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丰碑永驻 史诗弦歌不辍

李浩瑄

2023年8月下旬的一天,四川红原县,这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海拔最高的县城艳阳高照。

从海拔3180米的山脚下出发,沿着刷经寺镇亚休村的芦花沟,溯流而上,在蜿蜒盘旋的山路走3公里,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远远看到一座高大的墓碑,上书“工农红军烈士之墓”,旁边鲜艳的党旗在风中飞舞。这座墓矗立在海拔4350米的雅克夏雪山北坡,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

雅克夏雪山红军烈士墓(图片来源:微红原)

上山是碎石路,路边是淙淙的山涧流水,山坡上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阳光穿透云杉树,树林下是茂密的灌木丛和开满野花的草地。现代人已无法想象,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最后一次翻越海拔4743米的雅克夏雪山时是何种体验。如今这里交通便利,水草肥美,人们的生活安宁富足。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1935年4月到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相继经过、留驻、转战阿坝州,停留16个月,经历了数十次大小战斗。红军长征的足迹遍布阿坝州全境,这里分布着大小400多处红色革命遗址,它们见证着红军长征中艰难悲壮的征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竖起了一座座丰碑。

红军在红原行军路线及作战示意图(图片来源:微红原)

确定北上战略

一到夏季,川西的红色旅游线路便进入旺季,这期间到小金县两河口镇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作为全国百个红色旅游景区之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了解那段历史,重温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两河口会议会址(图片来源:官察室)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说到长征的重要转折点,不得不提中国工农红军进入阿坝两个月后,召开的两河口会议。红军在阿坝州境内召开的重要会议最多。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红军基层党、政、军机构及其他革命组织召开过多次会议。比较重要的会议包括西北特委及西北联邦政府成立会议、茂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阿坝会议、卓木碉会议、中共金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西北联邦政府部长联席会议、中共西北局求吉寺会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共有14次,其中有5次在阿坝州境内召开,分别是: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小金达维胜利会师并召开了两河口会议,提出了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以迅速的行动赶在敌人封锁之前北上。

两河口镇位于小金县城以北70公里。懋功会师欢庆之余,一个现实的问题浮出水面,两支红军会师后拥有十万之众,川西高原地瘠人稀,物资缺乏,根本养不了十万大军。接下来两支部队该何去何从,该选择哪里作为根据地,成为会师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会议最终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是迫于当前敌我情况的不断变化,红军一直处于不停顿作战状态。1935年5月的会理会议中央明确提出“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川西北建立大块的苏区”。但是,由于川西北多为雪山草地峡谷,反而利于敌人封锁红军,川西北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广人稀,山荒岭野,贫瘠粮缺,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建立根据地很困难。于是,中央初步决定放弃上述计划,拟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懋功休整三天后,即沿小金川河谷向两河口进发。在抚边乡停留数日,当时考虑把抚边作为开会地点,可张国焘迟迟没有动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只好继续往两河口方向靠拢。一路上,毛泽东与其他红军领导人商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原计划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但从过大渡河以来,发现在翻越夹金山前后,多次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商谈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中,徐向前、李先念与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却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进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向南进攻。为统一对战略方针的认识,弥合意见分歧,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

两河口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起草一个中央政治局决定,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进一步扩大苏维埃运动指明了方向。最终,北上建立根据地战略方针取得了胜利,直接影响了红军长征的方向。

“有了在阿坝州境内的‘好事多磨’,保证了红军北上战略的有效实施,才有了哈达铺会议‘向陕北进发’决策的作出,也有了之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支队(陕甘支队)的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李后强说,“当然,最终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壮大了中国反法西斯的力量和阵营,鼓舞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也为推动世界和平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1960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草地及川西北人民在中国革命危难关头作出的贡献,国务院批准建县。周恩来题词‘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故名‘红原’。”红原县委党校副校长贡波华清向记者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时2年,其中,在阿坝州境内就长达1年零4个月。

确定了北上战略方针后,中央红军由南向北,用3个月时间穿越了雪山草地;红二方面军用了1个多月时间,自西向北走出了大片沼泽的茫茫草地;红四方面军历经曲折,才由西向北再次穿越雪山草地继续北上,历时1年又4个月。

“红原是红军长征中非战斗减员最多的一段,翻越了三次雪山,饿死、冻死、陷进沼泽地牺牲的总人数超过了一万人。但是自从过完草地,中国工农红军再没打过败仗,因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了人类历史上可谓最艰辛的行军经历。”贡波华清是土生土长的红原人,红军长征的故事在这里口口相传。

“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皑皑雪山,处处充满了危险。夹金山海拔41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多变,道路崎岖难行。远征多日、饥疲交加、衣单体弱的红一方面军将士在翻越夹金山时,不少人在与恶劣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停止了呼吸。

在红原县瓦切镇北部的日干乔大沼泽公路边,矗立着一座“红军过草地纪念碑”。这个大沼泽是红二、红四方面军左路纵队穿越草地北上的所经之路,被称为陆地上的“死亡之海”。纪念碑碑身右侧,刻着一段话——“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位于红原县日干乔大沼泽的红军过草地纪念碑(王云 杨树 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当年行走在茫茫草地的红军只能试探性地前进,生怕陷进泥沼,时常还会有突如其来的阵雨,对草地行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贡波华清说,草地天气变化无常,细雨纷纷是常态,暴雨冰雹往往不期而至。红军队伍就是在“行路难、缺粮难、御寒宿营难”的“三难”中走过草地的。

为战胜饥饿,走出草地,完成北上任务,中央组织发出了“尝百草”的号召。在茫茫的草地上,野草遍地,毒草丛生,要尝出一种能吃的野草是很不容易的,往往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轻者中毒,重者可能死亡。那时候,张思德在“尝百草”活动中总是抢在前头。见到一种草,他总是首先尝一尝,找到一种能吃的草,然后马上去告诉兄弟部队。因此,在草原上留下了张思德尝百草的故事。

时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的萧华后来回忆起这段艰辛的经历,写下了“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的诗句。不过,团结与信仰的力量让他们最终战胜了苦难,正所谓“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雅克夏雪山,是红军继夹金山、梦笔山之后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它也是红军翻越次数最多的雪山,因为红四方面军先后五次从这里翻过。6月到8月,雅克夏雪山气候最为多变。

在海拔4350米的雅克夏山垭口,有一座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李浩瑄 摄)

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进入雅克夏山。解放军轻骑师137团在雅克夏山垭口附近发现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朝北脚向南,间隔距离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曾三度翻越此山的解放军团长唐成海判断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的遗骸。他认为这是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北上经雅克夏山时发生的事情,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夜宿雅克夏山,因高原缺氧、天寒地冻而牺牲。

“当时解放军官兵收敛了红军战士遗骨,在这个海拔超过4000米的地方以石砌墓、用木立碑,战士们采撷鲜花,扎制花圈,举行了一个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

埋骨何须桑梓地。这么多年,仍然无从得知这12位烈士的名字、年龄、家乡。这样的烈士墓冢,长征路上还有很多。墓中人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

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追随红军当年的步伐一路向北,便来到了若尔盖的班佑贡巴龙战斗遗址。贡巴龙是藏语音译,“贡巴”是寺院之意,“龙”即山沟,是早期班佑寨修建寺院的一个备选地。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这个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战斗。当时,与草地仅一山之隔的巴西班佑寺院附近的几个部落正值粮食收获季节,红军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同情与支持,整个巴西地区成为红军走出草地补充粮食的第一站。

到1936年8月,走出草地的红二、红四方面军陆续在包座、求吉一线集结。中共西北局在求吉寺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后,稍作休整,立即发动岷(州)、洮(州)、西(固)战役。求吉中共西北局会议是西北局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也是红军长征在四川境内、雪山草地召开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

当时,由于松潘有大量国民党军队驻守,红军避开了松潘的核心区域。驻守松潘的胡宗南得知红军已跨越松潘草地、威逼包座七房,立即命令其主力四十九师于8月25日从松潘漳腊向包座、求吉松(潘)甘(肃)要道增援,但红军凭借领导人科学明智的指挥和艰苦卓绝的毅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松潘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图片来源:官察室)

如今,在松潘县川主寺镇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红军长征纪念碑的亚金铜贴面碑身光芒闪动,如同在火中煅烧的金子。此处的纪念馆中,陈列着一张照片和1985年由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照片中的人叫安登榜,1933年,安登榜世袭父职,成为松潘县镇坪一带的羌人头领,后又被国民党任命为松潘县第六区区长。1934年冬季,因为反对国民党横征暴敛,带领群众抗捐抗税,安登榜被撤销区长职务并遭到国民政府追捕。

逃亡途中,安登榜在北川墩上遇到了红军。在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和红军政策感召下,他毅然率众参加红军,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率众参加革命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在毛儿盖,安登榜带领10多名战士外出筹粮时,被敌人残忍杀害。上世纪80年代,经四川省政府批准,安登榜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而他投身红军、为革命事业奋斗牺牲的感人故事,至今仍流传在松潘人民的记忆里,融入波澜壮阔的长征历史。

“长征路线也是群众路线,人民的支持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阿坝人民为红军长征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后强告诉记者,阿坝人民在情感上认同长征红军;在物质上支援红军;在行动上帮助红军,“阿坝人民还像安登榜一样直接参加红军。红军长途转战,减员较多,急需补充。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下,阿坝州各族人民的觉悟不断提高,大批贫苦农牧民纷纷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在今阿坝州境域内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5000人以上。金川县约有2000人随红军北上;茂县近千人;马尔康100余人。在参军的热潮中,兄弟参军、姐妹参军、母女参军、父子参军、送子参军、送夫参军的故事不胜枚举。”

2021年11月18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1年10月“中国好人榜”,阿坝州红原县邛溪镇烈士陵园守护员罗建国光荣上榜。截至今天,罗建国已在红原县邛溪镇烈士陵园驻守了28年。他的父亲罗大学原是红九军一名战士,长征途中路过四川省天全县时小腿负伤,拄着木棍一路随红军队伍爬雪山、过草地,终因伤口感染腐烂难以行走,掉队在毛儿盖大草原。幸运的是,他得到当地村民的救治活了下来,也正因此,为了感恩阿坝人民的帮助,罗大学在红原安了家。

邛溪镇烈士陵园建成后,罗大学从20世纪60年代为烈士守墓直至去世。1995年,28岁的罗建国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成为第二代守护烈士陵园的人。

“父亲在弥留之际,为了劝说我继续他的‘事业’,每天晚上都要拉着我跟我讲当初长征时的经历,他让我一定要好好在这里守着,哪里也不要去,千万不要让附近牛羊马践踏了战友们的墓。”邛溪镇烈士陵园埋着189名革命烈士的忠骨,罗建国对他们的故事如数家珍。每年清明节、八一建军节、烈士纪念日都是他宣讲最忙碌的时候。“人总有动不了、归于泥土的一天,能做一天是一天吧,希望在我干不动之前,那7座无名烈士墓能有人认领。”罗建国说。

青山有幸埋忠骨,子承父业守英魂。从父亲罗大学守护革命战士的承诺,到儿子罗建国接续父亲的承诺默默坚守,两代人五十多年的无悔付出和默默守护,只为心中的信念和承诺。今天,已经年过半百的罗建国仍然每天迎着晨曦,细致地清理着烈士陵园,坚定地陪伴着长眠于这片土地的英烈们。

作为长征途中红军经过人数最多、驻留时间最长、自然环境条件最恶劣、召开重要会议最多、军民鱼水情最深厚的地区,阿坝是长征精神具有代表性的见证地和承载地之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对长征的精辟论述,今天仍然具有无穷的魅力和生命力。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长征精神在阿坝大地代代相传,各族儿女传承着永垂不朽的红军精神,续写阿坝的锦绣新篇章。

来源:官察室

作者:李浩瑄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