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刘满仓

火辣辣的太阳挂在正空喷吐着火舌,大地象掉进了锅一样滚烫,空气中充满着刺鼻的干燥气味,田梗上几株桑树耷拉着叶子一动不动,一切都显得无精打采,只有几只知了不知在何处唧唧聒噪着。在一片蒸笼样的玉米弄里,一个瘦小的身影麻利地掰下一支支玉米棒,反手一扬丢进背上的背篓里。她全身湿透,汗珠顺着黑糊糊的脸大颗大颗掉在地上或干枯的叶子上,仿佛能听见“滋滋”的熏煎声……

20世纪30年代初,川南一贫穷薛姓家诞生了一个女孩,这就是我母亲。薛家香火不旺人丁凋零,落到只有抱养别家孩子来继续香火,我外公和外公的父亲就是抱养的。薛家无田无土,外公外婆只有帮人打短工糊口,或从荣县挑煤到自贡挣取一点碎钱换点粮食。母亲的第一记忆,就是风里雨里跌跌撞撞跟随大人挑煤的路上。一家人风雨飘摇苦苦度日,颠沛流离来到一个叫刘家湾的山村,向一刘姓家租了几亩山坡上贫脊的土地,才免强安稳下来。

母亲自小艰苦劳累,食不果腹,16岁了,人却很瘦小。每天勤巴苦挣的和父母打理着这几亩地,或帮人缝补浆裳,或捡柴拾禾。恰这刘家有一长子(也就是我父亲),年龄与母亲相仿,也到了成家的年龄。经媒人撮合,双方父母也没意见,就这样,母亲17岁时,嫁给了我的父亲。

我爷爷是个手脚慢性子慢拉不起事的人,娘娘每年爬起来都做月子(一共生育了12个,活下来7个,最小的么叔比我大姐还小两岁),一家除了两个大人,就全是嗷嗷待哺的小孩。父亲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家里虽有一二十亩地,但缺劳力细作,经常收成不好,开支又大,故日子过得也艰难,经常岁末要去借粮借钱过年关。来到刘家,这个大嫂自然就成了一大家人的主要劳力,每天起早贪黑田地劳作,家里的大凡小事里里外外都落到母亲肩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姐大哥陆续出生,又面对一大群正是吃得跳得的叔爷孃孃们,一家人生活压力巨增,而母亲每天忙完农活忙家务,到深夜才能休息。虽然家里困难,大事小事一大堆,但母亲坚持让叔叔孃孃们都去上学读书,每天凌晨4点钟就起床,煮好饭叫他们起来吃饱,穿戴整洁暖暖和和去学校。虽然是大娃穿了二娃穿,二娃穿了老三穿的东一个补丁西一个结巴的粗布衣服,但母亲总把它们冼得干干净净的。一起吃完饭收拾妥当叮嘱完后,母亲就上坡劳动了,这时天都没见亮。

大概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家里田地生产工具等都交给集体,鸡鹅鸭猪牛羊也不能私自喂养,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吃伙食团大锅饭,叔孃们也陆续婚嫁,一大家人也就分家了。公社成立初期,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基本上饿不了肚皮,但随着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也称过粮食关),“大跃进”浮夸风盛行,农田又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有的地方基本颗粒无收,导致全国性饥荒,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农村好不容易产出的一点粮食都基本上交公粮了,集体没有粮食无法开锅,开始大家吃米糠,后来只能到处挖野菜充饥,实在饿得难受就猛喝水,导致很多人全身浮肿而丧命。更有吃一种叫观音土的,因无法消化排出而活活憋死。外公外婆也在这三年相继离世,我唯一的舅舅也在大炼钢的山上因饥恶和疾病,年纪轻轻死于荒郊野岭。

在这么恶劣凶险的环境中,在接连痛失亲人打击下,母亲拖着要大不小的哥哥姐姐,白天昏昏噩噩出工,天黑下工就遍地找野菜甚至只要是有点绿的东西,就薅回家和着水偷偷煮给大家吃。她说那时整个人一直是昏的,常感觉随时都要倒下,但想着你们还小,在家张嘴等着饭吃,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咬牙挺住。坚韧的性格,无穷力量的母爱,支撑着母亲虚弱瘦小的身躯抗争着,玩强不屈地活着。

随着国家政策调整和自然灾害的结束,对母亲和中国人民来说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伙食团拆了,社员们出工挣工分分粮食回家自己开火煮饭,还可喂点家禽家畜了。队里除交公粮的,正常一个劳动力分到的粮食也能免强够吃。当然,玉米糊、小麦糊、红苕汤、酸菜汤还是主食,偶尔生产队猪牛死了还能一人分上几两肉。

队里的猪死了是大家很高兴的事,小孩们围着烧水刨毛切割的师傅吱吱喳喳,时而凝神屏息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脸上写满好奇兴奋期待。天将黑,大人们下工聚拢后就开始分肉了,一般每人能分五两左右(那时没杂交猪,没专用饲料,没添加剂,只能喂些猪草烂菜叶烂红苕,养一两年也只有一百斤多点),分到肥肉多的人兴高彩烈,分到夹缝(瘦肉多的)的人哀声叹气,直咕噜运气孬,或牢骚几句。分肉完毕,小孩欢天喜地蹦蹦跳跳跟随大人回到家里,炊烟升起,全队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母亲将肉一分为二,拿一份切将完毕和着一大堆佐粒炒起来,香气瞬间充满整个土屋。另一份用盐巴腌起来,留着有亲戚来时才会拿出来吃。

全家就只有母亲一个人劳力出工,经常为了多得工分而和男社员们干一样的重活、脏活,甚至还申请去抬石头。每到分粮时,我们家都是最少的,这时就用父亲那点微薄工资买工分,从而分得和大家一样的粮食。不上学时,哥哥姐姐们就割猪草牛草,拾麦穗稻粒,或捡狗屎等,交队里换取点工分。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土地也分下户,大家的极积性被充分调动,成天欢畅地忙碌在田间地头,有时为争点田边土角而吵架动手,我们家田土边边基本上都被下面的越铲越窄,母亲都会笑着说他们劳动力好,应该多干点。虽然公粮税收依然还很重,但在大家勤劳耕耘精心呵护下,加上良种和化肥逐渐应用,产量有了极大提升,每家基本清稀饭不断顿,还可以偶尔吃红苕干饭了。

交公粮是每到夏秋收获季节急迫的大事了。谷物收获回家,趁天气好暴晒几天干酥酥后,用风堡筛子等清除杂物劣质,一大早母亲就挑上一百多斤重的粮食,走上十来里小路来到乡粮站交公粮。交粮的人早已排起长队,有时排到天将黑才能轮到。若遇上收粮刁的,说你粮食不够干,这就麻烦了,央求打个最孬等级收下吧,这种情形一般没熟人通融是没用的,只好挑回家或找就近认识人家放在那里,等第二天再晒下挑去重新排队交粮。那时,仅稻谷每人都要交二三百斤,没人帮忙时,母亲一人要挑五六趟去。

大姐已出嫁,哥哥去当了兵,母亲也五十来岁了,由于一直高强度摧残式劳动和营养极度缺乏,患了严重消化疾病和头痛病,甚至有几次昏迷在地头。但就是这样,病情稍一好转,母亲照样顶严寒冒酷暑栽秧打谷、割麦插禾。

90年代,我们小的几姊妹陆续长大成家并外出打工,母亲也老了,不适合也不能下地劳作了,她就在家给我们带小孩,从幼儿园带到初中甚至高中。很欣慰的是,这些孩子都在积极为社会贡献力量,有企业高层,有农村村官,还有读研深造的。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母亲的心血和教导。

母亲没读过书,但她的算数非常好,这令我非常惊奇,非常佩服。在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我跟随母亲去赶场卖鸡,一只四斤二两的鸡八角五分每斤,在我还在努力运算时,她居然已报出了三元五角七的价额。平常她时常教育我们和孩子,做人要老实肯干和气团结,好人有好报,吃得亏打得拢堆,自己的事自己做,多学本领少求人,让人不痴、痴人不让等质朴的话语。

现在母亲已九十高龄,身体越来越瘦弱,健康状况也越来越不好,但她还是闲不住,要帮做些家务。叫她休息,她说她还做得,做点事心里才舒坦,活动着身体才好,时间也才好混。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平凡善良的农民,一个勤劳坚强的农村妇女,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可歌可泣的荣誉,一辈子除了劳动,还是劳动。但就是像这样千千万万的农民,就是像这样千千万万的妇女,撑起了一个个家庭,撑起了我们的国家,撑起了中华五千年历史!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满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