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过年

梁星钧

有一种过年

过年的时间近了,人们辞旧迎新的步履加快,我们的心绪紧了,繁忙、拥挤、凌乱的气氛也渐浓了。下周先回故乡,给母亲送年货,给父亲的坟头挂纸,献上他生前喜喝的白酒。然后回单位,值过年的第一班。我要从容不迫地做好这些,就须先静,理清好思路,然后有条不紊去一一筹办,不得乱了方寸,避免繁乱带来的失序。

现在过年不热闹了,人们感觉不到过年的气氛。虽说多了自由和富裕,却又少了纯朴和温情。现在的年过得很简单,小县城疏散,街道冷清,关门锁店,还没有平时热闹。人都去哪了呢?他们或远走他乡,或躲在家里打长牌麻将斗地主,好像什么也没输赢钱的刺激大,也易消磨时间,甚至有的连饭都顾不上吃,而结果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甚至还劳心费力伤神。

我过年一般要回故乡,与一块长大的伙伴玩,但人家也主要是打牌,而孩子又不想回去,所以过年对我来说,意味着憧憬里的迷茫,希望里的失望。

过年为啥不热闹了?面似人少,人们生活好了对精神的需求淡薄了,实为人们随着物欲化的推进,人的理想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人们的精神出现了困惑和危机。同时也因物而生的空虚和惰性,极端商品化、物质化给人的负面效应是精神的空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砝码的天平出现严重倾斜,所以人的懒惰、淫逸骄奢之心加重。

过去人们物质上匮乏、简单而精神却充实,当然这不是穷开心,自足和陶醉,而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是一种知足常乐,是一种人生的乐观主义精神。如今生活水平提高,经济活跃,但是人们偏重利益,有人连过年都会找事做,甚连过年(含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也会照常开门(做生意),初三、初四就上工或外出打工了,使过年的进程加快,提早结束和草草收场。

小时过年留给人的回味是无穷的。那时大人常说,孩子想吃肉,大人想使钱。当然孩子很指望过年,大人再忙也要放松下来,筹办一切尽可能办的诸如贴春联、放鞭炮、做汤圆、烧猪头之类的年货,那时的全家人都忙,都欣喜和愉快。那时人的视野很小,见者也少,经济文化贫乏,孩子指望过年好穿新衣,好吃好的,好有新年钱,好放鞭炮、好与小伙伴一起玩……随着过年的脚步临近,这些愿望渐渐实现时,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光芒。

小时我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怕被父亲硬逼着去认对河的“干老子”,我也非嫌他是秃头和家里穷,他是舍得给我发新年钱的,甚至还给我全国粮票和打竹鸡吃。我主要是想在家和小伙伴玩,或下街买甘蔗,或在家荡耕地绳做的秋千,或与人上山去朝圣“黎山老母”,祈求五谷丰登和全家安康,还可以在山顶那个平坦而开阔的草坪上见到久别的乡友同学,我们一起晒太阳,济济的一草坪上全是人。

其实过年也不在于人有多少,气氛有多热烈,因为这些都是表象,而在于人们的精神有多富有,心灵有多充实,更在于人生愿望理想实现的程度。

现在人们更在于过年的感觉。尽管过年冷漠,但是人们还是去尽力过好。不然那些在外打工者也不会回来,他们是想回来看下自己的父母子女和故乡,在外挣再多钱也买不回这份亲情。大家也尽力想法,除了吃穿不愁,也尽力沿袭和新辟一些新的方式,让这个年过得充实、温情而祥和。我认为故乡海哥的过年方式就不错:初一上午在人户集中的他家门前的土坝里烧一大堆柴火,然后请小庄的各家人都去,或烤火摆龙门阵,或打牌,或孩子骑车,中午不管吃不吃他家的饭,但都情意满满,盛情难却。这个方式虽有点古朴传统,但很真诚亲切。

今年过年我的节奏变了。我先从心态上调好,认真搞好春节值班。今年我不厌恶过年值班,是因为轮我值了,同时兴趣爱好如写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我会在几天的值班里写作、下棋和读书,让自己过得很充实,乐此不疲,也不孤寂。更何况我已把过年看淡,再没了以前那样的激情。何况我初三就回去与乡人团聚,然后走走亲戚,一个祥和的过年春节就差不多了。其次我要好好地看春晚。今年的春晚据说中央台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筹备。演职人员和排练都非常辛苦,节目准备和挑选很严苛,但是,努力了不一定有效果,每年的情况最终都众口难调,褒贬有之,而且非议很多,觉得春晚越办越差,每况愈下。我也曾开玩笑说,为照顾大众,干脆一省荐一个节目,其余的中央台出好了。

今年春晚怎么样呢?但愿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给我们一个特大的惊喜。

过年同悲喜

别提过年我是多么沮丧,再没有童年那样的激情了。我惶惶地走向过年,虽全家人该到的都凑齐了,却少了一位令我们从小都敬畏、又永远追不回来的父亲。他与世长辞了,匆匆的脚步,没等到过年,就赴向了黄泉。

我们一如既往地照往年的习惯过年。照热情快乐的父亲生前办。尽管我们不是全样,也无法做到全样,但基本保持了原来的节奏和步子。我们甚至尽可能多住几天,多留几天,与父亲生前的老屋同在,与父亲的灵魂紧紧相依。

乡亲对我们保持了极大的热情。按预先约定初一院坝里烧一堆火,围坐着男女老幼约20人,全天高峰期时达40人。我们围在一圈烤柴火,东拉西扯摆龙门阵,七嘴八舌地议,天南海北地吹,多年都没有这样的壮观场面了,我甚至觉得胜过我在城里参加的任何一个歌会、舞会和宴会。家乡人自然很不满意,盼望像城里一样有歌舞,而我却特别喜欢这种自然简朴的乡土本色。中午大家全不准走,一一登上海哥儿子搭的两张酒桌,吃一顿邻里饭,过一个大初一。

我家却是多年一贯的战火不熄。过去是父亲吵,年三十还为一些琐事发火,如今我在外克服了,妹妹、妹夫却又承接下来,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争执,连去北京挣了钱日子好了也仍然要争。我前脚一走,说后面事态已扩大:惹得母亲为此流泪,妻抱怨说明年过年再也不回去了,小儿笑笑说该评个“五好家庭”,去文具店买个奖牌回来自己挂上吧!一会儿战火熄了,是来客人劝诫的作用。

初二海哥家请,基本又是一个族人代表的大团圆,午后拍照。我们小家3口也留一张。在院坝里烤火,下午回去到堂弟老幺家去。我给每人找一支烟,借机见侄子晚生从成都带回的女友,我笑笑递烟,说,你抽不?那胖胖的黑矮姑娘手里忙着麻将一抬眼皮说,我不抽。后面的大队伍也来了,大家坐下来吃老幺几次回去捧出的苹果、橙子,仿佛大家已渴极了,好一阵狼吞虎咽。

这时太阳正晒得慌,春的气息扑鼻,土坝边的新电视锅盖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老幺是同祖后裔,属本组农业实业户,虽只30开外,仅一季土地承包就卖稻谷玉米共万余斤万余元。他骑上新购的摩托车一会儿突突地赶闻溪场看大哥二哥,一会儿又开往江口看姐姐和老婆,似乎都只是一两袋烟的工夫。这不,初一他大哥街上请客,初二又呼啦一下全拥到了他家里。

初三我们按约要出门去,却不想去,因留恋邻里。但都是每年的老习惯,难一下改变。趁大队伍收拾东西,我们先走两家去拜年。都是本组本族。上次看了那两家,这次这两家。一家是叔母属半瘫痪,能轻微走动,可以吃饭;另一家是叔辈,一向给我家最多关心帮忙照顾。我们千恩万谢,祝贺新年。都要留我们吃午饭,我们在叔辈家吃。然后浩浩荡荡地去薄家河。每年过年的鼎盛在此,不同方向的两路客各十余人,姑姑家十余人,30多人汇集,热闹至极。麻将噼噼啪啪地响,小孩子嘻嘻哈哈地笑。小孩在坝里你追我赶,火苗、电视、厨房的炊烟和香气弥漫,很好地衬托和呈现了节日和亲情的气氛。在麻将盛行的农村过年里,我走哪儿都是闲人。我的事就是烤火,偶尔聊几句,渴望有人与我下棋,却没有。

初四同样在薄家河姑姑家待一天。他们在院坝架起木料,做寿棺。说今年有闰月,趁我妹夫大木匠来了,故此他就不能玩了,只能拿起斧子哐当哐当地砍木头。

初五我们浩浩荡荡地一路回家去。回屋就煮酸菜面条,似乎是又渴又饿,唉,大鱼大肉哪有土得掉渣的酸菜面好吃哟!人人都爱吃,孩子们吃得最多。吃饱后又是麻将,室内火炉升温起来如空调。晚上排菜,摆酒,请邻里客,满满的两大桌。

初六初七想回,因孩子回去了,妻惦记。不料包被大妹给硬性夺下,放回屋里藏起来了,不许走,走啥走,年还早嘛,继续过年!妻打电话询问回城的孩子是否在他外爷外婆家吃饭,得到肯定答复后妻平静下来。又陪侄子们玩了两天。

初八回去,与二妹同走田家,经孙家山,被执意留下。我们打电话后又下山接妈,我们住宿在孙家山,晚上吃鱼。

初九返城。初十至初十三去单位值班,其中前两天赴广元给二妹夫检查病,跑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和O七二,查出病情是膝关节滑膜炎。

过年,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传统佳节。每年都有,年年不同。在小时候的记忆中,婆婆都懂“守岁”,她同样耍到深夜,人人都要好好洗脚,说是“退穷皮”,清晨父亲去水井抢第一担水,叫“抢银水”,年三十晚上烧两人抬的大疙瘩,说是来年好养大肥猪,早晚都要燃放鞭炮,父亲甚至还燃放雷管,他把安有导火索的雷管点燃抛向天空,传来震耳的炸响……后来婆不再守岁了,现在她坟上长满了荒草;父亲已不在了。我们一家已由原来的6人增至10余人,时间已过了多年。

我们回故乡过年,沿袭过去的习惯,寻找着传统的情愫。我发现:日新月异和山乡巨变的今天,各种形式的新旧交替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却抹不掉根深蒂固的昔日旧痕,也仍然和始终有那么一些人事,已根深蒂固地融进我们记忆的生命里,与我们同欢笑,与我们一起过年,这使我们的新年之喜里平添了一种化不开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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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梁星钧(四川剑阁县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小荷》《蜀道文化》“广元散文”执行主编。出版散文集《种子开花》和文学评论集《说长道短集》)

供稿: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