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6日 14版)

夜色和灯光将眼前的长沙混沌为一条流动的河,诸多细节呈波漾之态,近处粼粼的波光,两岸高楼上流布的七彩灯影,江岸上流流沓沓的人,还有被风吹拂的发丝、裙袂、语声、歌声,与轻轻晃动的一小段时光。一切之下,也有凝定之物,比如远方天际勾勒出的沉穆山影,那是我去过多次的岳麓山。

我们登山,在暮春,在初秋,而这一次在盛夏。岳麓山在变,上山与下山的步道更加整饬,新修的朱红色长廊随山形蜿蜒,便捷的代步车荡起飞旋的风;岳麓山又未变,那是矗立在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巍然又笃定的一座山,可以接通一代代后学者的精神脉息,为之灌浆,促之坚挺、饱满如穗。

八百余年前,初秋,一年轻才俊自福建来,跨山越河到潭州(今长沙),在湘江码头登岸。他,三十八岁的朱熹,来赴一场约会。时任岳麓山书院山长,三十五岁的张栻想必等在岸边。此后两个月的岳麓山光阴,将被他们充满智慧与激思的争辩之声充满。二人各持洞见却又徘徊在求索真知的长途上,他们的思想相遇相激会迸射出何样的花火?四面八方的学人才子闻讯奔赴而来,一时间岳麓书院挤进了“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涸”……朱熹门生范崇伯记录当时情形:“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辩讲之余,朱熹与张栻携手登山,想必一同看过东升的日影自天际线跃出,听过雨线如瀑击打草木似万马奔腾之音。有诗记之:“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茅檐举杯酒,旅榻诵新诗”“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朱熹赞誉张栻“所见超诣卓然”,智识上的旗鼓相当,思想上的参差互映,正可帮助对方照见并厘清心中疑难,也照见了“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

正是这场“朱张会讲”,让湖湘学派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了自身的辨识度,其察识与涵养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讲究“实事求是”的主张广泛影响后人。因为有学术的包浆,岳麓山逐渐在时光绵延中赋形塑神,成为一座与哲学思想关联、具有精神意味与不俗气象的山,成为长沙这座城市的重要文化标识。精神的脉息不会因朝代更迭、战乱硝烟、天灾水患而阻断,它在天地日月运行间流转,在意识与思想的空间里传续,同时反哺、滋润曾孕育它的一方水土。

八十多年前,1937年冬天,一群读书人从硝烟升腾的北方奔赴南地,聚集在岳麓山脚与湘江岸畔。他们来自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共同聚集在一个崭新的命名之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这命名仅存续4个多月,但其精神的绵延与感召之力,将贯布后世。四个月后,这所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再八年,日本侵略者战败退出中国国土,三所大学从联大凝练饱满的形神中分娩而出,回归各自神魄,继续在中国大地上传播知识与精神的“种子”。

那是一段在物质上极度困窘,却又在精神上高度饱满的时光。1600名师生被长沙这座同样面临战乱逼迫的城市尊重与善待,城内最好的学堂环境——圣经学院让给了临时大学本部,陆军第四十九标营的营房让给了男生作宿舍,文学院进驻衡阳南岳圣经学校,电机、机械两系进驻湖南大学八字墙校区,部分女学生和教职员工住进涵德女校。

冬天多雨的长沙,潮湿搅裹着阴冷。住在营房一楼的男生睡架子床上,二楼的男生睡在地板上,屋顶漏雨,他们将油布蒙在被子上,头上竖一把长沙特产的“菲菲伞”——油纸竹骨伞,听着雨水敲击伞面的“滴答”声入眠。困苦的环境没有让他们的热血冷却,他们围着长沙特有的小火缸煮茶聊天,热气袅袅拂面,话语如水沸腾。他们“围着大饭桌吃包饭,大家都欣赏长沙的肥青菜、嫩豆腐、四角一个的大角鱼、一毛多一斤的肥猪肉”(杨振声《北大在长沙》)。湘江奉献的鱼、虾、鳝、鳗和甲鱼丰富了餐桌,甘甜多核的橘子、洁白柔嫩的豆腐让师生食之难忘。他们报名参军奔赴前线,他们组织起“难民剧团”,在天心阁、经武路、中山路演出话剧《疯了的母亲》《暴风雨的前夜》……日军的飞机自头顶轰鸣而过。心忧远方的老师们将满腔悲愤化作动力,“我们白天除了吃饭上课以外,就各自展开自己的写作摊子,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冯友兰)“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钱穆)

学术之功,可以成为抗争的力量吗?越过近百年时光回望,方懂得那所形制简陋的联合大学,为我们民族、国家保全了至为珍贵的精神的“种子”。唱着“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以“刚毅坚卓”为校训,提倡“通才教育”“育才先育人”,这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我们到时,战火硝烟已沉隐于历史深处,圣经学院的三栋楼房,仅剩东向附楼,红砖砌墙,红格窗棂。楼内两个朴素的房间里,安放着关于那所大学的图文记忆。在其尾声,是一组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离开长沙、走进昆明的黑白照片。照片之外,浩大而深邃的历史褶皱深处,这支由300多名师生组成的团队沿湘江北上,穿过湘西、黔滇的丛山林莽,跋涉1800公里走进昆明。其中,有写下《七子之歌》的闻一多,有人问他为何不选择乘坐车船入滇,闻一多笑道:“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自己的脚步,去触摸那些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一路上,闻一多用画笔记录下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学系的学生四处采集民歌,植物系学生忙着采集矿、植物标本——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大地,经由自己的“察识”抵近真知——这段艰苦行程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当这支队伍跋山涉水时,远在武汉读小学一年级的男孩袁隆平,被老师领进了一个园艺场,枝头饱满的红桃,爬满藤架的紫红葡萄,让他感受到农业的魅力。此后他经历战乱和饥饿年月,萌生“禾下乘凉梦”,将自己的生命和一株稻嫁接在了一起。

那株稻,被灯光照亮,根部浸在培养基中。它是成千上万稻谷中的一株,它的稻芒如果在显微镜下放大,是否与那稻叶的叶尖高度相似?这株稻,站在五颗异常饱满、结实的米粒内部——五颗米粒组合成抽象的芙蓉花形,那是一座以人和植物共同命名的博物馆——隆平水稻博物馆。

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稻逐渐收敛野性、锋芒,而拥有了更加高大、饱满、多实的形态,成为人类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种子落土,阳光水土共同孕育,使之萌芽生根,循序生长,袁隆平却以自己的田间躬耕“察识”突破常规旧知,摸索出一套“三系法”,让原本自花繁殖的水稻实现了杂交制种。从偶然发现的一株雄性不育野生稻——“野败”出发,十余年间,他驻足衡山湘水间,又行走滇、琼、粤等地,用放大镜一株一株细查,从十多万株稻禾中找到六株天然雄性不育株,开始了他的梦想之旅。他失败过,实验成熟的稻谷减产、稻草增产,被人讥讽。他痛哭过,实验秧盆被砸烂,是妻子从碎片中翻出两株秧苗,两人连夜偷偷栽种在臭水沟里。他下过深井,满田秧苗不知被谁趁夜拔光,好不容易在井里看见漂浮水面的五株秧苗,他不管不顾地跳了下去。为了加快育种,他将种子绑在身上,用体温催芽。即便八十高龄,他还是天天往田地里去……他以“刚毅坚卓”之态向前,从未想过转身、后撤、低头,终改写了稻的生长史,也改写了人类的命运。非洲人称他:Father(父亲)。

水稻博物馆里,上百个米升子摆放成金字塔般的造型。它们采集自民间,或木制,或竹制,刻印着花草纹、几何纹、蝙蝠、喜鹊、虎、梅花、月兔、龙、寿星,刻写着“五谷丰登”“冬泗”“交易”“福”“四时风雨半山云”字样……生活与生命的痕迹,在这小小的量器上寄身,一如种子与土地的关系,一如个体生命与大自然的关系。

岳麓书院的讲堂内有一副对联,“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生命的光华由内而外,察识与涵养并重,学问与人品同修,自然可与日月山川辉映……

(作者:王芸,系南昌市文学艺术院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