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汉子——中国的西部牛仔

 人所共知，过去的西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地方，藏传佛教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文已述，由康区发端的噶玛噶举派在后弘期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诸如创立活佛转世制度，控制西藏政权等，那么到近代，藏传佛教的演变和康巴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如何，一定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据国际知名藏学家梅·戈尔斯坦的统计，1694年到1737年，卫藏和康区的僧人数量由97528人增加到319270人，大约有26%的男子出家为僧。而在典型的佛教国家泰国，出家为僧者只占男性总数的1—2%。可见藏传佛教在西藏社会所占的地位！

 但是，如果进一步对寺院组织系统进行分析，这庞大的僧侣系统并非铁板一块，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

 噶厦政府的职位没有一个需要进行专门的培训，甚至藏军代本也是如此，而且多数职位没有确定的任期。因此，能进入噶厦政府，无疑是一个既有权，又有钱，还有保障的地方，为此，这些职位往往为贵族把持。

噶厦政府的四大噶伦（图片来自网络）

 从达赖的最高行政机构组成来看，其摄政和司伦下面的最高政府机构是噶厦，在西藏现代史上，他们大多数时候是4名噶伦组成，其中有三名噶伦是俗官，一名是僧官，而且僧官噶伦总是被当作首席噶伦来看待的。一般认为僧官代表僧人的利益，其实，象俗官一样，僧官也多半为贵族所把持，所以，很难相信他们能够代表僧侣的利益。从1900—1959年间担任噶伦和基巧堪布（主管僧官的人事机构）的构成看，59年中相继有41位噶伦走马上任，其中12名为僧官，29名为俗官。僧官中，来自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占66%；俗官中，来自贵族家庭的占86%。在59年上任的10位基巧堪布中，有9位来自贵族和富裕家庭，只有一位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

三大寺——哲蚌寺（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在西藏事务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拉萨三大寺，过去曾有过编制定额，但是往往谁也管不住。1951年，过去定员7700人的哲蚌寺实际拥有寺僧10000人；色拉寺5500人，实际7000人；甘丹寺3300人实际也达到5000人。一般常驻三大寺的喇嘛中有10—15%是僧兵，而当时常驻拉萨的藏军人数只有1000—1500人，喜斗、好战的僧兵被当作噶厦对抗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往往使噶厦的藏军相形见绌。

三大寺——色拉寺（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藏传佛教宗派林立，所供奉的对象也千差万别，比如笔者见过的许多格鲁派寺庙除了供奉释迦牟尼和宗喀巴外，就是供奉该庙的创始人和高僧活佛，有时这本寺的“神”甚至喧宾夺主，占据主要地位，反让佛祖没有栖身之地。

 就从拉萨三大寺讲，虽同属格鲁派寺院，但不仅本身时时意见不能一致，就内部讲，也是各行其事的。寺院的每一个单位——寺院、寺院下面的扎仓和扎仓下面的康村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身份和名称，有自己的财产、内部组织和归属于自己的僧侣，特别是寺院以及扎仓之间往往互不统属和往来。以西藏最大的寺院哲蚌寺为例，到了20世纪，该寺原来由7个扎仓组成，现只有四个扎仓在发挥作用，即朗色林、郭莽、德央和阿巴扎仓，其中朗色林规模最大，它下属有23个康村，其中康巴人约占70%。这些扎仓和康村又有众多的属寺和广阔的社会关系，因而成了社会政治的晴雨表。如哲蚌寺就拥有185所庄园、2万名农奴、300个牧场和16000名牧民，用以供养住在寺内的一万多名僧人。

三大寺——甘丹寺（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三大寺强大的势力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在近代风云变幻的西藏政局中起到了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如力主抗击外国势力，对内部的龙厦、察绒等西化势力进行打击等。其中以康巴人为主的在拉萨规模最大的哲蚌寺和寺内规模最大的朗色林扎仓（有大约4500—5000人）发挥的作用是独特的。正如戈尔斯坦所言：“哲蚌寺朗色林的许多高级喇嘛都来自汉人管辖下的康区，他们都有亲汉趋向和反对藏政府的嗜好”。

  康巴人与拉萨人的不和早已有之。由于路途的遥远（即使在民国时期西藏当局占领了康区的一部分，要从拉萨派员前往也是困难的），加之吐蕃至民国时期两地政治上的联系较少，语言和文化也有较大的差异。比如从语言上讲，对操藏政府官话的拉萨方言的那些人来说，康巴人所讲的各种方言不是完全听不懂，至多只能听懂一部分。同时他们认为康巴人粗野，没有教养，甚至认为是土匪之流。

  而对康巴人来讲，拉萨话中由无所事事的贵族闲人创造的一套堪称世界之最的敬语十分复杂，迂腐可笑。比如某人到某家，进了门主人必说“请坐！”，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在拉萨话中就有四种表达方式：一是读“堆”，用于平辈或晚辈，非敬语；二是读“秀”，是表示一般礼仪时用的敬语；三是读“秀且甲”，表示相当规格礼节的敬语，用于长辈等；四是读“故秀朗”，表示最高礼仪的敬语，用于老师等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对人身上的每个部位、几乎所有用品和行为都有敬语和非敬语两种说法，如茶的非敬语读“恰”，敬语为“惰恰”；酒非敬语为“羌”，敬语为“确羌”；肉非敬语为“夏”，敬语为“惰中”等，可谓繁琐之极。待人接物的礼仪，拉萨人也是名目繁多，如说话轻轻说，东西小口吃等，和立身处世阔达豪放的康巴人比，自然差异较大（有些象内地的北方人和南方人）。至今仍然流传许多两地互相攻钎的笑话。

 过去拉萨驻康区官员老认为康巴人愚笨粗鲁，把康区视为巧取豪夺、发财致富之地，更有甚者，任意指使康巴人为其私人商业活动无偿地服运输（乌拉）差役，而且除极个别例外，康巴人难以晋升仕途在拉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造成康巴人对拉萨官员的怨恨和对立。1943年印度的一则报道评论道；“在汉藏边境所发生的任何一次冲突中，康巴人都采取骑墙态度，哪边获胜就倒向那边。”据说昌都战役时藏军在昌都的弹药库就是康巴人自发炸毁的。

 在拉萨康巴人的特立独行早已人所共知，因此当过去西藏发生内乱，清朝驻藏大臣感觉有生命危险而需要保护时，他们就跑到哲蚌寺躲藏起来，直到战斗结束。

 在1911—1912年，因为辛亥革命导致在拉萨的清军内部哗变，达赖乘机调动各路力量力图将清军赶出拉萨。当达赖喇嘛的官员命令哲蚌寺派出喇嘛参加战斗时，在朗色林扎仓的带动下，哲蚌寺拒绝执行。对此，达赖政府十分愤怒而又无可奈何，因为哲蚌寺的力量大得让噶厦政府也心存畏惧。

 一直到1920年5月，当朗色林扎仓的高级喇嘛因为争夺庄园发生内讧，达赖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用欺骗手段逮捕了管家察江和普恰，他们在财产被没收后被判处流放。

 朗色林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蜂拥而出，冲破其他寺庙和布达拉宫卫兵组成的防线，进入罗布林卡，要求释放两位管家。达赖喇嘛躲藏起来，在寺僧回到驻地后，便派兵包围了哲蚌寺，但仍不敢贸然进攻，一直到三个月后，达赖调集3000多军队，觉得有军事上的把握后，方开始进攻。在弹尽粮绝和大军压境下，朗色林被击败，藏政府一共逮捕了60多名喇嘛，对他们戴上脚镣、手铐和枷锁后，在拉萨游街示众后关押或流放。

朗色林庄园（图片来自网络）

 在朗色林事件后，达赖喇嘛颁布了一条新规定：寺院的管家只能从卫藏地区的喇嘛中挑选。因为康巴喇嘛顺从不足，“亲汉”有余。

 在二十年后，由于热振和大扎活佛在争夺摄政权上发生斗争，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寺院和藏政府的流血冲突。

 1944年秋，原热振摄政所在的色拉寺杰扎仓的喇嘛到拉萨北部的林周宗催收借贷利息，与代理宗本发生冲突，喇嘛（康巴人）一怒之下打死了宗本。大扎摄政企图利用这一机会打击热振势力，于是撤换了该寺管家，并委派了大扎的心腹丹达接管该扎仓，杰扎仓喇嘛杀死了丹达，于是造成噶厦政府和作为拉萨三大寺第二大扎仓的杰扎仓的对立。藏军动用了迫击炮等现代武器，经过数日的激战终于占领了杰扎仓，有200—300名喇嘛战死。

 这次大规模冲突尽管是由于政治斗争使然，但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到康巴人的身影，因为从肇事喇嘛到杰扎仓的堪布都是康巴人！

 这两次寺院和达赖政府的冲突，威胁了达赖的统治，消耗了噶厦政府的实力，造成政教合一的统治危机，对民国时期的西藏政局和政教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我们也看到，部分康巴人的政治热情和勇武并非都用到了正确的地方。比如民国时期藏军两任总司令察绒和龙厦因采取“革新藏事”的行动，主张开办新学，富国强兵，实行噶厦由终身制该任期制等，由于触及保守的僧侣集团的利益，也是在朗色林扎仓等势力影响下，结果以察绒被逐、龙厦的眼睛被挖掉而告终，这不能不说是造成近代西藏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西藏流亡议会共有议员45名。按照西藏的三区：卫藏、康巴、安多，每区各选10名议员；还有12名议员是按照西藏不同教派和藏人流亡的海外选区选举；另有三名议员由达赖喇嘛指定。

 1956年，四川藏区开始民主改革，由于触及上层僧俗的利益，他们策动藏人发动叛乱，叛乱很快蔓延到康区和西藏，促使中央平叛和对西藏提前进行民主改革。在达赖出逃以及以后的流亡“政府”中，一些康巴人为虎作伥，也干了不少分裂祖国的事情。

 1960年九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以康巴人为主的“四水六岗近卫军”，在中国境内进行了长达10年的军事袭扰行动。他们多次回窜骚扰中国边境地区，抢劫藏胞的牛羊、财产，袭击中国边防军警人员，破坏边境地区的生产建设，该军事组织起初即听命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听命于达兰萨拉“噶萨”。到六十年代末期，由于种种原因，总指挥巴巴益西不服从达赖和噶厦政府的指挥，加之“卫教军”对抗尼泊尔军警的干预，胡作非为10余年，在尼泊尔境内形成割据，严重破坏当地治安，影响稳定，引起尼国内各界的强烈反感，纷纷要求取缔。尼泊尔政府多次派员要求会见其首领，直致国王比兰德拉亲自出面召见该部总指挥甲多·旺堆，令其缴出武器，甲多·旺堆仍不听从，最后尼政府只好用武力将该部消灭，并击毙甲多·旺堆，才恢复了木斯塘等地的稳定。“四水六岗近卫军”至此消亡，但“四水六岗”组织尚存。

 中央王朝治藏，历来有“治藏先安康”的说法，对此，为政者当予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