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母亲门殿华‖魏建明
我的母亲门殿华
魏建明
今天是农历八月二十日,是我母亲门殿华百岁冥寿的日子。母亲35岁时生下我,在与母亲共同生活的55年岁月里,她的节俭劬劳、聪明隐忍、教育引导,已牢牢嵌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读过许多写母亲的文章,作者有朱德、高尔基、邹韬奋、沈从文、老舍、丰子恺、季羡林……这些伟大母亲的巍巍德行和勤劳善良,令我心生崇敬,感佩不已。然而,当今天我要为自己的母亲提笔时,却感到了不小的压力——因为我要写的,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这一个”母亲。
母亲最大的品质就是俭省。母亲生长于一个普通农户人家,家里略有薄田,但远远不能自给自足,外公在农闲时就去抬滑竿挣钱,以此支撑全家的生活。因而,母亲从小就懂得居家过日子的艰难。父母的教育以及这种艰难中长大的经历,培养了她能俭则俭、能省则省的习惯。我们内江把生活异常节俭的人称为“千俭省”“万俭省”,依我看,母亲就是远近闻名的“万俭省”。
读初中前,我穿的是母亲缝制的土布衣裳或两个哥哥不再合身的老旧土布衣裳,但不管什么衣裳,只要破了,母亲都会及时缝补。那些年月,大家都崇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所以也不觉得丢人。
那时,很多物资靠定量供应,母亲总能在日常生活中省出“多余”物资,存放起来。比方存粮票、布票、油票、蜂窝煤票等等。总之,凡是能存起来的东西,她都存。以至于后来物资敞开供应时,她存下的那些东西满柜子都是。有的物资凑够一定量后,她会买回家,我们用不完的,就拿去换东西或拿到外面去卖。我与母亲就到壕子口火车站去卖过一次我家五口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5斤白糖。

1991年,作者父母合影。
我家安电灯一事,最能体现她的俭省。20世纪70年代初,我家所在的居民小院中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灯。当时大家都节约得很,一户人家一个月也就用几度电,大概交1元电费。可任谁来说安电灯的好处,任谁来动员她,她都明确表示不安装,其理由是我们家经济困难,用不起电灯。大院里,每到寒冬腊月,家家灯火通明,让人似乎能感觉到白炽灯散发的温暖;而我们在有些跳动摇曳的煤油灯光影下,似乎感觉到寒意阵阵。直到我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当月,才由我和两个同学给我家安上了电灯。
我父母都是临时工,记得有一两个月,双双歇业在家,家里的经济困难可想而知。父亲有文化,可他不管家,开门七件事都是母亲管理。居民大院的人都知道,我们家是整个大院最困难的,但硬是在母亲的操持和全家人省吃俭用下,80年代初,我家就已有几大千的存款,这是当时社会背景下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的巨款!这也是所有亲朋好友和邻居无法想象的。
母亲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隐忍。1946年,21岁的母亲嫁到城里。当时家里是阿婆管家,我阿婆魏林利是个聪明伶俐、待人热心、果敢决断的女人。一个人总是希望口袋里有点零花钱,何况是新婚媳妇呢。有几次,母亲向父亲说了内心愿望,父亲表示给阿婆说说。没想到父亲非但没在阿婆那里要到钱,还引来一阵呵斥。“门殿华,你既不称盐打油,又不拖家带口,你拿钱来干什么?”在阵阵数落中,母亲一句嘴都没回,只是事后偷偷地掉泪和后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母亲也出去挣钱养家,做过保姆、卖过冰糕、拣过煤渣、打过小工、捶过石子、挑过河沙、搓过草绳……可她每次领到工薪后都及时足额上交给阿婆。1960年冬天,寒风如刀割般划过人们的脸庞,77岁的阿婆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在病榻上,她握着母亲的手说:“你好、你好,我生病一年多以来,你精心服侍了我,你好!我四个儿媳妇,还是你好!”那一刻,母亲多年的付出与隐忍,得到了最珍贵的认可。祖母去世时,父亲远在陕西。母亲背着不满周岁的我,端着灵牌,在凄风冷雨中,徒步15华里送阿婆最后一程。那孤独而坚强的身影,成为我们兄弟仨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画面。
母亲的隐忍,还体现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中。在我的印象里,她从来没有与外人拌过嘴、红过脸,即使在工作中受了委屈,也从不争执,只是默默地承受。有很多次,我们兄弟仨都看到她因没有找到工作,从胜利街劳动调配服务站流着眼泪回到家。
母亲在食品公司做过多年的工作,有几次都很有希望转成合同工,进而成为正式工人。最接近的一次是1971年,那时,她已连续在食品公司上了两年多班了,公司经过三天研究讨论,决定在两拨人中留下一拨转为合同工。母亲那拨四个人与机会失之交臂。四个人去找领导反映情况,其他三个人大吵大闹,痛哭流涕,只有母亲是最隐忍的。
母亲在工作上是勤奋的,也是称职的。她在工作岗位上十分努力,最爱动脑筋解决各种疑难杂症。在食品公司上班时,她分工负责的生猪槽位总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在一座水塔上班时,她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其他人炒菜做饭。每天天刚亮,她就出门买菜,挑拣妥当后背回单位,趁着晨光熹微择菜、淘洗、分类,忙完了又去帮别人搭把手,到11点便在锅碗瓢盆间忙碌起来。凭着精细的计划和好厨艺,她变着花样给大家张罗伙食。她煮的饭松散可口,软硬适中;她炒的菜咸淡合宜,色鲜味美,香气四溢。她在那儿工作不到半年,就赢得大家交口称赞,都说吃得舒心,气色都好多了。
母亲在街道水泥预制厂也工作过,她的工作就是冲洗小鹅卵石上面的泥沙。刚去时,预制厂冲刷泥沙的地方,拱起一个板结的小包,既浪费水,冲洗泥沙又容易打湿高筒雨靴。半年后,那个小包不见了,全是母亲开动脑筋,想方设法解决的。
母亲把工作中积极肯干、善解难题的心思,也用在养育我们兄弟仨上面。因而,她给我们兄弟仨印象最深的,是养育我们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已去世的大哥出生于1947年,据母亲说,他长得天庭饱满、地阔方圆,有着丝绸般的皮肤,人见人爱。一个从峨眉山来的和尚算过命后说,不仅父母能享他的福,就是阿公、阿婆都能享到他的福,说得我阿婆好几天都是眉开眼笑的。可惜大哥不到两岁就生病去世了。1951年冬天,当时的内江市(现在的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动员组织老百姓修建南街子(中央路)马路,母亲参加了义务修建活动。一天,母亲照例去修路,把一岁多的二哥放在家里,请人照看。没想到由于看护人的疏漏,他的一双手在烤烘笼时被严重烧伤。等母亲回家时,已错过最佳抢救时机,二哥过两天就因伤口感染去世了。历经两次丧子之痛,母亲在养育我们兄弟仨的时候,特别地精心、特别地照顾、特别地将就。

1974年,作者(后排左)与家人合影(前排左:作者大娘、右:作者母亲,后排:作者父亲(中)、作者二哥(右)。
我们兄弟仨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往往第一时间就想到母亲。肚子饿了,找母亲;身体伤了,找母亲;衣服破了,找母亲;学校需要交钱了,找母亲。三岁以前的事我几乎记不着了,但至今记得,在寒冬腊月每天煮早饭时,母亲把我们兄弟仨的棉衣棉裤挂在小灶周围,烘烤得热热乎乎后才给我们穿上,有的时候还觉得烫烫的。
在教育我们成长方面,母亲的方法几乎都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她总是在我们读书、写字时,坐在我们旁边的竹木方凳上,十分欣慰地看着我们,偶尔也会念叨几句,都是与我们学习相关的内容。在我们白天闲耍、晚上加班学习时,母亲总是在旁边轻轻地嗔怪或念叨几句“白天东走西游,晚上来熬灯油”之类的话。更多的时候,则是我们在灯下读书写字,她在旁边做着家务,要么搓洗全家的换洗衣服,要么为我们缝补衣裳,要么淘洗明天的蔬菜。有时,她也叫我们讲讲课文的内容,按照她的理解讲上几句。母亲年少时也读过几天祠堂办的私塾,据她说,她记性好、成绩好,先生也喜欢,可惜后来同小伙伴们贪玩,加上外公外婆也没指望她认识几个字,就给耽搁了。因此,她非常在意我们的学习。母亲常常对我说:“老三,要好好学习啊。学到的知识,小偷偷不去,强盗抢不走,一辈子都有用啊!”尽管家境艰难,我们向她要钱去书摊看小人书,她多数情况下有些不情愿,但每次都会给我们一分两分钱。
母亲不仅注重我们的文化学习,而且也很注意对我们进行孝道教育。母亲有句口头禅——“燕子盘儿枉费心”,没读书前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问她。她说,“你看小燕子长大了就飞远了,再也不飞回去管爸爸妈妈了。”大概在1970年前后,大哥从别人那儿借了一本书,是石印的,讲述的是“二十四孝”之《朱寿昌千里寻母》的唱本。爸爸一边给我们念,一边给我们解释。灯火摇曳的光晕中,我们看得真切的是母亲对识文断字的父亲的钦敬和爱意。听着听着,她就慢慢进入到剧本之中,以至于后来流着眼泪听完故事。末了,她大声感慨道:“像朱寿昌那样停官不做,千里寻母的儿子,这个世上太少了!”我们当即向母亲保证,以后会好好地孝敬父母。也许,正是从那时起,我们更懂得了母亲的不易。
1980年底大哥结婚后,因学习需要一台录音机,母亲知道后花了三百多元买了一台“东芝牌”录音机。1984年初寒假中,两个哥哥同我一起到重庆,参观完白公馆和渣滓洞后,我们兄弟仨在鹅岭公园分手。临别,大哥说:“妈妈在你棉衣里缝了钱,回校后你自己拆开,妈妈知道你最后一个学期开支大,叫我叮嘱你注意节约。”回到学校后,我拆开一看,整整一百元!当时眼泪就热热地流了下来。
母亲对我们的爱是博大的、无条件的,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底线。1977年放暑假时,班主任周柳营老师在班上组织了一次登峨眉山的活动,要求大家积极参与,我非常开心地报了名。当我回家向母亲要15元的费用时,母亲语气坚决:“一分钱都没有!要去,自己打短工挣钱!”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没办法,我硬是出外打了半个月短工,挣够了钱才参加了那次活动。
母亲在养育我们兄弟仨的时候,想尽了各种办法。当我们偶有过失时,她总是和颜悦色地规劝我们,教导我们,有时甚至用哭泣的办法令我们改正错误。当我们的错误超过了她的底线时,她也会用非常手段让我们改正错误。1967年,“大串联”时兴的时候,不满14岁的大哥和比他大半岁的一个小伙伴相约到成都去串联,他们被一位邻居挡了回来,妈妈什么也没说。第二天天刚亮,熟睡中的大哥被母亲用楠竹片子打醒,然后被母亲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从此,他再没犯过类似错误。无独有偶,1974年,我也有过一次被楠竹片子“胖抽”的经历。被打后的几天里,母亲都是黑着脸不理睬我们。我们痛切地知道,楠竹片子狠狠打在我们身上,却疼在她的心巅上。直到她感觉我们痛下决心改正错误后,脸色才开始和缓起来。
行文至此,母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愈发清晰。那一顿此生唯一一次楠竹片留下的烧灼似的痛感早已消失,但那条行为的底线却刻进了我们兄弟的骨子里;那盏煤油灯的寒意早已被电灯驱散,但母亲在灯下缝补、陪伴的身影,却成了我们心中最温暖的光源。今天,在她百岁冥寿之际,我终于明白,母亲留给我们的,岂止是那笔在当时堪称巨额的存款?她是以自己的一生为笺,用节俭、隐忍、勤奋和智慧写就了一部无字的经典,让我们兄弟仨受用终生,并将这份精神财富代代相传!
写于2025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魏建明〔内江市委党校退休教师,西南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中文系和四川省委党校政治学研究生毕业。公开发表三百多篇诗词歌赋、小说与文艺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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