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轻轻飘过

张光勇

因工作调动,我不得不尽快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给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腾办公室。

我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很多年,在这间办公室也坐了十几年,没什么东西可以搬,除了书柜里整整齐齐的书。

我小心翼翼地把书一本一本拿出来,这样的场面已经历过很多次。每一次翻箱倒柜,都是一次不舍的告别;每一次拾起书本,都是一次痛苦的回忆。

轻轻关上门,翻开一本书,消磨闲散的时光,独享一份离别的忧愁。

这是一本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活着》,讲述的是在大时代背景下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磨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故事。

珍藏这本书,不仅仅是被徐福贵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着,而是书中夹着一张存放了十多年的机票。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忆,因为记忆无论如何美妙,总是依依稀稀,渐行渐远。它一直珍藏于内心,直至生命的终点,在天堂的某一个角落,亲手交给我的母亲。

那是十年前的某一天,我的母亲突然说肚子很疼,因为平常她也老是肚子疼,在一般的诊所输液就会立即减轻疼痛,我们立即将她送到平时常去的诊所。

母亲是一个非常节约的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到医院去看病。即使现在条件好多了,她也总是唠叨:“忍一忍就好了,何必浪费那几个钱?”

每一次肚子疼痛时,母亲总是叫父亲给她刮背,或者叫父亲到附近田埂上找些草草树皮之类的,有时也能减轻母亲的痛苦。在母亲离开多年以后,父亲才告诉我们,母亲一直在坚强地忍着。

我一直在乡下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大多时间都是迎着夜色回家,母亲的房门已经紧闭。听见我的脚步声,母亲总会用弱弱的声音问一句:“回来了,早点休息吧!”

每天早晨,我津津有味地喝着母亲很早起来熬的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停下时间仔细端详过母亲的面容,只有那句“注意安全”的话伴着疾风在耳旁回响。

那一段时间正是渝万高铁长寿段征地拆迁攻坚阶段,每一天都会到每家每户做思想工作,每一天都有好几十个人到政府上访,没有时间留在家里陪伴母亲,享受母亲的关怀。

那一段时间,父亲脾气有些暴躁,时常骂那个诊所的庸医,输液这么久没有任何好转。母亲一直强忍着,有时忍不住了,就蹲坐在地上。

我始终忙碌着,母亲跟我一起居住十多年了,表面上是母亲在享福,实际上是在为我默默付出。

女儿从出生到小学毕业,都是母亲一直在照顾接送。女儿到重庆读初中后,父母商量好坐飞机去一趟上海,母亲的亲弟弟(我的二舅)在上海居住,他们几姊妹约好去看看他。父母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没坐过飞机。

计算好时间,定在2008年3月20日。我一直奇怪为什么定在这一天,母亲说:“你表妹在网上查过,那天飞机票折扣最低,每人只需680元,几乎节省一半。”我说:“现在日子好多了,什么时候去都行,也不差那几个钱。”

母亲狠狠地把我教育了一顿:“你没有经历过苦日子,不知道一分钱憋死人。”我只好苦笑:“怎么做都行,只要你们高兴。”

那段时间,快乐的母亲与邻居分享着要坐飞机去上海的喜悦之情。她专门回了一趟乡下,伯妈去年坐飞机去了一次西安,她要回去问她坐飞机是什么感觉,需要准备些什么,顺便也给相处了几十年依旧还在农村的姐妹们显摆显摆。

一切准备好后,母亲沉浸在向往之中。她每天都要看上海的东方电视台,她说:“她要提前了解一下上海,到了后才有更多的话题跟弟弟聊。”话语中带着一种久违了的期许。她说:“弟弟是她从小背大的,生我那年去当的兵,后来转业在上海工作,虽然回来过几次,距今有十年没有回来了。”语罢,母亲眼里闪过一丝泪花。

我们对母亲一直霸屏也有些意见,见她这么高兴,只好忍了,反正过不了几天都要去上海了。

这一段时间,妻子已怀上二孩,预产期是四月份。母亲说:“高高兴兴去上海玩几天,回来安心带二娃。”她到乡下买了几十个鸡蛋,杀了几只土鸡,叮嘱我每天下班就回家,不准出去应酬,一直要等她回来为止。

我知道二娃生了以后,母亲又会一直忙碌,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出去旅行了。我对母亲说,放心吧,一切有我,安安心心去玩几天。一切妥当以后,母亲沉浸在憧憬之中。

3月16日,在医院上班的妻子突然打来电话,肚子疼痛得厉害,医生说孩子要生了。

我正在渝万高铁建设拆迁现场,对一户拆迁户穷尽了所有的政策,用尽了所有的方法,耗尽了所有的时间,只好依法强拆了。

现场一片混乱,那户人家的女主人骑坐在二楼的栏杆上,威胁说,谁敢动就跳楼。虽然确保建设工期是各级领导下达的死命令,但如果出了事,我们也吃不了兜着走,我怎敢离开现场?

没办法,我只好打电话叫父母赶紧准备东西先到医院去。母亲正在准备远行的东西,接到电话,母亲一反常态拦了一辆出租车,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

我到医院时已很晚了,孩子已出生,在母亲的怀里安静地睡着,母亲脸上一直挂着笑容。母亲把我叫到一边,轻声说:“把我们的机票退了,以后找时间去吧!”

母亲在诊所里输液好几天,疼痛一直没有减轻。父亲脾气越来越暴躁,说我们几姊妹没有良心,一直不送母亲去大医院检查。

那天下午,姐姐给我打了电话,今晚无论如何都要开个家庭会。那天晚上,我们几姊妹商定,妹妹在教书,相对轻松一点,明天妹妹请假陪母亲去重庆检查。

第二天,我依然在工地现场忙着,忘却了焦虑和担忧。打了几个电话,都说结果没有出来。直到中午时分,妹妹打来电话,一直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哭。

我什么都明白了,这些年身边的同事也有这种情况,平时看起壮壮的,一次正常的体检就会土崩瓦解。我依然心存希望,一直追问严不严重。时间凝固了好几分钟,妹妹哭着说:“肺癌晚期,时间不超过半年。”

恍如晴天霹雳,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伤悲,手机一下子滑落在地,眼泪夺眶而出。我再也顾不了那么多繁琐的工作了,简单交代同事几句,发动着马达,向重庆方向飞奔而去。

母亲端坐在医院走廊的凳子上,手按着腹部,看见我走来,如无其事对我说:“没事,一般的胃病,回去养养就好了。”妹妹在一旁,强忍着泪水。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靠在栏杆上,那张像久旱的老树皮般的脸没有一丝光泽和生机。

我把妹妹叫到一边,拿出找同事借的4万元钱,叫她去交费,看能不能做手术。母亲叫住妹妹,说不在这儿治病,太贵了,光是检查费就用了几千,回长寿区医院去治病。我知道母亲的心思,大女儿在重庆读书,二娃出生要花很多钱,房子还要付按揭,压力很大。

妹妹把我叫到走廊尽头,避免我们的谈话被母亲听到。妹妹说,医生说了,癌细胞已扩散到四肢,根本无法动手术,一切都太晚了。

我不相信这是残酷的事实,四处托人找医院最好的医生诊断,几位专家的答复完全一致:回家好好休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到哪儿玩就到哪儿玩,尽量陪母亲走完人生的最后历程!

我使劲打了自己几个耳光,以为母亲是一个善良之人,上天一定会眷顾于她,孝心可以等待。

在我们的百般哀求下,母亲每天都在区医院输液,但她不同意在医院住院,她要每晚帮我照看二娃。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听到二娃的哭声,她都要起来给他兑奶粉,怎么都阻止不了。

说是输液,其实就是输的盐水,盐水里加了吗啡,止痛而已。

母亲说上海太远了,就不去了,想去广安看看。

我请了几天假,开车送母亲去广安。母亲观看了邓小平故居,游览了整个广安城,欣赏了广安的夜景。

她说,这是她除了重庆以外到过的第二个城市,上海也应该跟广安差不多吧!她所到过的重庆仅仅是石桥铺那一个小小的区域,我在那儿买过一套小房子,母亲曾在那儿帮我负责装修。

那一天,感觉母亲精神状态很好,我好不容易做通母亲的工作,买好飞往上海的机票。

我陪母亲到了江北机场,一架正在降落的飞机缓缓驶来,母亲很兴奋,终于近距离看见了真正的大飞机,苍白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我搀扶着母亲,一步一步向安检处走去,机场人声鼎沸、喇叭声响起。

母亲突然昏迷过去,重重的身体倒在地上。我急急忙忙拉着母亲往回赶,天上白云飘飘,一架飞往上海的飞机腾空而起。

母亲昏迷了好久,终于挺不住了,永远地走了。二舅从上海回来,带回一张上海的城市地图,焚烧在母亲的坟前。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张光勇(重庆市长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市作家协会、重庆市散文学会、重庆市杂文学会会员,《澳门法治报》时事评论员)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