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金民《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15日 09版）

《马背上的朝廷》

张勉治 著 董建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乾隆南巡图》 国家博物馆典藏 资料图片

【光明书话】   

自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684-1784）整整一个世纪中，康熙帝和他的孙子乾隆帝各自六次南巡，南巡既是康乾盛世的旷古大典，也是清廷统治稳固的典型象征。江苏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一书（以下简称《马背上的朝廷》），循着近年美国学界颇为流行的“新清史”的意识形态路子，着重对乾隆六次南巡作了深度解读，提出不少新的看法，具见启示意义。

资料丰富，注释翔实

本书作者搜集和征引了相当丰富的一手资料，系统查检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量相关档案，充分引录了《清实录》和乾隆南巡结束后编纂的120卷《南巡盛典》，特别是乾隆皇帝数量惊人的御制诗，作者不惮烦冗，反复引录，以说明问题。全书不少篇幅叙述得相当精细，如乾隆六次南巡的队伍是怎么排列的，圣驾营帐是如何分布的，阅兵队列是如何布阵的；算账也很具体，如南巡的费用包括哪几类，花了多少钱，也做了估计；南巡过程中召试的情形，名次人数等，均极详细。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注释翔实具体，准确无误，读者若作回溯性检索，基本无误，堪称规范。译者董建中则是清史研究专家，极为当行，故译文均是专业术语，相当贴切，并无一般译本常见的偏差。按作者的说法，《马背上的朝廷》对于南巡背后皇帝的动机给出了一个更为复杂和更具历史场景的解释，作者尤其关注强调作为一种家产制统治形式的民族——王朝统治的建构和重构；同时也深入探讨了地方对于南巡的反应以及大众对南巡的认识。

本书作者概念和理论先行，将皇帝巡幸定位为盛清时期家产制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认为清朝统治同时具有民族与王朝的向度至为明显，而南巡则是绝好的例证。18世纪清廷在中国内地所面对的政治问题与17世纪不同，他们是由于成功而不是由于征服所带来的问题，是接任者而不是征服者所面对的问题。盛清时期巡幸的恢复，是一项充满着意识形态色彩（即有着民族色彩）的事业，为的是伸张和扩大清的民族——王朝统治。乾隆南巡是他努力稳固武备以及维护京营和驻防八旗声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朝当权者在南巡期间所要表达的，既有军事的意义又有民族的意义。乾隆皇帝试图减轻地位优越的士人中间与日俱增的忧惧，因为“他们正逐渐地被来自长江北岸的富裕暴发户们所遮掩”；乾隆皇帝最早的巡幸活动有效地降低了江南在帝国礼仪中的地位，他通过诗作推动“马上治天下”正统化，既在内地也在塞外推进了朝廷的民族——王朝特权，到了18世纪中期，已将巡幸指定为马上治天下的一种精髓表现。在江南马上理政，这是新的意识形态领域，将满洲人特权延伸至江南——内地的经济和文化的绝对核心——的民事的行政与治理中。

作者的上述看法，为“新清史”找了一个实例做注释，旨在说明满族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国内地两个半世纪以上，是因为保留了它的民族特色满族性，而始终没有被汉化，南巡就是满族保持骑射马背上治国的典型例证。为了阐明这一主旨，作者将乾隆南巡置于西北战事的更宏大的背景中，通过西北战事的时代背景，试图更深入地理解十八世纪中期内亚领土并入清帝国，是如何影响清朝在内地统治的进程的，乾隆南巡既反映也加强了盛清政治文化在一个既繁荣又有着旷日持久战争年代的更具普遍性的军事化进程中。

对弓马精神的过度阐释

满族是否已经汉化或正在汉化，其实是一个不待辨明的问题。乾隆帝六次南巡，每次都要在江宁阅兵，以检阅八旗兵的骑射程度和尚武精神，然则每次令皇帝大失所望，情景堪忧。针对八旗弓马本事丧失殆尽的实际，乾隆帝赋诗道：“八旗读书人，假借词林援，然以染汉习，率多忘其旧。问以弓马事，曰我读书秀，及至问文章，曰我旗人胄。”作者引录了乾隆帝的大量诗作，这首颇能说明问题的诗却不知何以未引。在一线冲锋陷阵的八旗将士如此，贵为九五之尊的康熙和乾隆皇帝，也流连于江南山水，钟情于江南的声名文物，特别是乾隆皇帝，尤其喜欢苏式家具，常常在“苏宴桌”上，享用由其最信任的厨师张东官调理的苏州宴，平时更吟诵出了4万余首汉文诗。对这样言动起居的皇帝，难道可以说他们还没有汉化？对他们到“汉地”的频频南巡，难道可以说是发扬骑射精神仍然保持了满族特色的典型？

《马背上的朝廷》可商之处也较多。揆诸实际，乾隆帝首次南巡在乾隆十六年，明确南巡在乾隆十四年，而西北战事结束于乾隆二十四年，南巡早于西师结束整整10年，是不能看作西北战事的延续的。康乾南巡特别是乾隆南巡时期，清朝疆域底定，统治稳固，无论满族汉族，可称各族归心，观念日趋融合，民族隔阂日趋消融，随着科举考试的成功，江南士人精英大量地充实到清朝的治国理政队伍中，何来如作者所说的江南“士人身份的深深焦虑”和被“来自长江北岸的富裕暴发户们所遮掩”的“与日俱增的忧惧”？盛清时期的江南人文活动，展现出的完全是另外一番风貌。康乾南巡，皇帝自身表明心迹是“问俗观风”，乾隆帝更反复表明要尽孝道，其巡行时间，多在阳春三月江南风光最佳时节，怎么能够理解成如作者所说，“南巡是他广泛努力稳固武备以及维护京营和驻防八旗声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朝当权者在南巡期间所要表达的，既有军事的又有民族的意义”？

清代的江南，财赋甲天下，科第冠海内，始终是清廷关注的重心所在，康乾南巡正是江南在朝廷心目中有着突出重要地位的反映，而乾隆皇帝最早的巡幸活动怎么可能“有效地降低了江南在帝国礼仪中的地位”？乾隆皇帝拜江南老名士苏州沈德潜为师，与江南士人诗文唱和，诗作极为丰夥，怎么成了作者所主张的“乾隆皇帝通过诗作推动‘马上治天下’正统化，既在内地也在塞外推进了朝廷的民族—王朝特权；到了十八世纪中期，乾隆皇帝已将巡幸指定为马上治天下的一种精髓表现”？乾隆皇帝南巡，只在入城式时骑马，而入城后即住在精心布置的行宫中，怎么能够理解成在江南马上理政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将满洲人特权延伸至江南——内地的经济和文化的绝对核心——的民事的行政与治理”中？乾隆《元和县志》是沈德潜主纂的，全方位地贯彻和体现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怎么能够如作者所说，将其“解读为《元和县志》编纂者的一次有节制的抗争，甚至是破坏乾隆朝廷所积极推进的民族—王朝例外主义的宗旨”。

对社会反应的探讨不足

《马背上的朝廷》是全面论述乾隆帝六次南巡之作，但作者过于强调清朝民族—王朝统治的建构和重构，过度阐释南巡的弓马精神，因而对历次南巡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却殊少考察。阅读该书后，读者仍然不知道乾隆六次南巡每次是从哪一天开始到哪一天结束？每次巡幸到了哪些地方？在淮安、扬州、苏州、杭州、江宁等城市停留了几天、是怎么活动的？又何以会有长短的不同？南巡过程中觐见了哪些人，地方绅士接驾的是哪些人？做了哪些事？听了几场戏？这些基本而又具体的内容并没有在书中呈现。看了书中列出的数据以后，即便能够复原南巡队伍的情景，乾隆六次南巡的过程仍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作者自认为，《马背上的朝廷》一书深入探讨了乾隆帝南巡行经之地的社会反应和大众认识。通读全书，笔者以为作者做得还很不够，诸凡江苏无锡耆老顾栋高对于南巡不以为然、浙江天台名士齐召南讥刺南巡意欲登临险要迹近不孝，绍兴知府如何潜布木石于河以抵制皇帝御驾临幸等，这些颇能说明江南士民反应的事例，书中殊少引述。

有关康乾南巡特别是乾隆南巡，有很多具体细节性的东西，其实张勉治先生并没有用，不知道他是没有看到，还是故意没有用。反映乾隆帝第一次南巡地方准备接驾情形的，就有无锡人黄卬的《乾隆南巡秘记》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当地迎驾的具体情形，两个大营盘、多少尖站，正路副路，征集了多少民夫，准备了多少条船，花费了多少钱，毁坏了多少坟墓，占用了多少粮田，给地方造成了多大的负担。像这些内容，张勉治先生都没有写。笔者认为，如果我们结合利用诸如此类的地方记录，相信对于康乾南巡特别是乾隆南巡，可以获得一个相对公正客观符合当时实际的看法。

（作者：范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