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

赵丛浩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毛泽东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0页)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曾如是说道,言语中饱含深情又意味深长,表达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热切愿望。这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贫穷落后的危局,甚至一度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2页)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前仆后继、矢志奋斗。毛泽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新的概括,高度肯定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

一、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是攸关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在近代中国,通过现代化建设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是社会共识。但对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却有很大的分歧。具体来说,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

在毛泽东看来,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决定了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道路都是走不通的,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民族复兴、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他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必须区别开来,但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他明确回答了道路之争:“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

指明道路,是为了完成目标。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首先经由社会主义道路达成重要的阶段性目标。毛泽东对此有过多种说法:“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等等,概括起来,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952年10月,毛泽东在黄河岸边。

衡量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否,离不开具体标准。毛泽东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思考,对此的认识从“工业化”逐步丰富发展为“四个现代化”。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新的实践摸索,毛泽东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不仅扩充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而且将“现代化”这一表述固定下来。后来,他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从而第一次完整地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理论设想。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郑重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将其正式表述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四个现代化”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此外,毛泽东对诸多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都大胆地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比如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认真搞经济工作”、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与比较发达两个阶段、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等,为改革开放后我们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

二、锻造了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1921年7月,在回应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时代之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毛泽东是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是党的缔造者之一。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经过实践检验而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带领党穿越历史的惊涛骇浪,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带领人民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与党的宗旨、纲领、作风等密不可分。对这些事关党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提出许多经典、深刻的论述,对塑造党的内在品格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在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征程上具有长期的指导作用。

为了什么人而奋斗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毛泽东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什么才真正是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呢?归根结底,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不管革命还是建设,中国共产党制定施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为了破除束缚生产力的因素,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所选择、所拥护的根本原因。

打铁还需自身硬。党要领导人民稳步地实现阶段性目标,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把自身建设得坚强有力。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不仅在总结经验的意义上将其视作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在引领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上将其作为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伟大工程,要求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如何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是我们党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原则要求。他强调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反腐倡廉,“厉行廉洁政治”;要把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为党和政府在长时期内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依靠人民民主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等等。此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其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内容,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领导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基础

制度是管长远、管根本的。要走稳走好社会主义道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必须有一套科学、先进、系统的制度作为保障。在毛泽东的亲自筹划和部署推动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逐步得到确立,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制度层面初步回答了怎样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加强国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建设,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必要举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曾经向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要民主,但都以失败告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条件。毛泽东指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而制定宪法,以代替《共同纲领》,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1953年12月,毛泽东亲自带领精干队伍开始起草新的宪法。由他决定的在宪法总纲的前面写一段序言的形式,成为我国宪法的一个特点,一直保持到现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确立,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具有划时代意义。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国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等重大论断,推动我国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毛泽东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0页)在构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同时,毛泽东主持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领导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初步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

农业在三大改造中居于首位。关于农业发展的步骤,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就提出应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经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剥削关系,第二步是变革生产关系,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而到1952年底,我国基本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但随之产生了农村中的贫富分化倾向以及围绕农村发展策略的争论。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的选择应该是使个体所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即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推动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上的第二次革命。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我国广泛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制定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展开。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鉴戒苏联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著名论断,比如,推进农业合作化要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两个革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有紧密联系,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等。

毛泽东在北京近郊与农民交谈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实现的。毛泽东指出,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避免地会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对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的方针。1952年,经过3年的恢复和发展,国营经济比重已经明显超过了私营经济,并在继续发展。毛泽东观察到,私营工商业的性质已经由传统的资本主义改变为“新式的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毛泽东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9页)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原有的方针上增加了“改造”的要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创造。改造,就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毛泽东后来明确指出,这一政策是“善转”,也是“和平的转”。用和平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1955年底,毛泽东又着手推动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这一切离不开毛泽东创造性的思想以及勇于进行实践与理论创新的勇气。从此,党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

四、创建了一支彻底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强大军队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毛泽东认为,“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也就是说,军队是硬实力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下,在与国内外敌人的交锋较量中,离开了军事力量,就不能建立和保卫国家,更不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关于人民军队承担的重大历史作用,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鲜明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明确地将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作为开启、推进、并最终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提条件。

1963年2月,毛泽东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

毛泽东最早提出并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工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其唯一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使其与历史上一切属于少数人或狭隘集团、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有了根本性区别。为了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作风,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民可以完全依靠的坚强柱石,毛泽东规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确立了政治建军原则,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也正因为如此,人民军队才有了一往无前的英雄精神和粉碎一切国内外敌人的强大力量。

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确保人民军队紧跟时代发展、充分履行使命任务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指出只有建设强大的国防,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祖国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同时只有具备了现代化的工农业,才能奠定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他强调,在始终加强政治工作的条件下,要建设健全高效的司令机关,实行统一的指挥、制度、纪律,实现诸兵种密切协同,建立组织良好的后勤工作,还要具备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武器装备以及相应的人才,抓紧研制尖端武器,注重研究攻和防两手。此外,他特别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精神准备,时刻准备打仗,随时应对可能的突发事变、打响反侵略战争。

五、培育形成了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强调“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力量,方能发生作用”,推动在党内以及整个中国社会树立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铸就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精神底色。

他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近代中国作为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摧残的东方大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引进、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思想、制度、技术。但许多中国人却由此失去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把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简单地、抽象地归咎于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是将一些糟粕性的东西视作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主要部分,因而片面地得出了中国万事不如人,中国人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国家兴旺发达的结论。

1953年,毛泽东视察解放军海军部队,在武汉登上“洛阳”舰与该舰官兵一起航行。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毛泽东就不这样认为。他反复强调,“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坚信“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些观点和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是“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他深刻剖析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指出人民是最伟大的,“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力量遭到封锁、禁锢,才造成了中国的贫弱。直到中国人民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

当然,历史的大道从不平坦。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探索开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与党内外各种形式的迷信、依赖外援的错误言行进行了坚决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将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十月革命经验绝对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能力辨别和回答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一次重大思想解放,把中国共产党创立新的科学理论的历史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前后,面对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一些人认为新中国前途灰暗、实现现代化遥遥无期,“崇美”“恐美”的思潮暗流涌动。对此,毛泽东指出,困难确实存在,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中国人民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器,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几十年的革命经验,因而必将迸发出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他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展现出在最强对手面前自信自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主义气概。

经过三年恢复和发展,中国在学习苏联模式中开始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但许多干部群众却滋生出迷信苏联经验、依赖苏联援助的问题,缺乏改革创新的动力和勇气。对此,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强调不能像贾桂那样伸不直腰杆,要“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抒写了无数改天换地的壮丽诗篇。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为后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行改革开放,攒下了厚实的家底。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幕已经全面展开。这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的事业都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对这一事业的光明前景,毛泽东早已豪迈地宣告:“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毛泽东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2页)

来源:党史博采

文/图:赵丛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