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颖《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04日 11版）

高昌为吐鲁番地区的古称，是历史上高昌壁、高昌郡、高昌王国、唐西州的所在地。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高昌墓志中存留着丰富的与《诗经》有关的材料。这为研究《诗经》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

高昌墓志因多刻写于墓砖上，又称“高昌砖志”或“吐鲁番砖志”。侯灿、吴美琳著《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收录砖志328方，其中30余方含有《诗经》的材料。其年代，最早的是高昌永平元年（549）的《田元初墓表》，最晚为唐建中三年（782）的《高耀墓志铭》，前后跨度233年，显示出《诗经》在古高昌地区的传播有不间断性的特点。

高昌墓志所涉《诗经》篇章，涵盖面广，包括《风》《雅》《颂》各个部分。唐永昌元年（689）《张雄夫人麴氏墓志铭》，涉及《诗经》七篇。其中有云：“惟彼伐柯，求此灼实。于归百两，好合琴瑟。”“伐柯”一语出自《豳风·伐柯》。“灼实”一语取自《周南·桃夭》。“于归百两，好合琴瑟”源于《召南·鹊巢》等篇。墓志汲取这些《诗经》用语，对志主麴氏的品行、修养加以褒扬。一方墓志中，即关涉多篇《诗经》，反映了当时吐鲁番地区《诗经》传播之盛。

高昌墓志中的《诗经》材料，内容相对集中。赞颂志主品行与伤悼逝者的用语多次出现。“景行”使用频次最高，它出自《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句。司马迁《孔子世家·赞语》里曾对其加以引述，用以表达对孔子的仰慕之情。由是遂成典故，意义也渐改变，由原诗中的“大路”义，变为令人仰慕的代名词。曹丕《与钟大理书》中的“高山景行，私所慕仰”即为此用。蔡邕《郭有道碑文》将“景行”一词引入碑文中，“树碑表墓，昭铭景行”句，开启“景行”在碑铭中的表达，使之成为惯例。高昌墓志遵循这一惯例，显示了与中原文明的承继关系。

“旻天不吊”是高昌墓志中另一高频次使用的词语，它是《诗经》用语的变体。《左传·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上引哀公诔文中，“不慭遗一老”出自《小雅·十月之交》。高昌墓志多截用为“慭遗”一语，以表示哀悼之情。这既是遵循《左传》中哀公诔孔子的范式，也说明作者对《诗经》相当熟悉。

高昌墓志中，《诗经》内容的呈现方式灵活多样。有对诗句的直接引用，有巧妙的化用，有的仅引篇名。《张怀寂墓志铭》“思《蓼莪》而号诵，相《陟岵》以崩心”句中的《蓼莪》《陟岵》，皆为《诗经》篇名。前者是《小雅》诗篇，后者为《魏风》诗篇。其内容都与思念父母相关，墓志借以表达思亲之情。

高昌原为车师故地。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中原王朝不断经营高昌。尔后北方政权更替频仍，战乱不断，民众多避难西迁。《魏书·高昌传》载：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尽管“地隔关山，境接荒漠”，但高昌地区民众普遍具有的文化认同心理，却使高昌与中原的文化联系一直绵延不断。在唐代，这种文化上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诗经》等儒学经典在高昌地区的传承，正是基于这样的传播基础与接受土壤。

关于《诗经》在高昌的流传，传世文献多有记载。《梁书·高昌传》：“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魏书·高昌传》记载的高昌王麴嘉向北魏求借五经事件，透露了《诗经》与其他经史典籍进入高昌的路径：“（麴嘉）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肃宗许之。”《周书·异域传下》载有高昌流行《毛诗》《论语》《孝经》及学官教授经典的情况：“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唐代及其以前，多民族语言并行的社会环境下的汉文化经典传播，是饶有兴味的话题。

在已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诗经》残卷有20余种，皆为《毛诗》。与《周书》记载相合。1975年出土于吐鲁番哈拉和卓的一件西凉《秀才对策文》，有关于《关雎》为何居于《风》之首的策问内容。两位秀才的策对中以《诗》证《诗》，旁征博引，对《诗经》的运用相当娴熟。这样的对策文流行于高昌，足见《毛诗》在高昌主流文化中的地位。

高昌墓志可与上述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其中有关《诗经》的内容，传递出《诗经》在高昌地区传播的诸多细节。一些志文记载了《诗经》远播西陲的原因、路径，显示了高昌《诗经》传播与河西经学相承的关系。

关于河西经学，陈寅恪曾有如下阐述：“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他认为，河陇一隅能保存汉代中原学术，家世与地域因素至为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之地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儒学是主流，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诗经》为“五经”之一，《诗》《书》并称，历来为传统文化的代表。《诗经》对于高昌人来说，为生时研读、“润身”的范本，死后则用于为他们“树碑表墓，昭铭景行”。这显示了高昌地区的《诗经》接受，呈现出不断内化式吸收的进程。

墓志中的《诗经》材料，与发现于敦煌、吐鲁番地区的《诗经》写卷互为表里，共同反映了唐代及其以前《诗经》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面貌。墓志从传播主体、客体、载体等方面，传达出《诗经》远播边域的诸多信息，对我们全面了解《诗经》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进而探索中华文化经典在丝路上的传播规律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作者：李 颖，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