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一词最初由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提出，这种依据材质（石器、青铜、铁器）展示社会发展过程的分期模式，后普遍为考古学者所接受。我国的“青铜时代”，一般认为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约BC1750-BC1530，夏代晚期），结束于战国早期。该时期延续并发展了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并“孕育出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基础。整体来看，中华文明诸多特质在青铜时代成熟、确立，并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结合青铜礼器简单谈一谈青铜时代所呈现的中华文明特质。

　　多元一体：青铜时代的文明进程

　　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各地方社会在环境基础、经济内容、社会机制、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存在差异，体现出“多元”的特征；但在长期交流互动中，各区域不断交融、彼此促进，逐步在文化、制度、观念、心理认同等方面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多元一体”既是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整体格局，又是各地方社会逐步凝聚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肇始于新石器时代，发展、完善于青铜时代。

　　商代晚期，商文化周围的诸多考古学文化中常有商式青铜礼器出土，其范围是东北到辽河流域，东到海岱地区，东南到长江，南到南岭一带，西南到四川盆地，西北到甘肃东部，北到陕北高原，有学者称之为“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该区域远超商文化的统治范围。如四川三星堆，虽出土了反映本地信仰的青铜神人、神树等，但同出的尊、罍均是商式的，且不乏神人顶尊、神人背罍等形象，证明商式礼器在当地祭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青铜礼器的性质不同于日用陶器，是礼乐制度的物化载体，凝结了信仰、祭祀、礼制等与精神观念相关的内容。各地方社会利用贵重的青铜资源铸造商式礼器（或通过交易等手段获取），且将之用于祭祀，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周边社会对中原青铜礼器所承载观念的接受与认同。这种观念层面的认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心理内质，反映了青铜时代各地方社会从“多元”到“一体”的进程。

　　兼容并包：青铜时代丰富的文化积淀

　　青铜时代晚期，各学派百家争鸣、哲学思想百花齐放，这些智慧结晶积淀于传统文化之中，体现出中华文明兼容并包的特征。器以载道，青铜礼器作为青铜时代的核心物质载体“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第一，慎终追远。夏商时期的青铜礼器多用于祭祀活动，在商人的信仰体系中，基于灵魂不灭观念的祖先崇拜占据着重要地位，而承载牺牲与佳酿的青铜食器、酒器可视为连接人间和祖先的媒介，发挥着“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左传》）的功能。时过境迁，中华民族依然重视与先祖的情感维系，并表现为慎终追远、尊祖敬宗、缅怀先贤，这对于家族来说可弘扬孝道、增进亲情；对于华夏儿女来说则有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

　　第二，以史为鉴。西周时期青铜器常有长篇铭文，内容涉及分封（康侯簋）、铭功（天王簋）、战争（多友鼎）、祭祀（我方鼎）、册命（颂鼎）、土地交易（卫鼎）、法律（[~符号~]鼎）等。在青铜器上铭铸与政治、历史相关的内容，虽有彰功之意，但更体现出对国家、家族历史的重视，是“历史”意识的萌发与深化。铭文尾句常见的“子子孙孙永宝用”也从侧面反映了对子孙铭记历史的希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华民族素有重视历史、借鉴历史的优良传统，如西周早期大盂鼎的铭文中就有对殷商因酗酒亡国历史教训的总结，考古也证实了西周中期后青铜酒器大为衰落的事实，这正反映了我国以史为鉴的治史传统。

　　第三，器以藏礼。考古证据表明礼乐文化萌芽于龙山时代，形成于青铜时代，并以礼器为物质载体。以西周中晚期形成的用鼎制度为例，“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所限定的鼎数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等级所能享用肉食珍馐的种类，鼎簋组合（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等）成为“明贵贱，辨等列”的等级标志，体现了“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后随着周王室与诸侯国势力逆转，礼崩乐坏，诸侯甚至卿大夫都有僭越天子礼的情况，战国末期用鼎制度瓦解。透过强调等级差异这一表象，可以发现对礼和礼器的限定，其根本功能在于引导不同阶层按照相应要求来处理、调节社会关系，通过对思想行为的制约和规范，维护社会和谐发展。可以说，“礼”既是伦理道德规范，也是社会政治理想，故“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

　　第四，和实生物。“礼之以和为贵”（《礼记》），如何理解“和”呢？《国语·郑语》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给了很好的解释：“和”不是“同”，并非要消除差异性，而是在多元性中发现和谐平衡的过程；同时，“和”是“生”的前提，各因素协调平衡才能创新发展。如商代中晚期，南方地区接受并融入商式青铜礼器，成为“青铜礼器文化圈”的一部分，这是“和”。但南方青铜器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铸造（如随形凸凹、四分圆范、铸铆式分铸）、器型（大型铜铙、立体动物、方圆同器）、功能（铜器储玉）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其中不少创新又反馈于中原，促进了殷墟青铜器的发展，这是“生”。充分展示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特征。

　　第五，以德为本。“德者，本也”（《大学》），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德”，对于个人来说，要求“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于治国来说，要求“为政以德”（《论语》）。在周人看来，九鼎是国家的象征，而德行是立国的根本，因此对鼎、德、国的关系有着深入的思考。如春秋时期楚庄王“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左传》）。“问鼎”这一行为表明楚庄王已有觊觎天下的野心。但王孙满在答复中强调“在德不在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阐明“九鼎”的归属只是表象，王朝更替的核心要素是“德”，“有德”方可得天命，掌王权，自然拥有九鼎。这也是为何汉代画像石“泗水捞鼎”主题中，总有龙于半空咬断系鼎的绳索，使“自以德合三代”（《水经注·泗水》）的秦始皇无法获取“九鼎”的思想根源。

　　绵延不断：青铜时代的深远影响

　　从物质层面来看，虽然我国青铜冶炼技术的早期发展很可能是文明互鉴的结果，但一系列本土化的优化创新，如铜锡铅三元合金的使用、块范法与分铸技术，多样的装饰工艺（镶嵌、金银错、包金、鎏金）等，使之在技术层面达到举世无双的水平，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极为璀璨的青铜文明，也留下了数不胜数的重器瑰宝。这些青铜重器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更是向世界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从文化传承层面来看，用酒器、食器作为礼器，充分反映了农耕文明的传统。龙山时代以来的陶礼器和玉器造型深刻影响了三代青铜礼器的器型和纹饰，其神圣性、仪式性功能也一定程度为青铜器所继承，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传承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基于青铜这一新材质的创新性。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礼器和武器在三代的祭祀-礼乐文化和战争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青铜时代之后，青铜礼器仍作为庙堂祭器存在，后渐成为具有“纪念碑性”的文化符号，至今对于意义重大的事件仍铸鼎铭记，如纪念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人民万岁鼎”，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香港回归宝鼎”、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民族团结宝鼎”等等。

　　从语言层面来看，当今常用的词语、成语很多来自青铜时代。仅以含“鼎”的部分成语为例，“三足鼎立”“鼎铛有耳”“举鼎拔山”呈现了鼎三足、两耳、重器的特征；“三牲五鼎”“鼎鼐调和”“人声鼎沸”“禁鼎一脔”反映了鼎祭祀、烹饪、沸滚、煮肉的功能；“钟鸣鼎食”表现了列鼎而食者显贵的身份；“问鼎中原”体现了“九鼎”的王权象征性……这些源自青铜时代的词语至今给人以启迪与警示，显示出中华语言与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性。

　　虽然青铜时代离我们远去，但青铜时代形成的文明特质早已融入中华文明之中，绵延不断，影响至今。那些曾经闪烁着熠熠辉光的青铜礼器，承载着华夏儿女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是重要的文明标识，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0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