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文鹏《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02日 05版）

【读书者说】  

新年伊始，收到东方出版中心寄来的《元代文学通论》。一看目录，就起了极大的兴趣。读下去，感到元代文学原来那么精彩，那么有魅力。心有所得，便想把它推荐给读者。

本书作者查洪德教授，专注元代文学研究数十年，在出版了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的《元代诗学通论》后，又撰成这部《元代文学通论》。全书绪论之后共二十八章，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总论，中卷为文坛特征风气论，下卷为体派综论，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作者沉浸元代文史多年，深入切实了解元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情，在此基础上观察探索，所以能准确把握元代文学特征。又因坚守朴实学风，一切从原始材料出发，慎思精鉴，得出结论，使其认识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客观。作者在书中既论述了元代文学的分期发展嬗变，指出元代文坛的风气，又研究了元代文学的各体各派，对各体裁、各时段、各地域作家的创作特色和成就作出中肯评价，是宏观、中观、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此外，许多章节论题和观点发人所未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读这部书，给人突出感受是气象宏大。这不仅缘于其洋洋百万言的规模，更因其概括描述了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大元气象”——疆域辽阔、国势强盛，尽管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压迫深重，但汉蒙等民族杂处有利于文化融合，文艺各领域呈现出不同观点与流派争鸣的特色，体现为“混一海宇之盛”，和“王化大行”之“无远弗至”，以及大而有容的含宏之量等。

形成宏大气象的真正内因，是作者能以通观视野对元代文学做整体把握。元代文学构成极其复杂，地有南北、时有前后、人有华夷、体分雅俗，由此形成了文学的诸多板块。但在查洪德看来，不管南方北方、前期后期、中原四海、雅情俗趣，都是元代中国这一时空中的文学，都是在共同精神哺育下的文学活动与成果，必能统摄于元代的时代精神。本书将元代文学中各具特色、各自发展的板块，纳入元代文化精神这一总的视域作整体观照，展示各板块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有元一代文学的总体特色。这是应该特别肯定的。

精研深思，成就本书的深邃与精彩。精研深思才能在习以为常中发现问题。书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在讨论文道关系时，作者发现今天普遍使用的“文道合一”命题，在古代论文中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古人没有“文道合一”之论呢？他的回答是：这不符合古人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代表的思维方式，以宋代理学成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此前是理气、心物二元论，此后是理（道）或心的一元论。在二元思维下，文与道是工具与目的关系，工具与目的之间不会“合一”，不会有“文道合一”的表述。理学一元论思维形成后，“道”被认为是世界的本原，文从道出，更不会有“文道合一”之说。

有深思就有精彩。全书精彩内容很多，有些问题的提出就很精彩。比如《元代散曲的“野逸”之趣》一章，作者提出：前辈与时贤对元代散曲特点的概括，有“俗”“谐”“俏”“辣”，这不同的概括，体现的趣味是远不同的。“存在趣味远不相同的多种概括，说明对元散曲文体特点的认识还需要更进一步。”他主张用“野逸”概括元代散曲的文体特点。这部分先期以单篇论文发表后，各二次文献报刊纷纷转载。

坚守求真宗旨，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作者在书中说：20世纪元代文学史研究得出的不少结论，是按照某种先验观念推论而出，而不是从可靠文献中抽绎、概括出来的，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其中一些影响至今。面对这样的问题，今天的我们，应该以求真的精神、下深细的功夫，依据历史文献，做出客观的判断。秉持求真的精神，不少以往深信不疑的成说，被重新审视或推翻。这里举一个看似很小但影响很大的例子：以往学界认为，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乃自述，有研究者据此引申出关汉卿是反传统道德斗士的大命题。查洪德从多方面证明了《不伏老》自述说的不能成立：一为旁证。元初此类套曲不少，如《庄家不识勾栏》《牛诉冤》，都是作者自述吗？显然不是。为什么唯独《不伏老》是作者自述呢？二从文体特性作理论解说。元初这类作品，多是应歌而作，是写给伶人唱的，因此是代言的而非自言的。《不伏老》正是如此，当然不会是作者自述。三用反证。无名氏杂剧《百花亭》中有一套与《不伏老》内容极其近似的套曲，那又是谁的自述呢？自述说不能成立，斗士说的基础也就动摇了。

求真需要勇气，作者敢于对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纠偏。少数民族文学是元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常努力寻找少数民族作家群在元代文坛的独特性，淡忘甚至消解元代文坛的一体性。这是一种偏失。查洪德认为，元代蒙古、色目文士之所以能成为文士，乃是植根中原文化，与多族士人广泛交游，共同参与文化文学活动，在活动中彼此深度融合，达到心灵契合的过程。在车书大同的元代，不同种族文人书同文、合同趣，体现了元代文学精神风貌深层次的一体性。

新意充盈，彰显本书重要的学术价值。所谓新，可以从两个方面说。

一是以新的眼光评价元代文学。作者有一个鲜明的观点：发展到元代，文学变了，认识文学的眼光也应该有所变化，要用新的标准对元代文学做出价值判断。以诗为例。在元代，文人们已经不可能像唐代那样用诗歌换取社会政治地位，也不能像宋代那样依靠诗歌博取声名。在元代写诗，不需要歌时颂圣，也没有必要刻意炫才。不能靠诗歌致显达，也不会因作诗而获罪。写诗不需要婉曲其语，深晦其意。人们读元诗，觉得没有唐宋诗那样意蕴深厚了。与前代相比，元诗最大的不同在于回归诗人自身：诗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诗人抒发自我情感和朋友交往的需要，“自乐吾之性情”“以诗为日用”等新的观念在元代产生并为不少人接受，元代诗歌于是呈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用评判唐宋诗的标准评价元诗，就不能发现其独特的价值。元人重视文人自身独立的人格精神，这在散曲和诗歌中都有体现。不改变评价眼光，如此重要的文学价值，就不可能发现。

二是书中数量众多的新观点。诸如元代文学“厌乱思治”基本主题的概括，“文与道一”命题的揭示，“文倡于下”文坛特征的发现，杂剧作家士人品格的论证（推翻市井文人说）。这些都是作者独到之处。如“文倡于下”，作者认为，它是元代文坛最重要的特征，元代文学的很多特点，都与此有关，它是解开元代文学很多问题的一把钥匙。“文倡于下”的突出表现有二：文坛领袖多在野；文学活动多民间自发。有这样多元竞秀的文坛，才有元代文学“奇材益出”的局面。又如作者总结了元代文坛的五种风气：游历之风、隐逸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赏曲之风。通过对文坛风气的探讨和描述，进入文人的生活空间和心灵空间，立体地把握元代文学。这些说法闻所未闻，但论证风格又很朴实，绝无为求新而猎奇逞怪之弊。精到的见解、深刻的含义，都用平易流畅的语言传达出来，令人赏心悦目。

鉴于20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割裂与残缺两大不足，以及多主观解读的问题，查洪德多年来致力于以通观视野，写出一部新的元代文学史。本书正是他实现这一大目标又一新的实践。

作为洪德多年学友，我期望他在总结元代文学创作经验和文学史发展规律这两方面，更下大功夫钻研，锐意进取，精益求精，写出一部全面、真实、更有理论性与审美性的元代文学史。

    （作者：陶文鹏，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遗产》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