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日刻骨铭心

罗学娅

11月14日,既不是重大节日,也不是特殊纪念日,但它却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刻骨铭心的一个大日子。

45年前的那日,无论时光长河怎样荡涤,它都是那样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那天凌晨我就醒了,要赶考,一晚上都没敢踏踏实实地入睡。那可是“文革”停止了十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场大考试啊。我紧紧拽住那张小小的准考证,仿佛它就是一把改变命远的金钥匙,生怕有半点闪失。

从报名到考试,仅仅半个月时间。我就和十多个赶考的知青朋友,头天下午就冒着初冬寒风裹夹着的毛毛细雨,踩着泥泞小路,急匆匆赶到县城大北街小学试坐。然后,借宿在学校附近的一个知青朋友家。第二天一大早,伯母就给我煮了两个鸡蛋,说吃了考百分。看见一大群弟弟妹妹眼馋地望着熟鸡蛋,我还是一狠心吃了,为了考试的好兆头。

8:50分,踩着久违的学校铃声,年龄参差不齐、身份各自不同的考生们,神情严肃、井然有序地走进考室,迅速找到贴着自己考号的座位,安静地坐下来。老师把卷子发在座位上,我连大气都不敢出,直愣愣地盯着它,直到正式开考的铃声响了,才小心翼翼将它展开。

上午考语文政治,是我的强项,那时我已有好几个“豆腐块”作品在《四川日报》等报刊发表过了,在知青中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但我还是紧张得手心冒汗,迅速地浏览了一遍题目,特别是看见作文题《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不由长长舒了一口气,很快静下心来做试卷。

考室内异常安静,就连自己的呼吸声都能听得见,30分钟铃声响起的时候,我已把语文的基础题做完了。监考老师说“可以交卷了”。立马就有三分之一的考生站起来,把卷子端端放在桌子上,走出了考室。

看见我们几个认真做题的考生,老师不断鼓励:“不着急,慢慢做,有时间。”我们没有手表,全凭铃声和监考老师的提示把握时间。我迅速做完填空和简答题,就开始写作文了。按照题目要求,简单拟了一个提纲,然后,一气呵成,要不是限字800,我还真想展开发挥。

“还有最后十分钟”,老师的提示让我抓紧时间把做好的卷子再看了一遍。最后交卷的铃声响了,我才如负重释地走出考室。

下午考数学,参考的人少了些,但我还是认真地拿起卷子看了一遍,然后依次做了下去,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难的题,做完了,检查了,交了卷子,开没响结束的铃声。

在冷飕飕的暮色中,我疾步20多里路,回到义大老家,那时才知道,我们家两代知青4个人参加了考试,老三届的大姑、幺姑,70年代下乡的我和妹妹,活脱脱一个知青参考大军的缩影。姑姑她们考的大学,比我们早3天,考了5场。我们一起回忆着考题,讨论着答案,越讨论我越得意,估计平均分数应该是在90分以上。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和幺姑得到了体检通知。体检后不久,就有同学朋友陆陆续续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却等到次年4月初才收到宜宾卫校的入学通知。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压根儿就没填卫校。

妈妈却鼓励我:全国570多万人参加考试,录取不到4.8%,你已经在千军万马中,涌过独木桥了。

在妈妈鼓励下,我按时去了卫校。半年后,当了21年右派的妈妈平反了,组织上要当面销毁我档案袋中妈妈的右派材料,那时我才看到:我两科考试的总分是183.6,我还看到我的政审几乎全是妈妈的右派“罪证”。政工干部把这些材料抽出来付之一炬,我的心随之释然,安心地穿上了白大褂。

如今,我们已走近夕阳,但1977年11月14日,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底。

END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罗学娅 (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内江市作家协会会员)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