以“蛮荒之俗”视之，不会成为发表社会改良、政治建设看法的参照。居于淮、汉、汝、颍一带小国的士人从小听闻南方“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史记·货殖列传》）的社会状况，面对北方大小诸侯国不停息的明争暗斗、老百姓长年处于冻饿惊恐之中的情形，不可能不联想到南方的社会情况，进行南北对比，在社会制度、社会发展上产生不同于北方学者的思考。这已从稍靠近东南之地鲁宋之间所形成墨家思想的特征上多少可以看出一点。

　　大量的出土材料证明，从远古至商周之时，长江流域及以南之地，除楚、吴、越之外，都是一些部族独立共处，后来形成中心农耕村落或酋邦，而并没有形成王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与其弟仲雍“奔荆蛮，文身断发”，这应是东南一带接受北方文化影响的开始。但也可以看出，他们不是改变当地风俗，而是自己服从当地习俗，以至于也“文身断发”，完全丢掉了原来的一套礼仪习惯。至春秋中期，楚人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迁到长江流域之后，和百濮、扬越之民相接触，不似北方各国从春秋初开始，一直费尽心机，你争我夺，打来打去。整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可以称为国的，也就是楚、吴、越三国而已，即巴、蜀、徐、舒，连首领世系也不清，其政治体制更不可知。看来当时楚、吴、越之外的地方大部分应是酋邦社会，也就是《老子》中所说“小国寡民”。道家的所谓“道”，便是顺应自然，顺应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少一些人为的干扰破坏。

　　战国之时，楚国在诸子学领域除形成于其东北部的道家之外，最突出的便是农家。《孟子·滕文公》中载：“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其人由楚至滕，则为楚人可知。《汉书·艺文志》“农家类”所著录可肯定为先秦之书中的前两部，一为《神农》，下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一为《野老》，下注：“六国时，在齐楚间。”看来这两书都不是三晋之地人所作，且都提到楚，应都是许行一类人之作。许行的“君民并耕”“市贾不二”的主张，既与墨子的思想相近，也与老子的道家思想相近，只是更重于农业实践。

　　楚国春秋时代的其他方面的思想家，如左史倚相，论事主张“唯道是从”（《国语·楚语上》），“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左氏倚相为荆王献计，则其为楚灵王（前540—前529）到惠王（前488即位）初年之良史，与老子大体同时。他也主张“唯道是从”，他同老子思想的不同处在于：他不是旁观者，而是站在朝堂政治的立场论事；同时，他所面对的不是中原一带无休止打斗的状况。

　　自春秋之末至战国之时诸子各家之形成，必然会有各种偶然因素产生影响。但一切偶然因素，也不能推翻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定的地域文化传统所起的决定作用。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