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安徽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仲尼曰》与《荀子》联系起来，尤其与《荀子》中的《仲尼篇》合观对读，相互参证，不难体悟到《仲尼篇》当是荀子从其研习的一种孔门语录辑本中引出中心议题并展开论述的名文，而其所习所据的孔门语录辑本与《仲尼曰》在内容、形态等方面完全相同；内容、形态与《仲尼曰》完全相同的那种孔门语录辑本曾在社会上广泛传抄，不仅荀子等人曾用心研习过，而且楚人还用其独特的文字书写风格抄录下来并传入楚地；楚人所抄所传之本即重见天日的安大简《仲尼曰》，而荀子曾经研习过的那种孔门语录辑本却随着《论语》的广泛流行而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依此而推，《论语》成书之前曾有多种弟子所记孔门语录流传于世。实际上，即使《论语》成书之后，以前流传的各种弟子所记孔门语录也并没有立刻从人间消失而仍在不断地流传。

　　《左传·哀公十六年》所录《春秋》云“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年为公元前479年。荀子的生卒年，各种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而诸家的推测迄无定论。根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推断，荀子的生卒年约为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45年。荀子生活在战国晚期，距离孔子之卒已有百年之久，既没有亲聆过孔子之教，也没有与七十高弟、三千弟子并世相处。因此，荀子评论孔门的言行，抽绎孔门的精神，畅言自己的议论，只能依赖孔门弟子纂辑的孔门语录。

　　荀子撰作《仲尼篇》时，概括孔门的言行而引出的中心议题就出自历史上曾经流行过的一种孔门语录辑本。因安大简《仲尼曰》与荀子《仲尼篇》可以相互关联的因素表现在各个方面而《仲尼曰》与荀子所习孔门语录辑本又同源异流，固可将《仲尼曰》等同于荀子所习孔门语录辑本以便于表述。

　　安大简《仲尼曰》共有十三支完简，记载了仲尼的二十五条言论，其中有二十四条皆以“仲尼曰”为每一条言论的标识而语末又施以墨点，每一条言论并不独占一简而是连续书写；另有一条则是仲尼回答季康子之问的答语，略具语境而知仲尼因何而言。《仲尼曰》所记精言萃语虽然都冠以“仲尼曰”云云，却未必皆是孔子的言论，有些可能是弟子的言论而被指定为仲尼之语，可见《仲尼曰》所记孔门语录有不同的层次，底层当出于孔子之口而为七十高弟、三千弟子所记，附益在底层之上的言语或是再传、三传弟子的言论而被有意无意地属诸孔子。无论《仲尼曰》所记孔门语录是否皆出于孔子之口，都反映了孔门一贯的思想观念，因而是孔门相传的语录辑本。

　　荀子《仲尼篇》开篇提出的中心议题是“仲尼之门（门下原有人字，据王念孙说删），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下文又一次提出中心议题，据以发表前文未尽的议论。杨倞注云：“伯读为霸。”根据《荀子·王霸篇》的说明，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五人。《仲尼篇》在第一次提出仲尼之门为何羞于称道五霸的议题后，便以五霸中的齐桓公为例，先列举其人内行、外事不齿于人的事迹，继而又言其人既然不足以称道于君子之门，不亡而霸的原因在于托国于管仲而使其处于权力富贵之巅以保证其尽忠尽责。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对胶西王》一文中，释孔门羞称五霸的原因是“诈以成功，苟为而已”。荀子论仲尼之门羞称五霸而以五尺竖子为例，其意在于表明仲尼门内连五尺竖子都羞于称道五霸，更何况门内受业的弟子，主旨在于强调羞称五霸是自孔子以来弟子始终奉行的准则。

　　荀子在《仲尼篇》中之所以断定仲尼之门羞于称道五霸，就是因为其所据以谈论孔门思想观念的语录辑本中不见五霸之名。以安大简《仲尼曰》结合整理者的释读而言，仲尼之语共涉及史鱼、尧、禹、颜回、端木赐、晏平仲、管仲、季康子、伯夷、叔齐十位人物而不见五霸中的任何一位，所以《仲尼篇》才有“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的判断；《仲尼曰》中有一条仲尼曰“管仲善善哉！老讫”的语录，《仲尼篇》所言管仲富贵无敌的情形就来自仲尼对管仲的评论，虽然仲尼之语稍显隐晦，仍能观察到《仲尼篇》与仲尼之语的内在联系。凡此《仲尼曰》与《仲尼篇》可以相互关联、相互对应的内容，都足以证明《仲尼篇》的论说根植于一种内容全同于《仲尼曰》的语录辑本。

　　《仲尼篇》所言仲尼之门羞称五霸的议题，虽然可以得到安大简《仲尼曰》的验证，《论语》却提供了相反的证据。《宪问》云：“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此处所录孔子之语不仅涉及五霸中的晋文公、齐桓公，而且还对二人作出了“正”与“谲”的价值判断，显然不是“羞称乎五伯”的表现。因此，荀子撰作《仲尼篇》时，若是以《论语》为据，断然不会提出“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的议题，亦可证《仲尼篇》所据孔门语录决不是《论语》而是一种内容全同于《仲尼曰》的语录辑本。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孟子·梁惠王上》记孟子答齐宣王之问所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与《仲尼篇》的中心议题可以相提并论，都在于表明仲尼之门不屑于言谈五霸，差别仅在于语意有温和与激烈之分。孟子的“仲尼之徒”与荀子的“仲尼之门”旨意相同，都在于回避直接指称孔子而已。若孟子对孔门言行的概括亦是根植于当时流行的孔门语录辑本，透露了其所研习的孔门语录辑本与荀子所习孔门语录辑本、安大简《仲尼曰》的内容完全相同，文中皆不见五霸之名，否则无从得出仲尼之徒不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之事的判断。荀子曾言辞激烈地批评过孟子，认为其人“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见其所著《非十二子篇》，但对仲尼之门耻于谈论五霸的判断却与孟子如出一辙，假如不是偶然的巧合，只能说明二人如出一辙的认知有共同的根源。若历史事实果然如此，似可推断荀子研习的孔门语录辑本曾在社会上广泛、持久地流传过，孟子亦曾寓目并据以概括出了仲尼之徒不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之事的判断。

　　荀子隆礼，强调以礼化性，不仅撰作《礼论篇》以明其隆礼之良苦用心，而且还在其它篇章中反复强调礼之化人之性的功用。郭沫若在其《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一文中，考察了“礼”字在《荀子》一书中的分布，关注到了《荀子》一书中出自荀子之手的二十六篇文章皆有“礼”字而唯独其中的《仲尼篇》不见“礼”字的现象。实际上，以安大简《仲尼曰》中既不见“礼”字亦无论礼之语的现象为参证，可以断定《仲尼篇》之所以既不见“礼”字也没有论礼的内容，并不表明隆礼非荀子一贯的主张，而是因为荀子据以撰作《仲尼篇》的孔门语录辑本中既不见“礼”字亦无论礼之语，没有据以引申发挥的根据，于是《仲尼篇》就呈现出了不见“礼”字的独特现象。

　　荀子撰作《仲尼篇》时，以当时流行的一种文中皆言“仲尼曰”云云、篇末署“仲尼之耑语”而不见孔子之称的语录辑本为据，于是就顺其以仲尼指称孔子的行文特点，引出了“仲尼之门”如何如何的中心议题。假如荀子所习语录中既有仲尼之称亦见孔子之称，则其撰作《仲尼篇》时或许会言“孔子之门”如何如何。因此，荀子在其文中仅言“仲尼之门”而不言“孔子之门”，显然是其所习语录的行文特点渗透进来的结果。安大简《仲尼曰》呈现出来的现象恰是仅见仲尼之称而不见孔子之称，也可证荀子研习的孔门语录辑本在内容与形态上与安大简《仲尼曰》完全相同。

　　再就《仲尼篇》一文的遣词造句而言，似乎也能观察到荀子所习孔门语录辑本对其撰作《仲尼篇》的影响。如《仲尼篇》中的“审劳佚”一语，或是受《仲尼曰》所言“君子之择人劳，其用之逸；小人之择人逸，其用之劳”的影响而概括出来的语句。再如《仲尼曰》中有“韦，汝幸”“赐，汝不幸”之语，《仲尼篇》中的“非幸也，数也”似亦是承袭孔门语录中既有的语句而成文。

　　综合上文所论，将安大简《仲尼曰》与荀子所作《仲尼篇》联系起来，《仲尼曰》的重要价值已昭然若揭，不仅可据以窥探到荀子曾经研习过的一种孔门语录辑本实际上并未失传，内容与形态都完整地呈现在安大简《仲尼曰》之中，而且还可据以得知《仲尼篇》对孔门言行的概括来源于荀子所研习的一种孔门语录辑本而非《论语》。因为据《论语》所记孔门言论探讨《仲尼篇》的思想依据，显而易见的冲突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研究荀子的思想，探讨其思想根源，不可忽视安大简《仲尼曰》，否则难以得出有据可依的结论。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1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