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锦航

《光明日报》( 2024年11月01日 13版)

老舍(左)与罗常培 资料图片

邀请老舍到西南联大讲演的函

西南联大宿舍一角 资料图片

昆明翠湖公园碧漪亭旧影 资料图片

提起老舍,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京味儿”。确实,老舍一直像眷恋母亲一样眷恋着故乡北平。抗日战争期间,老舍也被迫离开故乡,陷入颠沛流离之中。尽管如此,他组织领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笔为枪,带头创作了310余篇抗战主题文艺作品。他曾用“飞鸟与翅膀”来形容作家与祖国的关系:“作家切断了和祖国、人民的联系,就像空中的飞鸟斩断了双翅。真正的作家,不是以文混饭吃,个人的前途是和祖国的命运血肉相连的。”

不大为人关注的是,老舍曾经一度造访昆明。今年正值老舍先生诞辰125周年,我们不妨悄悄拨动历史的时针,回到抗战时期的云南,在翠湖边驻足漫步,回望老舍与昆明的故事,以此来纪念这位独具特色的人民艺术家。

老舍与云南的渊源

在1941年的这次滇行之前,老舍从未踏足云南。虽然已在重庆工作生活了近3年之久,但对于同为抗战大后方的昆明,老舍却仍没什么概念,正如他本人在西南联大讲演时所坦言:“我没有到昆明以前,只知道北京是一个大城,昆明大概是一个荒凉的野地,不知到了昆明以后,昆明也是这样好……”

尽管老舍之前从未和云南发生过交集,但如果我们回溯老舍的成长经历,并结合其相关作品,不难发现老舍,或者说老舍的家族,与云南有着一些渊源:“据说,我的曾祖母跟着一位满族大员到过云南等遥远的地方……我的曾祖母的任务大概是搀扶着大员的夫人上轿下轿,并给夫人装烟倒茶。在我们家里,对曾祖母的这些任务都不大提起,而只记得我们的房子是她购置的。”(老舍《正红旗下》)“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老舍《宗月大师》)

对现代文学稍有了解的读者们想必知道,老舍的家境比较贫寒,他身为旗兵的父亲,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时战死,一岁丧父的老舍,在日后能够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并出国留学,乃至后来取得如此高的文学成就,这与上文中“刘大叔”,即民国著名的“宗月大师”刘寿绵的资助和帮扶密切相关。因此老舍曾感叹:“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

而上文中提及的那位“满族大员”,正是刘寿绵的祖父,老舍的曾祖母舒马氏曾作为仆人,陪同刘家赴滇走马上任。家境贫困的老舍早年获得刘家帮助,不论是因为“刘家人居然一直没忘了这份情”,还是因为“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的宗月大师的善心;至少可以说,老舍的曾祖母为后人购置下的这座房子,是灌注着老人家当年远赴“偏远山国”辛劳血汗的。

那么当老舍即将踏上这座曾祖母涉足过的红土高原时,脑海中又是否会回想起这些“云南”情结呢?

老舍赴昆明的缘由

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二年,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临时大学“落户”昆明,于1938年4月正式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就此开启了这座战时著名高等学府短暂而又辉煌的8年岁月。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作为西南联大常委及总务长,时常由昆明赴重庆办理校务。

1941年6月,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陪同梅贻琦、郑天挺等人赴渝处理校务。作为老舍的小学同学与多年老友,罗常培牵头,联大一行人拜访了此时正在“文协”(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上焦头烂额、惨淡经营的老舍,并发出了邀请。从1941年6月28日《中央日报》发表的老舍致孙伏园的一封信来看,“前者西南联大梅、郑、罗三公来渝公干,力约赴昆明休息一月,就便作暑期讲演”,同月16日的《新华日报》也刊发消息《老舍将赴昆讲学》,称老舍将于20日同梅氏同返昆明。

经罗常培的介绍,梅贻琦和老舍也交上了朋友,并十分欢迎老舍来昆明“放松”一下。据罗常培《老舍在云南》记载:“我们很佩服他(老舍)独立不倚的人格,很同情他苦心撑持‘文协’的精神。不过,在暑热郁蒸的陪都气候底下,恐怕他太闷得慌,很想约他到昆明来透透风,换换气,哪怕是一两月的短期呢,不是也可以把这难过的夏天躲过去了吗?我们三人里,梅先生对于这个新交的朋友同情心更丰富,他并且说:‘我们约舒先生走一趟,不单对他好,对文艺界也好!’”不难看出,罗、梅等人邀请老舍赴昆明的原因,应该还是私人情感大于公务需求,让老舍“透风、换气”为主,而作“暑期讲演”等事为辅。

另一方面,老舍此时的健康情况和身体状态,也的确需要一次“放松”。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老舍原本优裕安稳的写作、生活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一路颠沛流离来到大后方的山城重庆,从事文协繁重的工作,进行抗战宣传。为此老舍不仅牺牲了自己的趣味、时间与力气,还大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以致梅贻琦曾这样记述会面时对老舍的印象:“病得不轻、面色黑瘦、精神状态不佳”。对自己的身体情形,老舍也清醒地感到“不妙”:“二十九年冬,因赶写《面子问题》剧本,我开始患头晕。生活苦了,营养不足,又加上爱喝两杯酒,遂患贫血。贫血遇上努力工作,就害头晕——一低头就天旋地转,只好静卧……”

其实不唯老舍,在物力维艰的抗战时期,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境况都相当凄惨,“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王鲁彦在桂林病逝,家人却连棺材也买不起;戏剧家洪深竟因无力维持生计而全家自杀,幸而未遂……就连来看望老舍的以梅、罗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教授们,在昆明的日子同样拮据,由于沿海省份几乎全部沦陷以及滇越铁路的中断(1941年日军已占领越南)等原因,1941年的昆明亦饱受通胀之苦。“1939年6月价值100元的货物,两年后涨到600元”,不消说联大的学生、教授们,就连堂堂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都沿路摆摊,卖“定胜糕”来贴补家用。

此时重庆的城市环境也不甚理想,作为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尤其猖狂,就在梅、罗到访之际,重庆刚刚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六五”大隧道惨案,1941年8月10日至13日,重庆更是处于“九十六小时警报不停”的状态,有时人们不得不连续好几天躲在防空洞内十几个小时。这在老舍致孙伏园的信中有所提及:“城中连遭轰炸,你受惊否?甚念!……一弹适中洞旁,烟与火光同入……”“(警报)解除后,面担被关,饼铺人满……致良久不得进食,若在晚间,即空腹就寝,以灭噩梦……”如此看来,重庆连遭轰炸的糟糕境况,加之夏日的暑热将至,可能也是老舍离渝赴滇的因素之一。

另外颇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生活期间,老舍在文协主席这个位置上坐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安逸。在业内老舍先生是出了名的“好人缘”,梁实秋就曾评价老舍“对待谁都是一样的和蔼亲切、存心厚道”,胡风也说“组织文协,他是动机单纯的最热心的一个”。然而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大当家”,光当“老好人”可不够,置身于当时微妙复杂的政治环境,终日面对各类纷争的老舍,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老舍曾在《八方风雨》中如是形容自己的文协生活:“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自身的健康状况不佳,重庆也始终在轰炸阴云的笼罩之下,文协工作方面又压力重重……于情于理,这次昆明之行都当却之不恭,但老舍又“害羞”了,不知是出于放心不下文协事务还是其他考量,8月,老舍致信梅、罗,意欲取消昆明之行,声言“暑期已过,(讲演)应该终止,请人讲演的事,在西南联大还是创举,自惭浅学不敢作开例的人……”云云。

然而面对老舍的“变卦”,梅、罗等人并未放弃,据《梅贻琦日记》和罗常培的《老舍在云南》记载,8月21日“饭时与谈,再约其(老舍)与罗同来昆明”,“我们几个人联名给他去了一封信,又由顾一樵先生亲自送到陈家桥……”终于,在联大朋友们的“硬拉”之下,老舍于8月26日,与罗常培一同飞抵昆明,得以首度踏上云南的土地。

“城”的陶冶

根据老舍的说法,“昆明的天气好”和“有许多老友”是最值得称道的,也是他昆明一行印象最深刻的两点。

一是“昆明的天气好”。地处亚热带低纬度高原的昆明,气候温和,晴雨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一年四季花枝不断、绿树长青……据说明朝状元杨慎在被贬云南的时候,写下了“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诗句,昆明也因此而得名“春城”,并广为流传。

除却本身优越的自然气候条件,昆明的天气之所以让老舍如此倾心,可能跟昆明和北平在城市氛围、环境上的某些相似性有关。冰心就回忆道:“喜欢北平的人,总说昆明像北平,的确地,昆明是像北平。第一件,昆明那一片蔚蓝的天,春秋的太阳,光煦地晒到脸上,使人感觉到故都的温暖。近日楼一带就很像前门,闹哄哄的人来人往。”

就连西南联大准备从长沙迁至昆明时,也曾有学生在壁报上写出“须知大观楼不是排云殿,昆明湖不在颐和园”的文字,其本意虽是警示大家不要在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留恋四季如春的后方昆明,但也侧面反映出时人把昆明与北平相比较,并默认二者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

而就笔者曾在北京、昆明两地学习、生活的个人经历来看,二者在气候风貌、城市氛围等方面的确有颇多相似之处。澄澈的蓝天,干爽的空气,明晃晃的阳光铺满大地每个角落,闭上眼,头顶仿佛有隐隐鸽哨飞过……每每值此,总会念起在北京西郊求学的4年时光,尤其当风卷动落叶,也卷起心底“故都的秋”的种种怀想。

在老舍回忆此次云南之行的《滇行短记》中,便有多处对昆明与北平的比较——

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虽然楼房比北平多,可是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

花木则远胜北平。北平讲究种花,但夏天日光过烈,冬天风雪极寒,不易把花养好。昆明终年如春,即使不精心培植,还是到处有花。北平多树,但日久不雨,则叶色如灰,令人不快。昆明的树多且绿,而且树上时有松鼠跳动!入眼浓绿,使人心静,我时时立在楼上远望,老觉得昆明静秀可喜;其实呢,街上的车马并不比别处少。

至于山水,北平也得有愧色,这里,四面是山,滇池五百里——北平的昆明湖才多么一点点呀!

作为土生土长北平人的老舍,在远离家乡多年后,能够以一种“度假”式的放松心态来到带有故乡“影子”的昆明,想必是心情愉悦的吧。

“人”的抚慰

老舍在《八方风雨》中曾说:“我很喜爱成都,因为它有许多地方像北平。”说成都和昆明都像北平,这并非老舍的自相矛盾,设想一个为抗战所累,四处漂泊、故园难返的人,难免会将自己寄身的城市与故乡作比,以寻求一点寄托,聊慰思乡之情。昆明所给予老舍的美好心境,除却“城”的陶冶外,“每个人都跑了几千里路”“现在大多数是在昆明”的老舍北平“朋友圈”也起到了相当大的助力。

1941年8月26日,老舍在罗常培的陪同下飞抵昆明,下榻在青云街靛花巷三号。

靛花巷,就在丁字坡下首南侧,毗邻翠湖,两三分钟就可走到水边,据传民国初期有位人称“王靛花”的老板在此操浆染业,从而得名,虽是条“两三人家的小巷,又狭又脏”,但在老舍眼里,“巷名的雅美,令人欲忘其陋”。

按现在的地理位置来看,靛花巷附近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其距离同样紧邻翠湖的云南大学相当之近,仅百米之遥,而爬上丁字坡,沿北门街向北步行约十分钟,就来到了著名的一二一大街(为纪念“一二·一运动”,1995年这条原环城北路西段的马路更名为此),路口的右手是云南民大附中,作为老民大的校址所在,沿街矗立的校门复刻了当年由梁思成设计的老校门的样子,而在路口左转,行经一段距离,就来到云南师范大学,即原西南联大的所在地。

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回老舍“昆明之行”的那个年代,会发现靛花巷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别看不过是一条20多米、只有4个门牌的浅巷,在抗战初期,这里却先后进驻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1938年春,史语所自南京经由长沙、桂林一路辗转来昆明,初驻拓东路,旋即搬迁至此。分别任历史、语言两部主任的陈寅恪和赵元任,也随同入住小院,小小的靛花巷,竟容纳了半个清华研究院的研究阵容。而居住于此的陈寅恪还流传有一件趣事:自1938年“九二八轰炸”起,至1941年末飞虎队陆续入驻云南,其间日军对昆明的轰炸尤为猖獗,因此靛花巷的住户们时常要注意“跑警报”。作为邻居的傅斯年让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做防空之用,陈寅恪的视力不好,当时又住在3楼,行动极其不便,因此只要警报一响,傅斯年便摇晃着胖胖的身子直奔3楼,搀扶陈教授下楼,送进“防空洞”。又据说该“洞”排水不畅,往往水深盈尺,而陈寅恪要连人带椅坐在水里,一直等到警报解除,对此他还作过一副对联:“闻机而坐,入土为安。”史语所在一年后搬往昆明北郊,北大文科研究所随之迁入靛花巷3号,老舍在西南联大的一班好友如罗常培、郑天挺等也随之进驻,因此老舍也顺理成章地住进了靛花巷3号院。

如果说史语所时期的靛花巷算是半个清华研究院的话,那么随着老舍的到来,此时的靛花巷倒真像个“文艺之家”了,一时间来访的文坛名人络绎不绝: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杨振声等,都曾是3号院的常客。虽然当“靛花巷的学者们用功时”,老舍总是谦虚地“不敢多打扰”家骅先生(袁家骅),“搭讪着进去喝一碗茶就赶紧告退”,和毅生先生(郑天挺)也是“不敢和他谈历史,只能说些笑话”,要不就索性“老鼠似的藏在一个小角落里读书或打盹”。但在漂泊零落的抗战期间,能够脱离重庆潮热、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觅得如此安静的小小院落,与新朋旧友们欢聚一堂,此时的靛花巷3号真不啻“世外桃源”了。更何况“等他们离开书本的时候,我(老舍)也就跟着‘活跃’起来”。在闲暇的时间里,老舍和朋友们一起喝茶聊天、聚会小酌,在夜宴结束后,伴着三五老友,不疾不徐地沿着湖岸漫步,昆明夏夜舒爽的晚风,吹拂在微醺发热的脸上。月色清朗,微漪满湖,“昆明很静,这里最静;月明之夕,到此,谁仿佛都不愿出声。”

而通过梳理罗、舒二人的关系,我们更能发现老舍“活跃”的一面。首先,罗常培可谓是老舍不折不扣的“发小”。二人都生于1899年的北京,同为满族,还是小学同窗兼中学同班同学,老舍曾回忆二人的童年时光:“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出钱总是他(罗常培)替我付。我家里穷,我的手里没有零钱。”在老舍的小说创作中,也能发现罗氏的“出场”。老舍的短篇小说《歪毛儿》中,主人公“歪毛儿”的原型正是罗常培。《歪毛儿》中有关小仁禄(即歪毛儿)的描写:“他的脸正像年画上的白娃娃的,虽然没有那么胖。单眼皮,小圆鼻子,清秀好看。一跑,俩歪毛左右开弓的敲着脸蛋,像个拨浪鼓儿。青嫩头皮,剃头之后,谁也想轻敲他三下——剃头打三光。就是稍打重了些,他也不急。”小说中的“歪毛儿”,活脱脱一个儿时的罗常培,罗氏本人也在回忆文章中幽默地“承认”此事:“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没穷得摆地摊卖破书,所以那篇(《歪毛儿》)后半所写的是另外一个人物型。”可以说,在老舍的昆明“朋友圈”中,感情最为深厚、最“铁”的朋友应该非罗常培莫属。

芜杂动荡的战乱年代,能够在宁静的春城“他乡遇故知”,对一个远离家乡、身心俱疲的人来说是一份多大的快乐与欣慰!无怪乎老舍在《滇行短记》的开头即写道:“老朋友在久别之后相遇,谈些小时候的事情,都快活得要落泪。”而据罗常培回忆,在他们一起夜游翠湖时,老舍竟兴奋得像个小孩,又蹦,又笑,又闹,还高声大叫……

一方面由于老舍文协“大当家”及文坛巨擘的身份,另一方面老舍与生俱来的幽默气质、随和个性,加之一口地道的北平话,使他在昆明所到之处备受欢迎,“老朋友对他格外热情,新交的也一见如故”。据说,有一晚,罗常培邀请老舍到五华山喝咖啡,老舍兴致很高,在咖啡店里俏皮地说起了“河北南部土语”,如将“讲演”说成“贾亚”,引得朋友们哈哈大笑。众人被他的风趣所感染,也不顾教授、学者的斯文,竞相模仿,店里充满了南腔北调和欢声笑语,连咖啡店的招待也被逗笑。兴奋之余,老舍还把在昆明的老朋友们,分别冠以“文静公”“文闹公”“文庄公”等雅号……

由于空袭的缘故,原本位于城内的诸多文化场所纷纷外迁,北大文科研究所也搬至城北郊的龙泉村。而在结束了城内的几场讲演后,老舍也来到龙泉村,并因为罗常培突然患病不便伴游,只好逗留于此,“在昆明两个月,多半住在乡下”。所幸“好人缘”的老舍又结识了一帮新朋友,并一起体验乡野风致、游览附近名胜:和冯友兰同游黑龙潭,与查阜西逛大观楼。虽然昆明城郊的日子相对不那么丰富多彩,但城外古朴幽静的自然胜景,以及“遗世独立”的乡居生活依旧令老舍陶醉——“晚上,山坡下的村子都横着一些轻雾;驴马带着铜铃,顺着绿堤,由城内回乡。”“相当大的一个院子,平房五六间。顺着墙,丛丛绿竹。竹前,老梅两株,瘦硬的枝子伸到窗前。巨杏一株,阴遮半院。绿阴下,一案数椅,彭先生(彭祉卿)弹琴,查先生(查阜西)吹箫;然后,查先生独奏大琴。在这里,大家几乎忘了一切人世上的烦恼!”

这期间更令老舍格外欣喜的是文学创作上的收获:“剧本(写作于昆明的《大地龙蛇》)写完,今年是我个人的倒霉年。春初即患头晕,一直到夏季,几乎连一个字也没有写。没想到,在昆明两月,倒能写成这一点东西——好坏是另一问题,能动笔总是件可喜的事。”

1941年11月10日,老舍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昆明。由于空袭和时间的关系,老舍临走前还“心心念念”着此行的两大遗憾:一是没看成滇戏,二是没去成呈贡。

抗战期间,各地来昆明的人数不胜数,生存境遇、个人心态更是千差万别。而这短短的3个月的生活,却使昆明成了老舍心中难以忘怀的地方。

(作者:迟锦航,系冶金工业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