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不是藏区

 上文我们从民族学、行政沿革、语言和地理等角度（以上因素造成的独特文化还当后述），对“康巴藏族”这一概念的由来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现在我们知道：

 首先，从民族学上讲，由于青藏高原的地质变迁，远古的人类很可能形成并集中在青藏高原的南部、西北部和东部。其中，由于丰茂的草场和较低的海拔，又使西北部的藏北和甘青草原最可能成为源源不断地产生游牧民族的摇篮。在人类由氏族社会向具有较强组织和攻击性的奴隶社会进化时，由于农耕文化的出现，西北的羌人在和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西北游牧和农耕民族的互动中，别无选择地走上了一条向南——中国西部游牧走廊迁徙的道路。在这勇往直前、前赴后继的漫长迁徙并独创的“半月形文化带”中，一方面是不断向当地民族输送新鲜血液，实现着民族的多元互动和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在横断山脉的千山万壑里，由于地理的阻隔，也开出了西南乃至南亚的众多绮丽的民族之花。当西部山谷中的“西山八国”酋长们还沉浸在“女儿国”的瑰丽梦幻中时，怀揣着新创制的文字和佛教经书的吐蕃铁骑正翻山越岭，从群山的台阶上拾阶而下。在两百年里，他们实现了吐蕃人的英雄梦想，并在其征服的辽阔大地上逐步形成了藏民族——这个多元一体的产儿。“民族的形成过程，从总体而言是一种一体化的过程”。

青藏高原风光（图片来自网络）

尽管来自藏南谷地的吐蕃部落和游牧走廊的英雄儿女都有着西北羌人那奔腾的血液——这从原西藏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孙新甫和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红共同进行的白细胞抗原研究也可以看出，藏民族属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这项研究是在北京儿科研究所、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室等单位的协助下完成的。此外，从染色体或人体骨骼来进一步研究人类血源关系，北方汉民族与藏民族的血源关系比南方部分地区汉民族之间的血源更为接近。但是，我们认为，卫藏地区的藏人和东部康区乃至安多的藏人，在民族人类学上是有区别的。中外人类学家的研究也表明，从人种上说，西藏人属于不同的种族类型，即藏A型和藏B型，康区是藏B 型的故乡，藏 A型则遍布于整个藏区。藏A型又称僧侣型，属于蒙古人种的南蒙分支，居住于中国南部、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等地，其特征为头颅较宽，面孔较宽阔和身材较矮；藏 B型又称“武士型”或“康区型”，属于中蒙古人种支系，居住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汉族及朝鲜人等兼属此等人种，其特征为头颅较低，面孔较少宽阔，身材较高，有蒙古皱襞但不明显。这种结论我们已有直观的感觉——为什么康巴汉子乃至彝族的“黑彝”都有着高大魁梧的身材？我们想，这是横断山的高山峡谷保持了较多他们从北方来的祖先血统的缘故。

康巴汉子（图片来自网络）

 再从社会发展形态和统治模式上看，康巴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少受“政府”这个国家机器役使的族群之一。在公元7世纪之前，他们在自己氏族首领的带领下，进行了数千年的征战和迁徙。在吐蕃统治的两百年间，吐蕃对所征服的西部部落的统治也往往未打乱其内部的社会结构，他们或被整体迁徙，或以部落为主成建制随吐蕃大军征战——毕竟两百年的时间在民族发展史上的时间不算太长。至今，在这一地区“同而未化”的部落还有不少——如今阿坝汶川一带的羌族就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祖先的文化，还有嘉绒藏族、木雅藏族、霍尔藏族等，同吐蕃同化的其它藏区在语言和习俗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差异。

丹巴嘉绒藏族美女（图片来自网络）

从政治管理模式上讲，元朝势力进入青藏高原以后，中央统治者对藏区实行了不同的统治模式。对卫藏地区，中央王朝的控制和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的管理，使这一地区的社会形态和其它地区有着巨大的区别——公共权力的确立与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过渡，是文明时代区别于氏族社会的两大标志。而对游牧走廊的这一辽阔地域，中央政府则采取一种更多的是依靠当地部落首领（血缘组织为主）的土司制度。这些世代相传的“土皇帝”们，他们尽可以利用统治者的懒散腐败和自己的阳奉阴违，为自己争取较大的自由空间——尽管这种自由多是由土司们享受的。

从历史、地理和语言的角度看，康巴藏族的形成也有其特殊道路。吐蕃在强盛时，除了它的本土卫藏地区外，还控制了阿里和西部游牧走廊的地区，根据地理方位和当时的行政隶属，分为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和下朵康六岗。在卫藏地区的人看来，他们居于高原的低处和河流的下部，因此称该地为“康”。最初，在吐蕃征服者看来，游牧走廊的地理特征都是差不多的。但没有想到，在横断山脉之间，还“横”着一座阿尼玛卿山和一条黄河，地理的阻隔和原来部落语言的差异，使这一地区将吐蕃统治者带来的藏语变了样——形成了安多腔和康巴腔，加之出产和文化的各有侧重，于是卫藏、安多和康区这三个地理和族群概念产生了。相应地，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又有不同的称谓：阿里人称“兑巴”，后藏人称“藏巴”，前藏人称“卫巴”，丹达山以东人称“康巴”，川西北部甘南青海地区的人称为“安多巴”。现在我们叫康区为康巴地区，“巴”是藏语“人”的意思，“康巴”是“康区之人”的意思，而有时也以“康巴”指称“康”这一地理区域，则是汉人不知其意而约定俗成的称谓了。

由于这一历史、文化、地理和语言形成的概念根深蒂固，后世的统治者也大多据此确定行政区划和政治版图：

元代设置了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乌斯藏”管辖今卫藏地区；“朵甘思”（“朵康”的异译，大概由于对原朵康六岗的概念已发生分化没有弄清，以后也有误用者）管辖今康区，大体相当于“六岗”的范围；“脱思麻”（“多麦”的异译）管辖安多地区。

康巴女子（图片来自网络）

明朝因袭元制，设朵甘卫行都指挥使司管辖康区；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管辖元时的安多地区。由于当时的管理方式落后，加之地域辽阔，其分界并不是十分清晰的。

明末，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挥兵南下，击灭康区最强大的白利土司，占有全康，派营官多人分驻于芒康、昌都、甘孜、理塘、康定等处，监督土司，征收赋税“以养青海之众”，使得康区的行政区划被打破。

清康熙39年（1700年），和硕特部驻康定的营官杀死明正土司，清廷派四川提督进剿，攻占康定，杀营官昌侧集烈，乘势招降雅砻江以东的木雅、瞻对等土头，将雅砻江以东纳入四川势力范围，称为“炉边”地区。康熙58年（1719年）以后，清朝在进军西藏驱逐准噶尔部和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的过程中，相继招降了康区各土司，整个康区基本纳入四川的范围。但由于行政区划尚未明确，达赖和云南都提出对理塘等地的要求，故雍正三年（1725年），川陕总督岳钟琪提出“将距打箭炉甚远，难以遥制”的昌都、洛隆、桑昂曲（察隅）等地赏给达赖喇嘛管理；将中甸、德钦等地划归云南管辖，将巴、理塘等仍归四川辖属的建议，清廷批准了这一意见，次年川、滇、藏三方派员在四川提督周瑛的主持下据此会勘了地界，在宁静山山头竖立了界碑。这样，元明时的康区便被划分成了三部分。属川的称为“炉边”地区，属藏的部分统称为“喀木”（“康”的异译）；云南部分称为“建塘”。

岳钟琪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清末，由于西方势力加紧对西藏的侵略步伐，加之土司制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清廷在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同时设立川滇边务大臣，以加强对康区的治理，建衙门于巴塘。原拟将云南藏区一并纳入，后由于形势的发展未实现。在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锐意经营下，“川边”辖境又恢复到了元明时的康区范围（云南除外），甚至收复了原来一直属于几不管的地区，如三岩、波密等地，东边直到今工布江达（太昭）。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决定以边务大臣所辖地建立“西康省”，“康”即指原地名，“西”指在国家版图之西。西康省的辖境“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顶止，计3000余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计4000余里”。

民国初，藏局动荡，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1918年藏军侵占了康区甘孜、新龙以西的地区，当时由于辛亥革命，内地无暇顾及，经英国人台克曼“调停”，将康区的邓科、德格、昌都、类乌齐等13县划归西藏暂管。1930年，康区发生“大白事件”，川军24军与藏军发生冲突，打败藏军，达成以金沙江为界的“岗托协议”。1939年，国民党恢复西康建省时，辖宁（西昌）、雅（雅安）、康三地，其中的康，只达金沙江岸边。

尽管行政区划几经变更，但其传统的地理和文化概念并未改变。就以中原人的习惯称谓看：清代对西藏地方称图伯特——由“吐蕃”二字演变而来；对川康一带的藏族称为“番”；称甘青一带的藏族为“唐古特”。

解放后，沿袭清末以来的政治格局，自元到清末沿袭近千年的传统的安多和康区地域被分归西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五个省区。建立了10个自治州，二个自治县和一个自治乡，面积10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10%。藏族自治地方分别占青海省面积的97%，四川省面积的52%，甘肃省面积的13%，云南省面积的6%。

由此可知，“康区”是一个包含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在内的综合性的概念。它在吐蕃统治时期就已形成（最初笼统指东部地区，后由于地理、语言、出产和风俗的差异又将其分为安多和康区），元以后的统治者在这一概念基础上设置了不同的行政区划和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又强化了这一概念的人文内涵，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区域和文化范畴。后由于明末以来这一地区行政区划几经变动，加之过去中央统治者对这一地区实施松散的土司统治，一些地区之间的发展和交流程度也不一致，所以造成现在人们对康区的范围理解存在差异。如有的以行政区划概念谈，认为主要指民国后建立西康省的康属部分，即金沙江以东地区；也有的根据藏文史籍记载将朵康认为是康区的范围，而仅把安多作为一个方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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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文化是比行政区划远为丰富和有生命力的东西。康区这一文化（含语言、地域和历史等）概念的形成有数千年的历史，研究其形成、组成和特点具有历史、民族、民俗、政治、语言、区域经济、地理等多方面的意义，因此，根据其地理单元的相对独立性、语言的共同性、民族起源和发展历史的一致性、宗教民俗习惯的相似性、政治管理模式及元明川边较长时期都属于同一行政区划等特点，今天以下地区应属于康区的范围：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面积15.3平方公里，人口78.4万人；西藏昌都地区，面积11万平方公里，人口60万人；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面积19.78平方公里，人口25万人，果洛藏族自治州，面积7.6万平方公里，人口12.86万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面积2.37万平方公里，人口33万人；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12万人。合计56万平方公里，人口209万人，分别占藏区面积和人口的25%和45%左右（以藏区面积220万平方公里和以1990年人口普查的457万藏区人口为基数）。加上原属康区范围的四川阿坝自治州的金川、小金县面积1万平方公里，人口13万，五十年代后从昌都陆续划至西藏那曲地区的比如、索县、聂荣、巴青四县面积4.2万平方公里，人口12.6万，林芝地区的波密和察隅两县面积4.5万平方公里，人口5万，总计面积约66万平方公里，人口240万人，约占整个藏区面积的33%和人口的53%。

其中，今昌都、甘孜、玉树、迪庆地理区位和文化交流较为集中，是康区的核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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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的传统居住区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地理范畴，区域的边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不同的。特别是安多和康巴藏区，他们与卫藏地区在民族起源、行政沿革、语言和地理等角度都有较大差异。从元朝直至今日，当我们谈到“西藏”的 时候，指的大致是目前西藏自治区的地域范围，也就是传统的卫藏地区（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即清朝噶厦政府在行政上管理、收税的区域。而安多和康区则实行由中央直属，以土司管理为主的政治模式。1951年中央政府与达赖噶厦政府签署的“十七条协议”也只包括卫藏地区。在昌都战役后中央政府设立了中央直辖的昌都地区，1956年划归新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管辖，所以目前西藏自治区在地域上包括了西部康区，超越了原来噶厦政府的行政辖区。

现在有人，特别是达赖集团在国外谈到西藏和他们的政治诉求时，往往故意混淆西藏与藏区的概念，将安多、康巴藏区包括在西藏的范围内（目前西藏自治区地域面积120万平方公里，而藏族聚居区面积达220万平方公里，前者人口240万，后者近500万人），并以此影响国际舆论。西方也有人将这两个差之天远的概念混用。这如果不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就是其中包藏了险恶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