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

《光明日报》( 2025年01月22日 14版)

鲁迅《故乡》同名连环画 资料图片

【文学与故乡关系辨析】

编者按

临近春节,回家过年正在成为中华大地上一道壮观又温暖的风景。在创作中让故乡作为一种“地标”进入文学的视野,历来是作家们的“拿手好戏”。自2023年2月开始,本版开设《文学里念故乡》栏目,邀请重要作家畅谈自己的创作与故乡之间的联系,至今已经刊发22篇。今年这个栏目将继续展现更多作家对故乡的情感和抒怀。

在《文学里念故乡》栏目的基础上,本版从今日起新设《文学与故乡关系辨析》栏目,邀请文学评论家撰文,梳理文学与故乡之间的历史脉络,阐释二者之间蕴含的内部张力,思考如何在聚焦故乡的前提下开拓更为广阔的书写空间等,敬请关注。

表面上看,文学与故乡之间似乎只是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实则不然,它们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三言两语恐怕难以厘定清楚。怀乡应该是文学创作最为常见的主题之一,但常见并不意味着简单。怀乡书写具有复杂的面向,与社会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文化内涵与美学意蕴,能折射出广阔的历史视野与丰富的逻辑维度。情感怀乡作为乡村书写最初、最基本的层面,几乎贯穿整部中国文学史。文化怀乡则体现出深沉的文化依恋与认同,是海外游子魂牵梦绕之所在。当下怀乡书写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与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时间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文学与故乡更为高远的书写境界。

书写游子的怀乡、思乡之情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这给中国人带来较为稳定、富足的生活。安稳于家乡田园,耕读传家成为中国古人理想的生活方式。同时,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族网络,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古人安土重迁的情感。正如《汉书》所言:“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然而,从军、宦游、赶考等必不可少的离乡出行,包括战争导致的滞留异地他乡,都必然让离乡游子萌生怀乡情感。于是,书写游子的怀乡、思乡之情,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怀乡之情的书写在《诗经》中就出现过,《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至今都是抒发怀乡之情的名句。《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是这么写的:“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诗歌通过刻画一个愁思辗转、夜不能寐的游子形象,将怀乡的情感具象化,充分调动“月亮”这一怀乡公共意象的审美内涵,在艺术性上把怀乡推向一个新境界。李白的《静夜思》国人耳熟能详,本是极为生活化的场景,却因抬头即见的明月,引发游子如月光般弥漫寰宇的思乡之情。独特的怀乡图景,精巧的艺术构思,足以使之成为怀乡文学的典范。

家国同构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因此,对“家”的所怀、所思,还寄寓着对“国”的所感、所念。杜甫《春望》通过表达对家书的期盼,把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关切结合在一起。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中似一江春水的愁思,既是出于幽囚他乡而故土难回的伤怀,也是出于故国不堪回首的嗟叹。

以作品守护农业文明的精髓

古代离乡游子虽然身处异乡,但从文化层面上来讲,异乡与故乡基本上是同质的,无等级上的差异。因此,怀乡之情非常纯粹,都是对于家国的思念。然而,进入现代以来,怀乡书写所体现的文化意蕴就要复杂得多。

一批受到良好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笔下的怀乡书写,出现崭新的面貌。他们大都具有海外学习与游历的切身体验,回国后也基本生活在大都市。然而,他们魂牵梦绕的故乡,仍然处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于是,离乡游子与故乡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同时,近代由于外敌入侵,农业文明被迫置于工业文明的对照之下,且被认为比工业文明落后。这种文化上的落差刺激了近现代之交的怀乡书写,使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怀乡之情的表象之下,其实蕴藏着中国作家对不同文明之间的思考。在这些作家看来,工业文明虽然在技术、物质层面上占据优势,但是,在精神层面上,农业文明具有工业文明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甚至可以疗救种种工业文明带来的病症。因此,对仍处于农业文明的故乡的怀念,上升为对农业文明的礼赞与守望。对故乡的风景、人、事的怀念,上升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眷恋。

鲁迅的《故乡》呈现出两幅处于不同时序中的故乡画面:少时风景秀丽、人际关系和谐的美好图景,“此时”荒凉凋敝、人心冷漠的灰暗画面。在前一幅图景之中,少年闰土天真无邪;后一幅画面里中年闰土木讷、麻木。少年闰土是农耕文明的化身,中年闰土则是工业文明冲击下走向破产的农民典型。两幅画面的对比,显示出鲁迅怀乡书写的背后,是对尚未受到“现代文明”冲击的农业文明的缅怀。

与鲁迅类似,废名、沈从文都着力书写美丽的故乡风景与淳朴的乡土人情。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书写故乡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在这片土地上认真生活的人们。作者醉心于描摹静谧的生活环境,何尝不是对喧嚣工业文明的反思呢?废名对人与人之间真诚、朴实的美好人性的礼赞,又何尝不是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功利价值观的批判呢?沈从文在以《边城》为代表的小说中,把怀乡之情升华为对于美好人性的守望。《边城》的自然环境是美丽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朴素、善良、可亲。然而,这种安逸与美妙的生活氛围受到外来工业文明的冲击。工业的磨坊与农业的木船之间的对立,显示出沈从文对农业文明的深切怀念与忧思。这种把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放置在对比框架中的书写方式,使中国作家的怀乡书写置于宏阔的文明对照视野之中,所表达的怀乡之情,超出个体情感范畴,指向农业文明的价值和人性之善。这些作家笔下的怀乡书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适度警惕,以及对于农业传统文明精髓的赤诚讴歌与真切守护。

海外作家的怀乡书写具有鲜明的文化认同意识

现代作家已经把怀乡书写从个人情感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的高度。他们笔下的怀乡情已经不再是个体的一己之情,而是具有文化上的独特意义。这种文化怀乡在客居海外的作家那里,演化为对文化原乡的怀想、坚守。

其中,余光中的诗歌《乡愁》颇为典型。这首诗歌之所以能大范围传播,得到广泛的认可,源于它所表达出的特殊家国情怀。在余光中的笔下,家乡不仅有新娘、母亲所代表的情感和血脉之所系,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为漂泊者提供历史和文化之根。这里的“怀乡”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个体思乡之情,而是游子对中华文化的真挚热爱与深切眷恋。故乡即是文化原乡,对于故乡的怀念自然是对于文化原乡的怀想。

在海外华人作家眼里,乡愁不再只是对故乡、祖国的思念之情,还具有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白先勇以文化怀乡作为创作《纽约客》的思想源泉,写出留学生群体在文化冲突中的失落与寻找。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讲述一位华人在美国各地的游历过程,在漂泊的现实和稳定的回忆之中凸显怀乡之情的浓与烈。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在返乡留美博士的意识流动中,真切写出“无根一代”的苦闷和寂寞。

通过书写人物在面对海外文化时无所适从和疏离的心态,海外作家深深地认识到,只有文化原乡才是自己的文化之根。因此,他们的怀乡书写具有鲜明的文化认同意识。

“返乡”和“留乡”是当下怀乡书写的两个基本面向

现代以来,大部分作家对于乡村所代表的农耕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又深知乡村的现代化是无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怀乡书写因此体现出主体价值与历史理性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矛盾的思想意识体现的是西方现代化模式:乡村不以个体的情感与意志为转移,必然要被动地汇入城市化的历史洪流之中。不过,当下的作家开始表现乡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怀乡书写也因此摒弃了西方现代化的思想范式而进入一个新阶段。

“返乡”和“留乡”是当下怀乡书写的两个基本面向。乔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宝水》中的返乡书写,呈现出新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在城市生活的地青萍经常性失眠,感到孤独无助,回到宝水村之后,她如鱼得水。不过,疗救她的不再只是乡村风物、人情。地青萍深度参与乡村振兴事业,帮助宝水村转变成为新型农村。随着宝水村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地青萍也重新找回了自己,最终完成自我疗救和自我成长。由此可见,《宝水》的怀乡叙述体现出一种新的历史观:乡村不再亦步亦趋紧跟城市,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当下怀乡书写的另一个重要面向是由于对家乡怀着真挚的热爱,从而矢志坚守,乐于在家乡的土地上付出汗水、奉献智慧。关仁山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中,王决心立志哪里也不去,就留在家乡。他的成长道路不是进城获得知识、资本,而是在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中,实现和白洋淀水乡的双向成长。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所塑造的麻青蒿与王决心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原本是一名乡村民办教师,打算通过进城务工来摆脱贫困境地。但因对孩子的牵挂和对家乡深厚的情感,他决定留在千年村,并担任村干部。为了千年村摘掉贫困的帽子,他全身心投入脱贫攻坚的伟大进程,同时克服自身的不足,努力学习现代管理经验,让自己与这个时代和这片土地贴合得更为紧密。在他的带领之下,千年村以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村民淳朴的道德品格,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从而推动乡村建设迈出新的步伐。

文学的怀乡主题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里有不同的情感、文化内蕴,以及不同的呈现方式,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体现出中国文学在承担历史使命上的强大力量。

(作者:周新民,系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