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劲

《光明日报》( 2023年09月25日 13版)

在中国文论领域,一些重要的概念(如“文”)、术语(如“避犯”)、范畴(如“兴”)、命题(如“发愤著书”),已成为公认的关键词。但也有一些关键词隐而不彰,其“关键性”仍需阐扬和认定。“兼”便是典型一例。具备兼并、兼通、兼融、兼怀诸义的“兼”,彰显了中国文化注重兼和与会通的特质。有鉴于此,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瞩目“兼爱”“兼体”“兼化”“兼综”等概念,还提出“今应以兼易中,以兼和易中庸”(张岱年《天人五论》)的新命题。不过,“兼”在中国文论研究界,却因缺少重视而相对陌生。言其陌生,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兼具知识汇纂与教育普及功能的文论辞典基本上都未收录“兼”字。例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收录了418条名词术语,其中仅有“后贤兼旧制”一条指涉诗歌创作时的兼收并蓄。《中国诗话辞典》的诗话理论渊源和术语命题部分,《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术语部分,均不见含有“兼”的词条。其实,“兼”之于中国文论又是再熟悉不过的字。历代文论典籍里富含“情兼雅怨”(《诗品》)与“兼解以俱通”(《文心雕龙·定势》)式的诸多重要命题,有待研究者的系统整理与阐发。

“兼”在先秦元典中内蕴了多重阐释空间。《墨子·经上》谓:“体,分于兼也。”对此,孙诒让《墨子间诂》以“并”释“兼”:“盖并众体则为兼,分之则为体。”大致说来,兼犹并也,其状态是兼收并蓄,而不是秉持一端;其效果是兼爱融通,而不是禀性难移。墨家论“兼”,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兼爱”与“兼以易别”之说。这两个命题皆出自《墨子·兼爱下》,其主旨是以“兼爱”取代有差别的“仁爱”,也就是用“兼”替代“别”;其思路是,原众生利害之所由,先证“别非”,再论“兼是”。上述经典阐释与字义训诂,内含不同向度的引申空间,可分别从文备众体之典范(“体分于兼”)、非单一化视野(“兼者并也”)、折衷式方法(“兼以易别”)等不同侧面,彰显中国文化及文论的若干特征。

“兼”在汉末魏晋之际由人物品评进入文学批评。汉末动荡,军政才能之有无与兼偏一度成为重要的话题。例如,刘劭《人物志·九征》指出人有平淡与聪明之别,唯圣人“能兼二美”,进而归纳出“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三种类型。与军政才能相较,艺文素质在汉末三国之际,往往被视作“小道”(曹植《与杨德祖书》),或仅为“国史之任”(刘劭《人物志·流业》)。但也有不同意见,如《中论·艺纪》即持“德”与“艺”两者“不偏行,不独立”的观点。为论证其说,徐幹先用“木无枝叶则不能丰其根干”类比“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感慨“若欲为夫君子,必兼之乎”;后又援引《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解释原因:“先王之贱艺者,盖贱有司也;君子兼之,则贵也。”

徐幹论说“兼之”时用到的引譬连类与征圣宗经两种方法,在从人物品评到诗文品评的历史进程中,亦为裴松之、钟嵘、刘勰等后代文人所沿袭。引譬连类者,如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称:“窃惟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又如,钟嵘《诗品》在评说曹植的“情兼雅怨”风格时,既用龙凤、琴笙、黼黻来类比,又内含对周孔圣人境界的推崇。钟嵘的类比连带着征圣,刘勰的征圣又与宗经相辅相成。《文心雕龙·辨骚》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刘勰援引刘安“举以方经”的批评话语,认可《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的风格。自刘安始,“兼”经过文论家的频繁使用而逐渐术语化,如“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颜延之《庭诰》),“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兼丽卿、云”(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殷璠《河岳英灵集》),“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偏精独诣,名家也;具范兼镕,大家也”(胡应麟《诗薮》),等。

在标举价值与树立典范之际,历代文论家还将有关“兼”的思想与言说凝聚成一系列命题。这里择要列举富有张力的三组命题以为证。

第一组,“文人谈士,罕或兼工”之自觉与“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之自省。对于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罕见兼通之人与兼美之作,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归结为所识未备与所习有偏:“非唯识有不周,道实相妨。谈家所习,理胜其辞,就此求文,终然翳夺。故兼之者鲜矣。”刘善经则归因于才思不足和体制未该:“近代作者,好尚互舛,苟见一涂,守而不易,至令摛章缀翰,罕有兼善。岂才思之不足,抑由体制之未该也。”(《文镜秘府论》)不过,“兼工”未必就意味着更好。固然有通过兼综而扬长避短者,如王世贞《艺苑卮言》所谓“宋玉深至不如屈,宏丽不如司马,而兼撮二家之胜”,但同样有兼顾不及者。沈约即是一例,《梁书·沈约传》指出:“谢玄晖善为诗,任彦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诸如此类的自觉与自省合起来说明,“罕或兼工”的遗憾需要直面,需要弥补,但如何实现质量而非数量层面的“兼而有之”亦需警惕,更需探索。

第二组,“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之目标与“兼之无迹,方为得耳”之境界。在“文体宜兼,以成其美”(谢灵运《山居赋序》),“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体兼众制,文备多方”(萧子显《自序》)等一时代共识的基础上,钟嵘《诗品》高扬“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境界。虽然这一理想目标很难实现,但毕竟有迹可循。不过,有迹可循又会带来因循守旧或剽窃模拟的问题。王世贞《艺苑卮言》就列举了每况愈下的四种因袭,从“师心独造,偶合古语”“古语口吻间,若不自觉”到“全取古文,小加裁剪”乃至“割缀古语,用文已陋,痕迹宛然”,进而提出“兼之无际,方为得耳”的诗学主张。

第三组,“兼解俱通,随时适用”之标准与“强欲兼之,违才易务”之限度。前者出自《文心雕龙·定势》,主张因时制宜、量力而行的“兼解俱通”,或可作为“兼而有之,然不能过”的一种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兼”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行的。“兼”的有限性,在《抱朴子外篇·辞义》中被表述为:“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或浩瀁而不渊潭,或得事情而辞钝,违物理而文工。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暗于自料,强欲兼之,违才易务,故不免嗤也。”这是因为,文人之体性,文章之题材、体裁、体貌,避免不了“不可得兼”的情况。诸如“用昆体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浑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无事乎昆体功夫,盖二者不能相兼耳”(王若虚《滹南诗话》),“作古体不可兼律,非两倍其工,则气格不纯”(谢榛《四溟诗话》),皆就此立论。钱锺书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里也指出“兼”的限度:“文各有体,不能相杂,分之双美,合之两伤;苟欲行兼并之实,则童牛角马。非此非彼,所兼并者之品类虽尊,亦终为伪体而已。”

“兼”作为中国文论关键词的“关键性”,在以上三组命题中可窥一斑。各组内部的自觉与自省、目标与境界、标准与限度,或互补或递进而彼此关联。各组之间借由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三个维度的立体观照与才性兼偏、化境无形、过犹不及三个主题的深入探讨,既聚焦“兼”的必要性及其限度,又兼顾“不可得兼”的异质性及其原因。当然,“兼”作为中国文论的关键词,其思想空间绝非一篇文章就能囊括。诸如钟嵘、金圣叹、王夫之等历代文论家与《诗品》《艺苑卮言》《随园诗话》等诗文评专书论“兼”的个案分析,“兼”与中国文论思维特征、批评策略、话语体系的整体描述,仍有待深入且细致的研究。

(作者:袁 劲,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