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王代伦

一

母亲姓石,名春元,今年79岁了。

母亲娘家与我父亲家,只有一条小河沟相隔,两家人站在对门儿,大声都喊得答应。母亲没有文化,只在新中国成立后上过几天扫盲班,识不了几个字,把自己和我父亲及儿孙们的名字认或猜得到。

母亲年轻时人长得好,又勤劳贤惠,不然也不会被我父亲看中、爷爷同意。父亲是南山中学1962级高中毕业,这在当时很稀缺,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两个。曾听母亲说,我父亲到她家提亲时,母亲对他说自己没文化,意思是要他考虑好,莫要后悔。父亲说不在乎这些。说明父亲是喜欢我母亲的。就这样,母亲嫁给了我父亲。

1964年,父母就有了我这个他们的“老大”,1968年、1969年、1975年,分别有了“老二”“老三”和“老幺”。母亲说,我后面丢了一个妹妹,生下来没带活。母亲流露出了遗憾。父母带成了我们四兄弟,当然一直想有个女儿。母亲生下幺弟不到5个月,就商量着跟父亲在太平中学的同事陈老师,调换了他家不满3个月的女儿。父母给小妹取名水蓉,视同亲生,喜爱有加。我们三兄弟自然是喜欢这唯一的妹妹。在父母眼里,他们带有五个子女,四男一女。

父亲高中毕业回老家,在生产队当了半年记工员,就到钱库岭即凤凰六大队教书去了,后来到曲阳院、李家店子、太平、忠兴教书,从小学教到初中,一直在外面单位上工作。

我们家在那时的农村,就比较特别了。

一是“半边户”,即父母两人有一边在单位工作,有一边在农村。我家母亲在农村。当时乡村学校老师及乡镇干部家庭大多是半边户,很普遍。

二是少劳动力,在生产队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个全劳动力,不像其他家庭有爷爷婆婆、大爸二爸、大哥大姐……劳动力比较多。我们四兄妹那时小,对于生产队和家庭来说,被称之为“吃闲饭”的,不能给集体做活路,不能为家里挣工分。我们长到十岁大一点,去队里做些摘豇豆、挖花生等轻巧的活儿,集体也只给记大人三分之一的工分。

三是时常缺粮。大集体时,给每家分粮食,是按基本口粮和工分粮分的,还要区别大人与小孩,小孩一般只算半个人。我们家小孩多,工分又挣得少,每年还要给生产队倒缴几十上百元的工分款,且只能分点基本口粮。家里米面等细粮每年都接不上吃。

四是要受些气。由于只有母亲一个全劳动力,虽然父亲在单位工作当老师,有些人当着父亲是要给面子的,但他大部分时间没在家。母亲拖儿带女的,大集体天天出工很难走到前头,边干活还得边看管小时候的我们。因此,在干部和社员眼里,母亲哪能“先进”呢,有的对我家和母亲有意见,说些闲言碎语,母亲有时肯定是要受些气的。

母亲很少述说她吃的苦受的气。反倒是经常对我说,你们几个娃儿小时候很苦,没人带,没吃的。每次都听得我眼睛湿湿的,母亲把我们拉扯大多么不容易,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气。

母亲是一个记恩的人。母亲说,小时候没人带我们,出工了她就把只有一两岁或两三岁的我们,丢在田埂旁边,或者放到邻居马婆婆那里,请她照看孙子时顺便看一下我们。有一年马婆婆的重孙女考上大学,母亲给她取了200元钱,理由就是,当年马婆婆照看过小时候的我们。每年挂坟等重要时节,母亲就要带我们,既给启祖爷、祖爷、爷爷、外爷等烧纸祭拜,还要多准备两份纸钱祭拜幺爷幺婆。母亲坐月子没吃的,有时幺婆就给煮一碗鸡蛋,让母亲吃。“幺爷幺婆对我们好”,这就是母亲记恩的简单而朴实的理由。

环境造就性格。嫁到王家后的家庭和邻里环境,使母亲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善良感恩的品质。

二

母亲在家里,既当妈又当爹。父亲常年在单位上班,母亲要承担一个女人的责任,也要挑起一个男人的担子。双层的重负,累弯了母亲的腰,压驼了母亲的背。年岁大了的母亲侧影,看似一张久经风霜弯弯的弓。

春耕夏种秋收,犁田耙地,栽秧打谷,肩挑背扛等男人做的活儿,母亲都得做。生产队派工,只管派给各家各户,不管你家里有没有劳动力。有些活儿,是该男人去做的,我家只得母亲去做。她代表我们家,代表着家里的男劳动力——没有在家的父亲和我们几兄弟。

包产到户后,我们长大了些,能帮母亲干些活了。然而,母亲与父亲又把我们四兄妹都送到学校去读书,直到我们自己不想读或读不下去了为止,这是邻里伙伴们羡慕的。母亲仍然一个人扛起家务事不说,更扛起了分给我家八九亩包产田(有两块地在离家很远的山上安乐院附近)的农活。虽然父亲在星期天或农忙,会回来一起干,但家里农活主要还是靠母亲做的。

今天仍然依傍在老家二楼墙角,耕田耙地打谷车粮用过的犁头耙子拌桶风车等农具,犁铧钉齿有的已锈蚀脱落,木板卯榫有的已蛀朽开裂。它们仿佛在默默地叙说着过往岁月的沧桑,是母亲和父亲辛苦劳累了一辈子的见证。

有一次,我从师专读书放假回来,大约下午三点多钟了,老远看到母亲顶着火烤的太阳,一个人躬着背弯着腰在五爪子田点麦子。“妈,我给你买了抓油饼!”我朝母亲喊。疲惫不堪的母亲精神一振,兴奋的看着我说,“娃儿回来了呵,把这几窝麦子掩了再回家吃”。母亲肯定又累又饿,我赶忙跑到田里,捧出一个油滴滴黄酥酥的抓油饼(师专食堂最有特色最香嘴的,还有就是油醋面),递给母亲吃。我接过锄头,铲起细土薄薄地掩盖在母亲刚刚点下的小麦(它会很快发芽冒出青青嫩苗)上,看着母亲满口满口吃着津津有味的抓油饼,我为母亲的开心而感到幸福!

母亲40岁左右头发就白了。既有遗传因素,大舅二舅都早早白了头发;更是母亲不得不操心太多的缘故吧。

我们家当然是母亲作主。母亲随着年龄增长,有时变得固执起来。父亲说母亲性格犟,母亲说父亲脾气怪。我们作子女的,当作父母面,不好偏向哪一方。母亲没读过书,一直在农村,谈不上见多识广,不容易听进别人的话,或者很难改变自己的想法。虽然有时要跟她争执一下,但父亲和我们是理解的,最后大多依着母亲。

老家先后修了四次房子,其中三次都是母亲为着考虑我们三兄弟长大结婚成家,单独过日子而动土的。修一次房子父母就要苦几年,全家人省吃俭用的积蓄,被一次次建房而掏空。有时,房子修起之时,就是家里断粮之日。母亲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她总是把仅有的一点点细粮煮给我们几兄妹吃,大多数时间她都是吃红苕、玉米等粗粮。

我读师专第二年,写了一篇论文《谈表语气的“人称代词·的”》,发表在师专主办的《教学与研究》上,从编辑部领了32元稿费,是我第一次挣到那么多钱,差点就是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我拿着这笔钱,只有一个想法,交给正在修房子的母亲。她说,“娃儿呢,够买一千匹瓦了!”母亲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当年母亲与父亲,在老家灶屋剥玉米时作出重大决定,宁愿他们自己再苦一点,也要让我去补习,我才考上了大学,跳出了“农门”。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我应该感恩父母,为父母分忧了。

绵阳师范专科学校主办的《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2期刊发本文作者的文章《谈表语气的“人称代词·的”》

三

母亲对我们的管教是很严的。小时候,我们怕母亲。凡不听话,惹母亲生气了,她就会抽起黄荆条子,狠狠地有时也是轻轻地教训我们一顿。

读小学时的一个中午,放学我就跑到在周家湾挖花生的母亲那里,跟其他社员及小孩一样,边挖边剥花生吃,把花生当作午饭。下午我不想上学,母亲便给我荷包里揣满花生,催我快去村子坝上学,我还是不想走。母亲不高兴了,在路边撇了一根黄荆条子,一会儿打我两下,一会儿又骂我几句……我边放声痛哭边将花生掏出来撒一路,表达对母亲的抗议。母亲不放心,一直把我送到离学校很近了,才又返回周家湾去挖花生挣工分。

我们羡慕院子里其他伙伴可以放任地玩耍。我们兄妹很少有时间玩,就是跟小伙伴耍,一会儿母亲就会把我们喊回去,做煮饭、剁猪草等家务,或者要我们早点睡觉。有时回去晚了就要挨母亲一顿骂。后来想起,不是母亲不让我们像别家孩子那样多玩,而是我们家所有事情都得靠母亲一个人做,母亲白天在生产队出工,收工回家又要忙家务,成天没看她歇口气。我当时不懂事,还怨怪母亲,实在不应该!

2008年春节,作者母亲与父亲在老堂屋前合影

在母亲面前做家务事,很难让母亲满意。她总是说你这没做对,那没做对。我回老家在母亲吃完饭后,赶忙去灶屋洗锅碗,想让她歇一会儿。但母亲坐一阵子后,就会不声不响的去把灶屋重新收拾一遍。我以为母亲是多此一举,大可不必。母亲却说,我没把锅碗洗干净,没把水槽冲干净,会逗得蚊虫来爬。看到经母亲洗刷收拾过的灶屋,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心里不得不服。

有时,我碗里饭没刨干净,剩着几粒米,就会喊我,“娃儿呢,莫糟踏粮食,记到以前莫得吃的啵?”我赶紧“光盘”行动。

直到今天,母亲还像对小时候的我们那样,不断地在几兄弟面前叨着,管教着我们。一两周没听到母亲的唠叨,我就有些不习惯了。快退休的我,每周都要回老家,听着母亲不厌其烦地絮叨。我逐渐明白,严管就是对我们的厚爱,母亲的念叨是对子女的牵挂,说明母亲心里始终是装着我们。

四

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她没想到后来竟成了在过去只可奢望但不可逾越的场镇居民。

父亲1991年从太平中学调到忠兴中学后,工龄满三十年,可享受转农村家属户口的政策。母亲和二弟户口从老家转到了父亲所在的忠兴街上,他们两人就不再承担按人头和田亩分摊的“双提款”、农业税等农村税费负担了。

母亲开始跟父亲在学校生活到一起。父亲教书,母亲给父亲做饭,给学校扫扫地搞搞清洁,带带孙儿孙女,后来还与父亲在教师街自己的门面开了两年小卖铺。母亲成了农村羡慕的街上的人了,她70岁那年还一次性买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开始每月领取社保退休金。但她本是农民,后来证明了这是母亲改变不了的本质。

母亲在父亲退休后,坚持要父亲一道回农村老家生活。原来在农村的三弟一家人搬到街上去住了,母亲就和父亲种了离家最近的包产田。虽然他们都六七十岁了,但比年轻人还吃得苦,还累得。有时,过往路人看见他们大汗淋漓在田里干活,都要劝劝他们,莫要把身体累坏了。外人当然更不理解两个老人啥都不缺,为何还要这么累。作为子女的我们,是经常反对他们那样干的。

我时常对母亲说,你不挨到我们住,要住在农村老家,那就“做到耍,耍到做”,相当于城里人在青山绿水空气好的地方休闲,不能像在我们小时候缺吃少穿那样劳累了。但母亲还是听不进我们苦口婆心的劝告。她说,“动到身体还要好些,坐一会儿腿杆就僵巴巴的”。

现在我每周都要回老家。每到老家门口,七十多岁的母亲总是在田间劳作。不是在翻土种花生栽辣椒,就是在给玉米黄豆施肥,或捉莲花白茄子上的菜虫,或割草喂鱼扯野菜给鸡吃,或拔萝卜掐豌豆尖儿……母亲隔一两周就要给我们准备些带到城里吃的各种蔬菜。我们每次拿回的蔬菜要吃十天半月,吃着母亲种的菜,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温馨又踏实。

五

母亲应该享福了,但她享不了福。

母亲在我印象里,怄气最凶的是父亲的去世。父亲突发脑溢血,人事不省,五个月都没醒过来。母亲和我们兄妹一直轮换照顾父亲。母亲经常独自在闭着眼昏睡的父亲面前唠叨,诉说,喊唤,还虔诚地祈求神仙菩萨保佑父亲醒过来。但父亲还是没睁开眼看一下与他辛苦为伴五十多年的母亲就走了。母亲在父亲去世两年后,精神才好些,慢慢恢复了她年轻时因父亲在外教书而过惯了的一个人的生活。

好东西母亲吃后受不了。我们给她买些水果和营养品,她说吃后总感到身体发热。营养品一般都是提热的,母亲是热性体质,就是最冷的冬天,她都是白天穿得薄薄的,晚上盖得薄薄的。

母亲住不惯城里。有时候我们把母亲接到城里耍,或去餐馆吃饭,她总说空气难闻闷得慌,母亲说,市场上卖的菜是打了药的,馆子的菜没洗干净吃了易生病。最多在城里住一两天就非回不可。当然还有母亲在老家喂养的鸡鸭、种的瓜瓜菜菜,也是让她牵挂的。

有钱母亲不舍得花。母亲自己去买衣服,总是挑选最便宜的。我们给她买得稍微贵点的衣服,要么是颜色,要么是大小,要么是穿在身上的感觉不合适,她几乎没满意过。且每次都要抱怨,叫我们不要给她买那么多那么贵的衣服。母亲上街买菜,总要跟卖菜的人讲价,哪怕一两分钱都要计较。我在旁边爱说她,一是农民种菜卖菜,日晒雨淋起早摸黑很辛苦;二是我们又不缺那一两角钱。母亲始终没听进去我的话。母亲的“斤斤计较”,是过苦日子勤俭持家养成的。节约的品质已融入到她的骨子里。作为子女,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责怪母亲呢。

黄河母亲雕像

母亲依然躬着背弯着腰,一天一天的在农村老家屋里屋外田间地头,重复着她那饱经风霜的身影。

作者简介

王代伦,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1985年6月毕业于绵阳师范专科学校。绵阳市游仙区财政局三级调研员,游仙区决咨委社会发展组组长。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文教学通讯》《领导科学》《四川散文》《绵阳日报》《剑南文学》等报刊,著有《教书育人文集》《做与思文集》《岁月叙事》。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代伦(绵阳市游仙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