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者：我曾经是你们的首领

栖居在云彩飞扬的家园顶端

——如今我手抚低哑的琴弦

 不知向谁弹响最初的音律

                  ——贺中《回家的路上》

由于汉文史籍从甲骨文算起不过3700年，藏文创制也只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距今不到1300年，因此，史前时期青藏高原人类先民的踪迹，就大多隐身在史前史的茫茫雾霭中了。在我们的古代地图中那里尚是一个空白点，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那里也似乎是个置身世界史外的地区。但是，随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并通过拨开神话传说的种种迷雾，我们仍可大致勾勒出那一段历史背影，而且那还是一段令人惊异的“对外开放”史呢。

藏文古籍对西藏地貌演变情况的记载，与现代地质科学结论的惊人接近，是十分令人惊奇的。

据《西藏王臣记》等藏文经典记载：最初汪洋大海，当一个名叫“贡格曲拉”的河渠出现，大水流失，藏地形状初现，松柏森林生长，禽鸟野牲繁衍……雪山围绕一切河流之源头，山高土洁，地域美好……藏区分为上中下三部：阿里三围为麇鹿野兽洲，中部四如为虎豹猛兽洲，下部六岗为飞禽鸟类洲……后来人类出现了，藏地的一猕猴和罗刹女结合，生下了藏族的最早祖先……

“神话是历史的影子”。去掉神话的色彩，我们似乎看到青藏高原的隆起，以及在第三次大隆升过程中那里山林茂密、水草丰茂、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但随着高原的不断隆升，特别是在距今15万年左右，青藏高原已上升到4000—5000米，中部和西北部由于海拔超过4000米，森林逐渐消失（一般海拔4000米以上树木就很难生长），冰期的来临使山上堆满了皑皑白雪，逐渐不适合于古人类居住，于是远古人类离开了他们熟悉的森林，逐渐集中于南部的河谷、东部的山谷和西北部的草原地带，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近年发掘的40余处旧、新石器遗存主要集中在藏北草原宽阔谷地区，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河谷山地和昌都卡若遗址为代表的藏东高山峡谷地区可资证明)。随着生存条件的逐渐恶化，一方面古人类的活动范围缩小，另一方面，艰难困苦的环境也锻炼了他们的生存智慧，正如贾兰坡先生所说：“较高等的人类，也不能从河滨卑湿多草木果实的地方崛起。只有高原和比较平些的高地上，生活最艰难，受刺激而引起的反应最有益”。于是，人类开始进入制造工具的时期，以打制石器为主的旧石器时代来临了。

近年在西藏发现的多处距今5—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以及距今5000—3000年的昌都卡若、曲贡等新石器文化（新旧石器文化的划分，主要以能否制作陶器为标准）都证明，史前人类在这一地区有着频繁的活动。青藏研究最新提供的资料也表明，在不到7000年前，此地还属于高温高湿气候，高原湖泊还曾大水泱泱；在更近的3500年前，迄已荒寒的昆仑山区还有森林分布，并还有人类活动遗迹可供发现。而在距今2000多年前曾辉煌一时的西北丝绸之路、敦煌和楼兰等城市的逐渐被黄沙淹没，也证实这个过程在不断延续着。

昌都卡若遗址（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更令人惊奇的还不只这些。据考古发现，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跨过广阔的时空，史前人类竟然有着频繁的交流！

曲贡遗址（图片来自网络）

以距今5000—4000年的昌都卡若文化为例，在文化内涵上，卡若文化与青海的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等文化极为接近，其细石器带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民族的风格（细石器是以用玛瑙、石英、燧石为原料制作出来的形体细小精致的石器而得名），其器型制作，与中亚、南亚的同时代器物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知道，人类文明的起源不可能是同步的（直到今天，在南美和非洲一些大森林里，还生活着极为原始的人类）。在一个社会发展极端原始时代的文明同步，只可能产生于一种人类的交流！然而，在一个现代交通工具条件下还觉得遥远的距离内，当时的远古人类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石凿，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5300-4000年，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说，青藏高原最初隆起那一段，森林古猿从森林下到地面，在700—250万年间实现了人猿的告别，人类虽然有行走的愿望，但丰富的食物（海拔仅1000—2000米）和还未饲养马匹等动物还使他们不可能走多远的话，在距今15万年，青藏高原已上升到4000—5000米，那时人类只能集中到一些海拔不太高的草原和河谷，生存环境的恶化和漫长的迁徙旅程，不仅使远古人类得到进化，牲畜特别是马匹的驯养，也帮助他们将自己的足迹和文化撒向四方。

根据新石器时代石棺葬文化的在中国西部大地（包括今甘青、西藏和横断山乃至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广泛分布和不同特点，我们可以推断这一迁徙是通过多次完成的，以规模影响和有史记载为界，又大致可以分为史前从羌塘高原的迁徙和有史载的春秋至秦汉的迁徙两次。其中，第一次大迁徙完成了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过渡。

在较早的汉族史籍里，把居住在中原西北部甘青地区的游牧部落统称羌人。“羌”，既是象形字又是形声字，《说文解字》讲：“羌，从羊，从人，西戎牧羊人也”。最初处于旧、新时期时代的“羌人”， 由于青藏高原自然条件的变化，逐渐集中到藏北的羌塘地区（羌塘藏语意为“北方大高原”）。那时青藏高原还不甚高，湖泊众多，水草丰茂，气候湿润，藏北地方的盐湖使远古“羌人”精力充沛，丰富的禽兽成为他们的食物之源。他们驯养野牦牛、山羊、马匹和狼犬，从而使高原有了牦牛、羊、马和犬等家畜，这群远古人类不断繁衍，由此产生的草地儿女走向四方，成为中亚各地民族的“族种之源”：其考古学揭示的显著特征，就是史前遍布西部大地的石棺葬文化，该文化与有史记载的羌人火葬文化和高碉文化截然不同。

石棺葬文化（图片来自网络）

随着海拔逐渐升高，藏北高原变得高寒、干燥，于是古羌人不得不离开藏北向他处迁徙：

——向东的一支散布到黄河中上游的甘青一带，成为春秋至秦汉时期羌人的祖先。在甘青地区，由于境内外分布着昆仑山、巴颜喀拉山、祁连山等巨大山脉，它们不仅孕育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等大江、大河使之成为“江河之源”，也孕育了方圆4600余平方公里的中国第一大湖——青海湖以及河惶（黄河、惶水）流域和甘青南部的有近40万平方公里的大片肥美草场和谷地。这里由于海拔仅2000米左右，加之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成为源源不断地产生游牧民族的摇篮。开阔的土地和游牧部落的马背，为羌人游走四方提供了绝好的条件。

青海湖（图片来自网络）

  历史上，这里生长繁衍的游牧部落源源不断地产生了许多英勇善战的民族，并把他们的勇气和活力带向了四面八方——从史前传说中的氐羌、“五戎”、“七戎”，到汉代的匈奴、唐代的吐谷浑、元代的蒙古铁骑，他们用战马不断改写着青藏高原、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版图和历史，特别是农耕文明还不太强大的年代，为生存、财富和英雄主义所激励的游牧群落纵横驰骋在辽阔的大地上，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对外开放”，是“牧神”，使从青藏高原拾阶而下的游牧民族和旧石器文化播撒到如此广大的地方……

 ——更东的一支，进入中原为炎帝族，成为中原汉族的来源之一。据远古传说，羌人首领炎帝神农氏，以石为兵，发明种五谷，作陶器，以日中为市，始有交易。他们从淘河流域经渭河流域进入中原，与进入中原的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击败了从南方侵入中原的黎苗种族。商周春秋以后，华羌两族由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为了争夺财富又进行了长期的部落战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周部落便是出身于羌人而吸收了中原文化，形成了华夏族的一员。以后的秦人本出身羌人，“秦”也可能由“羌”字转变而来。秦人因战胜陕甘地区的羌人而成为了西方大国，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秦朝。后“炎黄子孙”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代名词。

 马背上的民族素以骁勇善战著称，并往往成为中原农耕民族的活力之源和心腹之患。春秋时羌人的骑兵东进，猛攻周朝都城，亏得齐国出兵才得以解围。后来孔夫子还心有余悸地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披头散发，衣襟向左边打开，沦为夷狄啦！“姜”为“羌”的转音，秦汉史籍中大凡姓姜或孟姜的人都是羌人，那位在传说中爱用直钩钓鱼的姜子牙就为羌人，那个据说哭倒长城的孟姜女，也是美丽的羌人女子。可见西北羌人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和巨大贡献。

 ——向西迁徙的一支一直进入青藏高原腹地的阿里和雅隆河谷，成为雅隆部和象雄部落的祖先之一。特别是雅隆河谷的羌人和当地的土著结合，形成戎、羌、堆、博诸部落，后以雅砻河谷的博为中心，形成吐蕃部落，在唐代时统一了青藏高原，成为藏族的祖先之一。

  除了在中国西部（西北、西藏、西南）广泛发现的“石棺葬文化”证明在新石器时期这一广大区域的人群就有着大规模的迁徙和交流外，今天在藏区和古羌人之间至少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传说中都以猕猴为始祖；都有垒石为屋和建立碉房的习俗；以父（或母）名中的某一个字作为子辈名字中的一部分；重盟誓；“重兵死，恶痛终”；喜居毡帐；“妇人辫发萦后”以及笃信巫教等，证明其间的渊源和联系。过去藏族的起源大体有十来种说法：如鲜卑说，印度释迦王系说，猕猴与罗刹后裔说（即本地起源说），三苗说，马来半岛人说，缅甸说，蒙古人说，伊朗血统说等，看来多是不确的。

藏区民居碉房（图片来自网络）

——向西北的一支进入新疆和中亚地区，成为以后河西走廊等西北各民族的祖先之一。

 ——向南的一支到横断山的山谷和雅鲁藏布江流域，成为西南各民族的最早祖先。

其中甘青草原成为因青藏高原隆起后藏北高原下来的古羌人最为集中的地方。这方宝地养育的，史料已有记载的春秋至秦汉时期的羌人，他们的大迁徙使西部游牧走廊闻名四方。

 过去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华远古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主要指今陕西、河南、山西及河北部分地区，即以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地区。近年考古发掘成果说明，这是不正确的。其实，从新石器时代起，中国就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文化区：即北方和西北草原游牧兼事渔猎的文化区，黄河流域以粟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区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水田稻作农业文化区。

其中，由于西部大山的地理阻隔和内地农业民族的文化优越感，过去对中国西北的游牧文化及其影响一直重视不够，他们的辉煌历史和巨大影响，多湮没在西部的漫漫尘沙和高山深谷之中。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研究的深入和西部开发力度的加强，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已受到重视，其揭露出的真实面貌才是冰山一角，其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未来影响和研究，仅仅是初露端倪，前景将会广阔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