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闻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1975年底，湖北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大量竹简，震动中外学界。这是一座普通小墓，墓主是名叫喜的地方小吏，禄秩不过斗食。围绕他身侧的竹书中有大事系年的《编年记》，在每年之下记录喜的个人及家庭要事，历史学家马雍视其为“意想不到的大幸”。三十年后，距此墓仅70米的西汉小型竖穴土坑墓中，再现大量简牍。墓主是名叫越人的地方小吏，禄秩仅为佐史。随葬竹笥中有一批《质日》，在历日之下记录为吏经历及家事，展现西汉前期的地方行政、个体生命的政治参与，可谓又一“意想不到的大幸”。2023年10月，陈伟、熊北生主编《睡虎地西汉简牍·质日》由中西书局出版，从这一珍贵材料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当时的相关制度，更能较为细致地了解基层小吏的日常生活。

　　《质日》之性质与特点

　　《质日》是睡虎地汉简数量最多的一种，2006年11月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77号汉墓，计有718枚，残片1700余枚，时间横跨文帝前元十年（前170年）至后元七年（前157年）共14个年份。目前发现“质日”简册7批23篇，如陈伟所言，此批“数量超过其他六批质日共九篇的总和”。全书由前言、凡例、释文与注释、原大及放大彩色图版组成。整理小组综合利用竹简形制、茬口、编绳痕迹、刻划线、书手笔迹及空白简等要素，扎实做好竹简缀合和册书复原，并细致研判《质日》年代，取得整理与研究的新成绩。

　　“质日”在秦、西汉流行，以一年的“历日”（记录每日的历书）为框架制成日志类簿表，在某日下记录事项。“质日”之“质”有对质、验证之义。就制作而言，“质日”有官、私两类。关于前者，“‘质日’是当时官府督察、考核官吏工作效率的一种文书”（Chen Wei, “Event Calendars” in the Early Imperial Era: A Re-Assessment, Bamboo and Silk, Volume.1, Issue.2, 2018, pp.446-468），由官府制作。官方“质日”还会被因需摘录，如里耶秦简、胡场5号汉墓木牍所见。墓葬所出《质日》《私质日》记为吏公务及家事，由私人制作。所记公务，偏重守官、兼官、外徭、迎来送往、前往上级单位以及外出返署的交代，不会详录所有工作，特别是在署常务。

　　秦汉历书存在多种，有记各年的月朔干支，如张家山M247汉简《历谱》；有记一年各月的每日干支，称“历日”，如肩水金关汉简“元始六年（居摄元年）磿日”，或称“视日”，如银雀山M2汉简“七年视日”。“历日”多纵列十二个月及大、小，兼记建除、八节，但没有留白用于记事。由此，“历日”“质日”虽均用来查看时日，但性质实际有别，“历日”侧重在所按之“历”，“质日”侧重在所质之“事”。首都师范大学刘乐贤教授提到“秦汉历日的内容绝大部分已被唐宋具注历日沿袭并发展，但也有个别部分如加注记事性文字的现象并不见于唐宋具注历日”（《秦汉历日的内容及功用》，《法国汉学》第十四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3页）。现在看来，因为“质日”本质上不属于“历日”，所以“加注记事性文字”便不会在循“历日”脉络发展形成的唐宋“具注历日”中出现。

　　揭示西汉前期地方行政的运作实态

　　研究秦汉地方行政，多据史志政书、法律文献、行政文书，偏重在“制”。随葬《质日》有所不同，从官吏视角揭示地方行政运作的实态，偏重在“人”，大体包括以下方面。

　　督劝农桑。汉代劝农掾的出现，郡早于县。《质日》记“劝田卒史何季过”“劝宿麦卒史来”“迎劝田卒史沙羡”，显示西汉早期已有劝农郡吏。“过”“来”“迎”及“以船送卒史燔桥”又反映了基层对郡吏的迎来送往，可作为传世记载的生动参考。

　　校雠律令。秦代地方已有律令校雠，具体操作不明。《质日》记“之江陵雠令”，提示县用律令是赴郡校雠，且可委派官佐一类小吏前往。

　　射御骑驰。《汉官仪》载当时成年男子“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质日》记“越人之竟陵试射”“试骑沙羡”“试骑竟陵”“之沙羡试骑”，时间多在七至九月，地点集中于郡内二县，可观西汉兵役及都试的施行。

　　组织役事。《质日》记“将作司空”“将取薪”“将堤”“之南观，将为瓦”“将攻石唐（塘）者”“将择珠者”“将采珠”“将治城”“将漕”以及“将三老之廷誰（推）”等，属于吏徭性质。既说明小吏公务众多，又反映民众役事纷繁。

　　输运物资。《质日》记载基层向郡“输羽”，向县“输筋”“输脂”“输畜钱”“输户赋”“输转费”及“致漕者家钱”。这些均由县下机构直输郡、县，啬夫、佐等正式机构中的正式吏员具体从事，展现了秦汉基层较高的官僚组织化程度。

　　上呈簿书。《质日》记基层小吏向县呈送文书，如“上麦事廷”“上沙羡民田事廷”“之廷上当计者书”“上豤（墾）田薄（簿）廷”“之廷上豤（墾）田数”“上民貣（贷）穜（种）廷”等，并受县委派向郡上书。

　　给事、守官。基层小吏多有借调县廷及其他机构，如“给事（县）廷”“给事狱”“给事尉”“给事田”“给事厨”“给事阳武（乡）”。原机构事务须由他人代理，称“守”。“守司空、田”“都乡式守仓、田”说明当时尚有同时兼守二官者。乡、亭官吏互守也较常见。这基于地域邻近且秩级相近原则。同时，少吏无论文、武，均须“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也使相关互守成为可能。

　　户算、定算。秦汉以八月案户比民，统计户、口，同时以“算”为单位征收口钱、赋钱，具体执行在乡。“户算”可读作“户、算”，“算”对应簿书常见的“凡算”。“定算”是“凡算”排除复除群体的实征数目，具体确定在县。《质日》还显示，赋钱分秋、冬两季征收在文帝时尚未出现，当时系按月征收，且多选在案比、上计的月份之外。

　　管窥中国早期基层官吏的个体生活

　　这位叫“越人”的墓主人生前居于南郡安陆县路里，爵为公乘，在文帝前元九年（前171年）下半年任县之官佐，十四年（前166年）八月除为阳武乡佐，后元元年（前163年）十二月正式就职，曾多次被借调县廷及其他机构（尉、田、狱、司空、厨、阳武亭），或于后元七年（前157年）去世。此14个年份的“质日”基本涵盖他的为吏生涯。

　　秦汉有长、少吏之分。少吏禄秩由高到低分为有秩、斗食、佐史三级。官佐、乡佐对应最低一级的佐史，由各县除任。县还负责佐、史功劳排序与迁补，无须上报。《编年记》记载了“喜”的身份变动：19岁为史，20岁为乡史，22岁升任安陆令史，23岁为鄢令史，37岁可能为郡属。里耶秦简记载了“釦”的经历：由史而为乡史，为乡史9年1日任田部史，为田部史4年3月11日升任令史。越人较喜、釦，迁升较为缓慢。不过，与越人同时，名叫杜期的佐后来升为乡啬夫，名叫粱人的仓佐也升为仓啬夫。越人勤勉十余载，参与较多工作，应当也有机会。后元五年（前159年）五月甲寅，越人“除为守令史”。他随临沮令参与漕运，不料因考课靠后而被劾受讯（前言，第3页）。疏误责罚的“效负钱”又出现于《质日》后元六年五月、七年九月。或许是这些疏误使他的后续发展受到影响。

　　越人虽长期只担任基层小吏，但知识结构、业务技能却不宜低估。《质日》记“治籍”“治田籍”“治计廷”“治漕课”“治吏功尉”等，随葬官府文书、私人簿籍，对应其“能书”；《质日》数次记载“丈田”及“计田”“上计”“入计廷”“上算志”“上算状”，任阳武乡佐后多次“之廷定算”，随葬《算术》一卷，说明其“会计”；前面所述越人多次被借调县廷，频繁“将”众从役，随葬包含《荀子》《韩非子》等内容的典籍，反映他参与多方面“治官民”事务；而“之江陵雠令”以及“给事狱”“兼狱”，随葬律章两卷，又说明他“颇知律令”。

　　越人常年在基层工作，但活动范围不限本署，县廷、诸乡、诸官均多有他的身影。此外，他还“送客竟陵”“之邾”“市宛”“致漕卒用宛”“之宜成买马”“之中卢”“之单阳买麈革”，前往本郡、邻郡的其他辖县执行任务；同时受县廷委派，前往郡府“上筭（算）状”“上筭（算）志”“上期会”“上租薄（簿）”“请买楼船器具”“请买马”，前往尉府“上爵札”“上漕课”。秦汉郡守负责兵器，郡尉管理卒徒，上述区分从中可以得到呈现。其中，“上筭（算）状”“上筭（算）志”“请买马”的三次，往返郡府均为19天，“上期会”的一次用了21天。

　　作为“毋乘车”之小吏，越人两次因执行重要公务，乘坐传车，算是一种特殊待遇。一次是“乘传行，发军书竟陵”。另一次是“受令之长安”。后一次，他于从安陆出发，经4日至郡治江陵，次日赴郡府报到，接受委派，6日之后“起江陵，乘传献”，历5日“夕到长安”。他在长安停留9天，返程历时17天回到江陵，12天后抵达安陆，并休假12天。

　　对于喜、越人这样的地方小吏，传统史料中记载很少，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日常工作，我们过去往往无从得知，《质日》之类材料的发现与整理研究，为此开启了一扇新窗。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0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