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2020年05月03日   05 版）

图①：薄海昆在故宫博物院。资料图片 

图②：饶晓志（右）在影片拍摄现场。资料图片 

图③：杨晓雅在专心琢玉。资料图片

图④：“一个书店”的员工在整理书架。资料图片

图⑤：孙彬彬（右一）在录音现场。资料图片

置身生机勃发的新时代，广大年轻的文化工作者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青春和活力、责任和担当、坚守和创新，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书写着精彩的人生篇章。

——编 者 

把责任化作情怀

故宫博物院展览部副研究馆员 薄海昆

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责任是职业道德和工作使命，“责任”二字时刻都挂在心间。文博人身上肩负着文物保护、传播知识和促进交流的责任。

文物保护是最重要的责任。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文物，这让我深感荣幸和喜悦，同时也心生对文物的珍视与敬畏。努力保护好文物，让它们代代传承，是我的光荣使命和重要责任。作为故宫博物院展览部门的青年员工，我在组织策划展览过程中始终把文物保护放在第一位。有些文物脆弱敏感，对光照、温度、湿度等环境指标有特定要求。展览设计要认真分析细节问题，针对不同文物的特性区别对待，用巧妙方法给文物展品创造安全可靠的展示条件。

传播知识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优秀的文博工作者也应该是一名出色的学者和传播者，要善于用通俗有趣的传播技巧把这些知识学问普及给不同层次观众，让尽可能多的观众从博物馆那里真正受益。为了这个目标，我会提炼文物蕴含的文化元素，根据文物特征制定展览色调，设计展览布局，让观众一进入展厅就赏心悦目，在美的享受中徜徉参观。我还会凭着灵感给展览加入亮点，激发观众探索研究的兴趣，静下心来学习思考。比如在设计“清代宫廷御砚展”时，我挖掘清宫砚台相关信息，以清代雍正皇帝读书画像为依据搭建出立体的小场景，吸引了不少观众。

文物还是体现不同文明渊源和特质的“身份证”。通过文物交流展，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之间可以感知彼此的差异和共通之处，有助于消除隔阂，促进包容。去年，故宫博物院举办“釉彩国度——葡萄牙瓷板画500年”展，我作为主创人员之一，希望中国观众从中感受葡萄牙瓷板画的魅力，获知葡萄牙的风土人情。因此，展览设计吸取里斯本热罗尼莫斯修道院的元素搭建场景，用淡黄色调涂刷展墙，选择“法朵民谣”作背景音乐，让观众沉浸在里斯本的市井风情和时光流淌中，享受别样的异域文化。

（人民日报记者 王 珏采访整理）

服务群众成就自我

上海长宁文化艺术中心 孙彬彬

我出生于1989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2014年，我成为长宁文化艺术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这座小小的艺术中心给了我大大的舞台。

长宁区新泾镇社区的田野合唱团是一支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年合唱团。合唱团希望我能帮助他们谱写一支合唱作品。我没想到写出的乐曲因为“太注重技巧”而并不适合他们。如何编出符合老年声线、与他们产生共鸣的乐曲？我为此翻阅大量资料，并深入观察每个队员的演唱，研究他们日常练习曲的曲风曲调，终于了解了他们的唱歌习惯和声音特点。

经历了挑灯夜战，以及推翻重启，全新的《我的歌声我的梦》终于诞生。新的版本情感充沛，通俗流畅，可谓给爷爷奶奶们“量身打造”。眼看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合唱团的认可，我深深体会到了一名公共文化工作者的价值。幸运的是，这支歌曲获得了上海市新人新作比赛“优秀新作奖”。这次经历更让我明白服务群众也是在提升和实现自我。

长宁区有一个酷爱音乐的家庭，家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世界民族乐器，我主动拜访，新的创作灵感油然而生。经过多次交流学习，我决定用古老的乐器古琴与年轻的乐器手碟组合，并融合非洲的果壳沙克、中国大鼓、竹笛等尝试做一个新创作。这部作品《和·鸣》荣获了第十八届“群星奖”。

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提升，越来越不满足于家门口的吹拉弹唱，更提出需求——“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此，长宁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过程中，提出倡议并牵头长三角39个示范区（项目）建立了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合作机制，促进优秀文化资源共享，为群众带来异彩纷呈的大餐，市民大呼解渴。借这个平台，《和·鸣》在长三角地区进行展演巡演，还走到了全国。每次都有不少群众好奇地上前体验各式不同的乐器，有的还发朋友圈分享这些新奇的乐器。我很高兴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看到了群众艺术的更多可能性。

我坚信，公共文化给自己这朵“开在百姓家门口的小花”带来了更多盛放的契机。 

（人民日报记者 郑海鸥采访整理）

书店之乐即阅读之乐

“一个书店”创始人 文 海

“一个书店”进门墙上有一段话：

问：我读过很多书，但大部分都忘记了，既然如此，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答：我吃过很多食物，但大部分食物是何滋味我早就忘记了，但是显然某些食物变成了我的骨骼与血肉。阅读之于灵魂犹如食物之于身体，应作如是观。

——这是2018年8月17日书店开业前夕，我们紧张筹备一天，赶印制作上墙的。

在这之前100天，我们团队都在附近的互联网公司上班，眼看技术日新月异，但总觉得生活中缺了点什么。于是我们决定跨界做起书店，主张年轻人回归阅读经典、沉浸专注并共同成长。

小时候，在新华书店可以待一个下午，快乐而满足。长大工作以后，尤其是在大城市拼搏，快节奏下对应的是很多碎片时间，完整读完一本书成为很奢侈的事情，通勤时间的听书则成为一种调味品。那么，如果能提供“身边的书房”应该是一个好的方案。

一开始，看到书店越来越成为“景点”的时候，我却认为应该坚持选出好书让读者坐下来读一读；当书店主打区域都是一些太过流行“吸睛”的畅销书的时候，我却认为应该规避一味追求畅销营收的经营……可是经营起来之后，我们开业3个月就两次调整定价，开业半年就推翻饮品吧台重新调整，开业一年书籍采购还是完全来自电商渠道……从这些可以看到，我们对于经营书店这件事着实是新手。

不过看到一个个会员加入，让我们对这件事逐渐增强了信心。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们看到读书是一个有门槛但更能进入心灵、更能获得满足的体验。这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继续开分店的动力。

我们希望围绕读书和精神生活体验，提供一系列服务，让阅读、交流、分享形成良性反馈。如果我们的会员朋友说，“一个书店”能让生活更有幸福感；远道而来的朋友说，希望我们去他们楼下开一个书店，这无疑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人民日报 记者 张 贺采访整理）

全身心投入琢玉事业

北京玉雕传承人 杨晓雅

我的祖辈都是以琢玉为生的匠人。我上小学时，一位客人向父亲定制一把玉壶。历时3个月，在我看来玉壶已经制作完成。可我发现父亲还在持续摆弄那把壶，我发现他开始在玉壶内壁及壶嘴内壁上抛光上亮，我不禁问：“这些地方做好后是完全看不到的，为什么还要打磨抛光？”父亲笑笑，回答道：“这做活儿和做人是一样的，讲究要内外敞亮，即使玉壶和壶嘴的内壁人不能见，我们也要让它内外一致、表里如一。”通过这样一道“多余”的工序，让小小的我对琢玉有了更深的理解。

作为独生女，在英国求学回国后其实父亲并不支持我以琢玉为生，他认为“琢玉人的艰辛是你不能承受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得知我的家学渊源，向我定制作品。我开始每天下班回家都像父亲一样一头扎进工作室，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琢玉的过程对人是身心的双重考验，稍有不慎就会金销玉损……经过一个多月的“琢磨”，我终于拿出了自己的第一件作品，我不仅找到了手作造物的无穷乐趣，也发现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美好前景。我决定辞职回家，全身心投入琢玉事业，延续家族四代对传统手艺的坚守。

被誉有“金玉良缘”寓意的金镶玉，是以玉石为载体，将金丝镶嵌到玉石体内，两者融为一体。过去，金镶玉作为宫廷造办工艺仅在宫中流传。父亲经过多年探索研究，复原并革新了金镶玉这门“技术”。那么，如何立足于传统元素设计出符合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审美和时尚潮流的作品，让金镶玉更好地传承发展？

我发现当前有着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产品越来越能够打动大家，“国潮”这样的标签在市场上备受追捧。我们还特别与北京联合大学非遗学院合作，通过新品预览、问卷反馈、实地体验等方式让师生为产品建言建议。由此，我们设计制作了符合当代人审美和实用性的系列作品，受到好评。金镶玉由此找到了一种更加蓬勃、年轻化的生命力。父亲说：“我们的设计和作品要体现时代性，每个时期的创作都要有自己的鲜明特征。”

（人民日报记者 郑海鸥采访整理）

用光影记录时代新人

电影导演 饶晓志

露天放映场热情洋溢、熙熙攘攘的乡亲；礼堂里等候电影开场时，叔叔那辈小青年用手指在椅背上敲出的节拍；背着拷贝阔步走在公路上的乡村放映员；手舞足蹈、声情并茂讲述剧情的小伙伴——回想起来，这些是我跟电影最早的接触。

我很早就想要拍电影，在2015年筹拍第一部电影作品之前，我已经在舞台上讲了10年的故事。我喜欢讲故事，更喜欢在故事里讲人，思考和表现人性的复杂，都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人的真正价值。

从我个人的作品来说，实质都是源自我对人或是生活的体验，讲述我所理解和想象中的个体命运和时代之间的共振，以及个体与自我的关系和情感。我的作品《人潮汹涌》已在上海杀青。电影讲述了两个完全不同个性的人在一次意外之后交换了身份，人们通过换位思考和体验，完善了自己的人生。

作为一个“80后”导演，我常常体会到，虽然我们这一代年轻导演成长的时代背景与老一辈电影创作者所在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创作土壤也不尽相同，但我们与老一代电影前辈在创作上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就是始终将“人”作为时代的灵魂，将“人性”作为创作的聚焦点，去表现宏阔的时代里人们丰富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如今，时代赋予了我们这一代年轻电影人新的机遇，互联网、多屏交互和新型数码技术的诞生，让我们可以通过电影这一媒介在更多维度里与观众交流和沟通。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业内竞争越来越激烈，新媒体带来的冲击不断，观众的观影要求也日益提高等等。这些新的机遇和挑战，让我们拥有了更多机会和选择，也促进了中国电影人乃至整个电影工业的进步。有幸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历练是幸运的，我们应当好好地把握技术变革、商业模式完善和思想意识进步给电影创作带来的契机，用电影去充分体现这个时代中的“人”。

疫情终将过去，电影一定会与观众更好地重聚。

 （人民日报记者 刘 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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