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文 蜀

进入五月,满目绿意,遍地是丰收的金黄,蚕儿正在沙沙雨响地啃吃着桑叶,大叔、大妈们在田地里忙得不亦乐乎。曾几何时,母亲也像这样忙碌奔波着。

母亲在,家就在,一点也不假。每逢节假日带上爱人和女儿回家,母亲定会亲自上灶为我们炒出大块大块的、金黄色的、油渍渍的回锅肉来,她知道我们最喜好“那口”。一回味起妈妈的味道来,让人陡升伤心的情愫,泪眼婆娑……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好些年了,农村老家的几间穿枓木柃老房仍在,几棵大柏树、梨树、碾子、风斗车也在,只是好久没人居住,荒芜凄凉了许多,破败得不成样子。

我的母亲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个佃农家庭,5个孩子当中排行老幺。也许是农村习俗比较怜惜最后一个娃,外爷给取小名叫金玉。我小时候,在油灯下,做针线活的母亲多次给我讲她小时候的一些故事:我们家是帮人出身,实在是太穷,外公在我几岁时就去世了,年轻的外婆就这样过早地担起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重担,没钱,自己上不起学,为了生活,七、八岁时就开始起早摸黑地跟着外婆到二十多里外的建兴场去赶集,偷偷摆凉粉摊摊叫卖,赚点小钱糊口”。每每讲到受苦挨饿受歧视的心酸处时,泪珠在母亲眼眶里打转转,见我也感染伤心时,母亲马上收起她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不往深处说,耸耸肩,摸摸我的头,强装着苦笑来安慰我:“儿子,都过去了,现在好多了,我们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小时候我也特别地懂事,马上茬开另一个话题和母亲唠嗑,不再打破砂锅问到底母亲那以往的故事。我深知那岁月、那家庭、那处境……永远是母亲一生挥不去的痛,也不想再去戳破母亲残酷岁月留下的伤疤。

也许是老天特别眷顾我母亲,让她十九岁就嫁到了一个比娘家好不了哪儿去的我们家来,又是一个“穷”字。穷日子过惯了,没有什么困难可怕的,母亲反而对生活十分的乐观豁达,和村里人一道上山下坎,田间地头,屋里屋外干起大集体农活,直到因我到了上学年龄缴不上1.5元学费时,彻底改变了她的想法。她对父亲说:“不能就这样一辈子穷下去,不能像当年自己那样,因为没钱缴学费,儿子连学都上不了”。她偷偷地和村里几个老乡商量,走上贩卖猪仔赚钱养家糊口这条路。

刚刚要改革开放的前夜,在那个年代,做猪儿贩子是件“不光彩”的事,尤其还是一个妇女,那简直是“不守妇道”。村支书和大队长找她谈话多次,最不能让他们容忍的是:不光母亲自己干不光彩的事,还领着队里一帮大老爷们出来搞贩卖,集体活没人干,不但影响人心,而且还伤风败俗,纯属叛逆。因为这,我的父亲真有些扛不住,打起退堂鼓来,不时地和母亲吵闹,闹得凶的时候差点离婚。

母亲就是“犟”,面对老乡们背后的指指点点,硬是不低头、不妥协,和我父亲带个老伙计们继续我行我素,星夜兼程,露宿山头、屋檐下、街边上,几号人一大早就步行到离家几十公里外有猪仔交易的市场,周边几个场镇凡是有人说猪儿场上有个瘦屑、矮个子女人特别厉害,会做买卖,那一定议论的是我母亲。

不知是母亲从小就跟外婆在市场上混的缘故,还是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凡是她相中的猪仔,转手卖出去就会卖个好价钱,一场买卖下来,每个伙计都能分到几元钱。在那个年代,几元钱真不是个小数目。也许正是母亲要冒大不韪,村里几个大老爷们围着她转,从不放弃做猪儿生意的原因吧。母亲还有个奇特现象,就是她没上过一天学,扁挑大个“1”字都不认识,人民币面值大小都是靠颜色来区分,但她对数字罕见地敏感,买卖多少,她不会用加减来算,没有错过,可以精确到“元角分”的“角”上去。我很好奇地问过她,“您是怎么算账的,那么准确?是心算吗?”她总是笑而不语,亦不可知。

1978年改革开放,母亲和伙计们做生意可以大张旗鼓了,不再是偷偷摸摸。每天除了赶场外,回到家就抢着干农活直至深夜,半夜鸡叫时分又要起床煮饭、喂鸡、喂鸭、喂猪……相互吆喝着催促赶集上路,有时在睡梦中我被惊醒,在灶堂跳动火苗映照下惺忪地望见母亲瘦屑的身影来回晃动,忙着赶持家务。为了赶早,那急促样子,屋里、屋外像在小跑步,连吃饭都是三刨两咽,不小心红薯噎在喉咙难以下咽的痛苦状,真让人心疼。

为了省吃俭用,母亲和伙计们在场上买一个馒头当午饭是常事,母亲更是一个发狠的“角”,居然有人把母亲“吃一口红薯喝五口汤”作为茶余饭后谈资。母亲为了这个家是如此地苛刻虐待自己,每每想起这些,不禁让人黯然神伤。为了这个家,母亲忙碌着、辛苦着,奔波着,但从她干得风生水起,脸上不时洋溢着的笑容来看,那时的母亲很快乐,这也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在土地下户“大包干”的第二个年头,我家粮满仓、谷满柜、畜禽满圈,粮食多得还压垮了我家的竹壳楼,砸死了三头猪仔。虽然很是惊险,但丰收的喜悦甜在母亲心头,我家也从此告别了愁吃愁穿的日子。加之母亲较早地做生意,我家殷实了起来,成了当时村里的富裕人家。母亲不时接济村里一些困难户和孤寡老人,逢年过节帮助他们一些食物和衣物;有时她的老伙计们在市场上把有瘟病的猪仔不小心误买回来,转手卖给了别人,母亲不惜亏本也要把有病猪仔给退回来,把钱退给买家,不让他们经济上受损。母亲大字不识一个,不懂得为人处事的大道理,她总是一再告诉她的伙计们:“一定做有信誉的良心生意,不做伤天害理损人利己的事”。

母亲质朴善良地为人、处事、接物,慢慢地改变了村里人对她的“异样”“另类”。有时为了能买上有长旺的猪仔,原来对母亲当猪贩子最痛恨的那些“老究”们,不得不红着脸,陪着“不是”来请母亲为他们能买上好猪儿当当参谋、把把关,母亲很爽快地帮忙,成了附近的“名人”。

在所有事中最让母亲上心的事,不外乎是我的学业了。但是,母亲从不过问我学习成绩的好坏,从不在我面前整天唠叨要好好学习、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之类的话,只是用最大保障来满足我的学业需要,让我不再愁学费、不再愁穿、不再愁生活费、不再愁车费……额外地只要是与读书学习有点沾边的,母亲都尽全力满足我。在家里、学校,除了看书学习之外我没其他正事干,以至我去成都上学之前,身处农村的我从没有做过农活,连自己的衣裳都不曾洗几次。即使是学校放大忙假,大战“红五月”农村最忙的季节,母亲都没让我参加。有来自家庭成员的不满和抗议,母亲总是用“学习是需要时间的”作为挡箭牌来帮我圆场。

记得那年高考落榜,痛苦、失意、彷徨,天是那样的灰色,前途是那样的暗淡,一直困绕着我,不能自已。母亲没有一句埋怨,言语少得几乎是冷清,可是,母亲怜爱的眼神时刻都在慰藉我受伤的心灵,让我感动。

有一天,母亲邀我去赶集,实在是太伤心和无聊,跟母亲去了。母亲用最高的规格在场上款待了我,下了场上最好的馆子,吃了馆子中最贵的饭菜,到了商店买了我最喜欢也是当时最流行的西装和皮鞋,母亲用这样一种悄无声息,简直是“溺爱”读书人的方式来诠释她的良苦用心:在哪里爬下就在哪里站起来鼓励、鞭策着我,点燃我奋斗的激情,不轻言放弃,催我坚定地走下去……

20世纪90年代初,在那个“脱农皮”走出山沟沟的岁月,我没有让母亲失望,上了大学,又当了乡镇干部。母亲因我是整个大家族唯一的“铁饭碗”,像似给她脸上贴了金一样,让她能在人前人后说得起“硬话”,偶尔也能见到母亲久违的笑容。

在母亲的精心呵护和泽蔽下,我度过了美好的求学时光。感谢母亲给我力量和“青涩”的做人做事准则。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一切没有来的总是如期而至;没有经历的,也总不会让人错过。母亲永不屈服、永不放弃,让我学会了成长,也让我知道怎样去为人夫、为人父、为人民、为社会尽责任。

在外地工作忙,回老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偶尔见母亲一面,见她苍老了很多,身子骨更加瘦削,个儿矮小了很多,多了很多白发,每次回家还是有那香喷喷的回锅肉…….只是母亲唠叨了很多:“娃呀!当干部一定要为老百姓着想,要帮助那些真正吃不起饭、穿不上衣、住不上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贫困人家,当个好干部,千万莫伸手……”每一次回家就是一次灵魂深处的大洗涤、大触动,一堂警示教育课。

临走时,母亲总是恋恋不舍地陪同我到村口,走了多远,回头望见母亲那瘦削的身影还站在村口,在夕阳的余辉下不停地向我挥手,那不争气的泪花儿情不自禁地模糊了我的眼眶。

又是一年“红五月”,老家的老屋还在,门前的梨树在和风中摇曳,像似年迈母亲“唠叨”的话语时时在耳畔回荡……

写于2022年5月8日母亲节

作者简介

刘川,四川省南部县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笔名文蜀,政协南部县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南充市作家协会会员,华夏精短文学学会会员,南部县诗词楹联协会会员。诗词、散文散见《四川人文》《灵云诗苑》《诗咏阆苍南》等刊物及多家网络平台。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 川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