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过六一

洪 林

印象中,小学三年级时我过上了真正的六一。那年,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少先队员。

那时,班上第一次推荐入队只有6个名额,班主任首先考虑的是思想品德好、学习成绩拔尖的。我们班56位同学,4个小组满满当当坐了7排。用今天的标准看,妥妥的大班额。老师说,班长很优秀,经常帮着做一些事情,要优先考虑。副班长也不错,会唱歌,以后组织中队活动就有人了。剩下的4个名额,每个小队选1人。

我们小组13人,估计老师看到我在小组中算是高个子,虽然成绩不是最突出的,不过还算管得住人,就安排我担任小组长。第一次“当官”,我很尽责,老师安排的背书,组员没有过关,就不放他们回家;该我们小组打扫卫生了,就奔着争夺全校的卫生流动红旗,把每个死角都打扫得一尘不染。老师说,让我负责卫生,她很放心。后来,我就成了我们班第一批入队中成绩最差的一个。

老师说,学校在六一那天,要组织新队员入队仪式,高年级的给我们戴红领巾,然后由大队辅导员带着我们宣誓。那时,我们对庄严的宣誓还没有任何概念,只感到兴奋,还有就是紧张。我们学校是戴帽初中,小学每个年级两个班,初中每个年级一个班。第一次站在条石堆砌、泥土夯填的主席台上,望着台下八九百攒动的人头,手心里全是汗。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大队辅导员很帅,普通话很好听,大家都喊他毛老师。学校的喇叭效果很差,毛老师念新队员入队名单时,传出来的声音干瘪瘪的,就像弹珠掉在玻璃上,时不时还刺啦地尖叫一下,或是突然卡壳,送不出声音来。

那时,不像现在组织活动要彩排,班主任老师已提前告诉我们,听到喇叭里念到我们的名字,就赶紧跑上主席台,等候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给我们戴红领巾。喇叭卡壳了,我们一个个踮起脚,拉长脖子,朝着毛老师的方向望去。

我们低年级12个新队员单独一组,毛老师安排了12个六年级的老队员给我们戴红领巾。我记得,来到我面前的是一个平头、圆脸、涂满腮红、把衬衣扎在裤子里的大哥哥。他把右手高高举起,给我敬了一个标准的队礼。手忙脚乱的我赶紧抬起了左手,就在那时,台下“哄”的一声笑了。

其实,上台之前,老师再三交代我们,不要紧张,看到高年级的给我们敬礼时,我们要还礼,还让我们演练了好几遍。我以为他们在笑我,就更紧张了,重新举起的右手不停地抖。后来我才知道,我们12个新队员,有五个都抬起了左手。

入队仪式的最高潮是毛老师带着我们宣誓。“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老师念一句,我们大声地跟着念一句。“我在队旗下宣誓!”“我在队旗下宣誓!”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入队仪式结束后,学校表扬了优秀少先队员、优秀队干部和优秀辅导员。他们洋溢着收获的喜悦,令我们羡慕极了。那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下一次六一光荣榜上有我的名字。只是,优秀的同学太多,直到小学毕业,望尘莫及的我都没有领到一张属于自己的优秀证书。

每年六一,学校都有文艺表演。那时,节目形式单一,除了独唱,就是大合唱,偶尔也有扇子舞轰动全场。印象中,我参加了大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是我们班的成名曲。我们班在低年级组一举夺魁后,这首歌就一直唱到了毕业。班主任老师说,我们唱得好,尤其是手拉着手,左右摇摆的动作,很整齐。

其实,六一那天,我们最喜欢的是游园活动。学校大队部提前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瞎子摸象、单手夹弹珠、定位投篮、吹蜡烛……操场上左一堆、又一团,围得水泄不通。好不容易挤了进去,满怀期待参与其中,获胜了,领到一颗水果糖,或是一张奖票,赶紧塞进衣兜,用力拍几下,确保它们不会飞出来,又立即兴奋地投入到下一场“战斗”。倘若失败了,就可怜巴巴地望着获胜的,盯着他们刚刚拿到手的糖或奖票,一脸沮丧。

那时,生活条件并不富足,小孩子一年到头最渴望的就是过六一。我们低年级是弱势群体,要在游园活动中领到糖或奖票,很难。六一那天,学校买了好多糖,除了通过努力在游园活动中领到糖,或是拿到奖票去兑换了糖,学校还会给每个班发一包,算是照顾我们。

班主任老师去大队部领来,发到每个人手里,三颗、五颗……嘴馋的,拿到手,迫不及待把糖衣脱了,塞进嘴里,咂巴着,不停地嚷嚷,“老师发的糖好甜哟!”“老师,再拿一颗给我嘛!”也有懂事的同学,把糖揣进衣兜里,说是要带回家,分给爸爸妈妈或弟弟妹妹吃。

那时,六一的糖真的好甜,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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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 林(中学高级教师,创业咨询师,就业指导师,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泸州市评论家协会会员。喜欢文学,在各级各类刊物发表论文、散文、诗歌近7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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