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思想家对于德性、自然、政制、人性等根本议题有共通的见解，在德性和价值理念上尤为契合。在古希腊的伦理思想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重视城邦和个人的德性完善。柏拉图尤其强调智慧、节制、正义、勇敢这四枢德的培育，既区分常人德性与哲人德性，又表明各种德性统一于最高类型的知识或智慧。孔子注重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诸德，并以仁统摄各种德性。中西古典思想皆关注德性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政制、礼法的德性基础，以及个体心性的涵养。中西古典文明的相互借鉴和阐发，可为古今价值的交汇融通提供坚实的思想根基。

　　中西古典正义观都显明，人应过合宜的生活并追求自身的完美与优异。柏拉图《理想国》指出，正义并非习俗理解的归还所有物、损敌扶友，遵守强者制定的法律，或为避免相互伤害而履行契约。真正的正义需要每个人按照其自然本性各司其职，各阶层各得其所。孔子的“义”也涉及大义、正义、合宜、正当、情谊、善，“义”既是伦理准则，又包含恰当行动的实践能力和行为者的品质。孔子看重义本身的内在价值，而非行义所带来的外在功利结果。他始终把义置于利之上，凸显“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孔子同样重视合宜原则，“义之与比”便表明，君子要根据合宜的方式使人各尽其职。儒家尤其彰显，人除了履行应有的职责外，还要立人、达人。

　　中西古典思想也注重节制、中道、适度原则。在柏拉图看来，城邦的节制在于，城邦中的优秀者统治低劣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明白自己的职责和权能。个人的节制则是，灵魂中的三部分和睦共处，不相互争执，由理性统领血气和欲望。传统的节制关乎敬畏、自制和羞耻，需调和公私利益。但哲学意义上的节制在于自我认识、自我反思，充分认识自身的限度、无知和爱欲的复杂性。中国传统亦坚持对人的欲望保持克制。老子提出，“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过度彰显能激起民众欲望的东西，以免扰乱民众的心智。崇尚纯朴、节制有度、杜绝智巧并回归到婴儿般的自然本性，方能使人不受欲望的羁绊。孔子同样要求人节制自己的欲望，人虽有求富求贵的欲望，但必须取之有道。君子应“欲仁而得仁”，将最高的爱欲指向“仁”，而非权力、财富或名声。

　　在勇敢德性上，中西古典思想亦能相互启发。古希腊的勇敢观念不仅涉及对痛苦和恐惧的征服，还需克制快乐和欲望，并包含智识上的勇敢。中国传统亦有义勇、智勇与仁勇之分。柏拉图表示，勇敢的人需在面对苦乐时，始终恪守理性的告诫，知晓什么可畏和不可畏。政治的勇敢在于，公民在苦乐、欲望面前都坚持合乎法律的正确信念，保持羞耻感并为城邦争取荣誉。哲学的勇敢则包含智慧，旨在充分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善恶之事，精神上能冲破各种习俗意见的束缚，正视自身的困惑与无知，孜孜于探究真理并践行对完善灵魂的有益之事。儒家也认为，真正的“勇”脱离了野蛮、鲁莽和血气，具有道德和理智的内涵。孔子看重的“勇”并非渔人、猎夫或烈士之勇，而是“圣人之勇”。“圣人之勇”具有“知”和智慧。义勇使人敢于面对外敌、危险、恐惧和恶；智勇使人审时度势、以智取胜，不受流俗意见约束；仁勇侧重于个人内心的平和、从容，并上升为“大勇”“上勇”。孔子将勇内化到仁义礼智诸德之中，使其成为促进智性完善和身体力行的坚实力量。

　　可见中西古典德性观有诸多共通之处。这种相似性，可成为中西文明互鉴与价值融合的基础。

　　柏拉图有四枢德之分，又指出“德性即知识”。在何种意义上，正义、节制、勇敢可谓“知识”或“智慧”？诸德性有不同名称，却又统一于“知识”，德性的多与一之间有着内在关联。在中国古典思想中，“仁”同样有多层含义。仁既是自爱与爱人的统一，有别于义礼智信；仁又统摄其他各种德性，使之获得平衡并构成人性的整体。古希腊的“智慧”或最高类型的“知识”与“仁”有契合之处。

　　柏拉图区分了城邦与个人的智慧，城邦的智慧在于探讨城邦整体事务，处理内政和外交。个人的智慧在于，理性在人身上占主导，自身拥有知识，知道什么有益于自己和灵魂整体。其他诸德性都与智慧密切相关。譬如，最高的正义需要依据每个人的自然本性分配适合他的工作，而只有智慧者（哲人）方能全面认识每个人的自然本性。因此，自然正义离不开智慧。真正的节制也涉及智慧。节制的人有自我认识和自知之明，能检审自己的所知和无知。最高的勇敢关系到各个时段上好坏事情的知识，清楚什么可为和不可为，同样脱离不了智慧。柏拉图既区分各种德性，又将它们追溯到智慧或知识。这是因为，哲人、政治人、普通人各有各的德性，不可直接拉平或相互替换。普通人要恪守伦理德性，少数爱智者则需奋力追求理智德性，获得完满的智慧。

　　“哲学”原意为“爱智慧”，但哲人并未直接声称已拥有智慧。苏格拉底“自知无知”表明，哲人虽致力于智慧的求索，却非全知全能。对于最重要的人类事务，如善、美、最好的生活方式和政制制度，始终需要去思索。正是对最重要事务的无知，促使哲人将求知、求真的生活作为最高贵的生活。智慧与无知的这种辩证关系，也使哲人的思想有所节制，不进行普遍性的启蒙而推翻所有习俗观念。哲人热衷于探索宇宙万物的奥秘，这种对智慧的爱欲乃是最高的爱欲。哲人从个别的美上升到普遍的美和美本身，从身体的美转向灵魂、礼法和各种知识的美。

　　中国的仁性意识同样包含德性的多与一、自爱与爱人、宇宙与个体的关系。仁不仅涉及义礼智信，还关乎节制、勇敢，以及恭宽敏惠、刚毅木讷等。仁看似“全德”，涉及多个领域和维度，常人、政治人、圣人能体悟到不同层次的仁。但在论及诸德性时，孔子并未排出高低秩序，将仁作为最高德性，位列其他德性之上。他更关注仁如何贯通、统摄其他德性，其他德性皆是某种特殊品德，可谓“仁”的具体表现。“仁”不能脱离其他德性，其他诸德也无法排除仁。在柏拉图那里，正义、节制、勇敢也与智慧息息相关，在最高意义上可归为知识或智慧。

　　仁不仅具有伦理和价值内涵，还有宇宙论意义。仁作为一种感通和气的形态，能贯通天、地、人、物。董仲舒将“仁”视为“天心”即宇宙之心，甚至天即仁，就把仁从伦理价值层面提升为宇宙原理，以规导人世的政治秩序。天之仁在于化育、生养万物，使万物生生不已。人秉承天命之仁性，就拥有仁义礼智诸德性，天性与天道和谐一致。孔子将仁看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要求爱人如己，不能只是独善其身，需与人俱立、俱达，在日常生活的修行中体仁。人能体仁，即能体天地之心。柏拉图也要求，领略过最高智慧的哲人不能摆脱城邦，而要保持对政治和人世的关切与友爱。仁性意识使人成为身心一体的整全之人，秉有各种德性和均衡的意识。仁性透显出的中道原则和节制精神，可像古希腊哲人那样调和个人、政治与宇宙间的各种张力。

　　中西古典思想皆认为，和平、公平、正义、智慧、友善、繁荣、适度自由和民主（中道），乃是中西传统文明共同追求的价值。中西古典文明都极为看重政治德性和个人德性的培育，将德性视为一种内在的、不依赖外物的善，人要获得幸福和灵魂的和谐应求索完整的德性。德性本身具有内在的永恒价值，与立法、政治之间存在深层关联，有德的生活会使人更关切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中西古典德性和价值的契合也有益于新文明理念的构建，更好地协调各国文明的差异和冲突。

　　中西古典思想家都从宇宙秩序来阐述政治秩序和人伦秩序，注重德政和人的德性完满，对政治极化、过度贪欲等有深刻反思。古希腊传统重视诗教、乐教和德性教育，这与中国的礼乐文明相合。中华文明注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者爱人、修齐治平、天下大同，古希腊文明对政治和个人完善的理解也有宇宙论与目的论色彩，强调任何政制的维系都需要德性，政治乃是走向德性的辩证运动。中西古典文明在重要价值和理念上的共契，有助于现代多元文明和古今价值的深度融合。

　　在永恒的人世问题上，老子、庄子、孔子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有共同见识，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战争与和平、正义与不义、自由与奴役的看法相近。重新认识并深入思考中西文明的精神源头和内在价值，能更好地理解中西方在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发展观上的异同，构建起共同价值理念，以应对现代的各种冲突和危机。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0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