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乐萌

《光明日报》( 2024年03月11日 14版)

提起盛唐气象,我们常常会想到唐代诗人王湾《江南意》(又名《次北固山下》)中的那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此诗在唐代便已声名鹊起,被视为最能代表时代风格的诗作之一。唐开元年间,宰相张说亲自将其题写于中央政府的行政大厅“政事堂”中,“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晚唐郑谷亦云“何如海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足见其“孤句压全唐”的影响力。这两句诗的字面意思似乎很好理解:残夜未尽,旭日已升;旧年未过,新春已至。在现代的解读中,学者们普遍将此句中的“春”笼统地释为“春意”,但这不免让读者费解,“江上的春意”本是寻常景色,描写春日的唐诗更是不可胜数,王湾此句如何当得起开盛唐气象之先的赞誉?

其实,在这行脍炙人口的诗句中,藏着一个被今人忽略的时间坐标——腊月立春。在清代,评论家仍能通过“春”与“年”的对应关系,敏锐地意识到此诗中的“春”指的便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春”,如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称:“江中日早,客冬立春,本寻常意,一经锤炼,便成奇绝。”诗人王湾正是通过对自然时间与政治时间的巧妙裁剪,表现对于盛世将至这一时代氛围的感知,使得这句诗在盛唐时期便成为经典。

在古人的时间系统中,“立春”是一个与农历新年同等重要的日子。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在《史记·天官书》中指出岁有“四始”——冬至日、腊日、正月旦和立春,它们分别对应着古人感知时间的四个维度。其中“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也就是说,正月一日是政治时间中的岁首,是新一年政事的开端;而立春则是时令意义上的岁始,是一年四季的开始。

从晋代开始,立春日成了王朝颁行新一年日历的节点。《晋书·礼志》曰:“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读五时令。”这里的“读”并不是阅读,而是要在这一天将新制定的年历呈献天子,再作为国家政令颁布朝野,通过这种方式将王朝的统治秩序落实到自然四时的变化之中。故而南朝陈代徐陵《杂曲》云“立春历日自当新”,立春与新年的联结,让人们站在自然节律与社会运转周期的交汇点上,更能体会到万象更新的时空感受。

立春与农历新年像是一对不离左右的孪生子,隋代杜台卿就在《玉烛宝典》中指出,“立春多在此月(正月)之始”“亦有入往年十二月者”。作为“正月节”的立春,本应是新年之中的第一个节气,但由于“闰月”的存在,大约每隔三年,新一年的立春就会落入去年的腊月。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农历是阴阳合历,将太阳回归周期365.24天分为二十四个节气,用以反映大地上受太阳影响的物候变化;又以月亮的圆缺周期29.5天为一月,月相的变化就对应着日期的推移。但是月亮的12个圆缺周期合计354天,比太阳回归年少了11.25天,于是需要通过“置闰”来弥合阴历和阳历之间的年差。

将哪个月设置为闰月并非随意选取,而是通过节气在月份中的相对位置来决定。古代的历法学家将二十四节气分为十二个“节气”与十二个“中气”,如果某个月出现只有节气而没有中气的情况,就将这个月定为闰月,“闰”字原本就是多余之月的意思。但是这样一来,中气与月份的对应是得到了保证,节气与月份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具体来说,就是从闰月开始,接下来每个月的节气都会跑到上个月的末尾去。所以只要是置闰的年份,这一年的年底就会出现腊月立春的情况。

学界历来对于王湾《江南意》的写作时间争论纷纭,如果我们结合立春与年节的相对位置,便可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推证。诗人王湾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生平资料,新旧《唐书》都没有为他专门立传,我们只能通过《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书中的只言片语,得知他在开元元年(713)进士及第(一说为先天元年),在开元五年(718)以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市)主簿的身份来到洛阳参加编校群书的工作。唐代士子参加科举中第之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一般还要经过几年“守选”才能授官,王湾漫游江南应该就是在中举后、授官前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开元元年到开元五年之间。我们根据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至玄宗开元十六载(728)行用的麟德甲子元历,结合今人黄一农制作的唐《麟德历》表,可以发现开元二年(714)闰二月、开元四年(716)闰十二月,这两个年份都出现了腊月立春的情况。

这两个年份中,《江南意》写于开元二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此年在唐代的政治时间中是极其特殊的一年,玄宗的“开元之治”事实上就是以此年为开端。先天元年(712)登极之初,玄宗一度受到太上皇睿宗和太平公主的压制,甚至差一点成为“废帝”。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玄宗才通过政变取得了王朝的实际掌控权,于当年十二月改年号为“开元”,但在岁暮的一个月中,他还来不及向天下彰示这次改元的革新意义。

开元二年才是“玄宗时代”真正的起始之年。这一年中,玄宗有意通过种种象征性举措来凸显这个政治新纪元的独特意义。他命人拆去了武后铸造的“天枢”和韦后建造的“石台”,还在长安城中建起了两座新的地标性建筑——“勤政务本楼”与“花萼相辉楼”,向天下昭示“开元”的革新意味。一整年中,朝野上下都被这种“辞旧迎新”的氛围感染,许多臣子也试图抓住这次改元的东风,进献“祥瑞之兆”。比如这一年二月初一“太史奏太阳应亏不亏”,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进献《豫州鼎铭》,这篇据传为武后所制的铭文中竟然写着“上玄降鉴,方建隆基”。这些征兆都被视为玄宗李隆基受命于天的“符应”,宰相姚崇也立刻进表称贺,并在玄宗的默许下“书之史册”“颁告中外”。

对于这种时代氛围,新登科的进士王湾不会没有感知。我们可以回看题为《江南意》的诗篇内容,首联“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的意思是,在王湾的家乡洛阳,立春时节的景象尚且是“枯树无枝可寄花”,而在南国的江上,“东风解冻”“鸿雁来”这些本应属于季春之月的物候,却在除夕之前便已撞入诗人眼帘。腊月立春唤醒了王湾在时间秩序上的敏感,他眼前的江上之“春”本是切实可感的物候信息,而即将到来的“新年”则是政治性的时间概念,王湾或许正是在开元二年感受到了自然之春与政治之春的到来,所以选择以一种颇具颂圣色彩的笔调收束全篇——

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

此处的“气象”,既是自然气象,也指政治气象。《江南意》最早收录在天宝末年成书的诗歌选集《河岳英灵集》中,这部集子的选诗上限“起甲寅(714)”,刚好就是开元二年,而且王湾这趟旅行途径的“北固山”,就在此书编者殷璠的家乡润州境内,可以推断殷璠所录《江南意》就是王湾写下的初稿。当时的王湾不仅对自己北归之后的授官前途充满信心,而且坚信盛世气象已经降临在这个新的纪元,于是他将这份青春的热情代入到对时代的讴歌之中,将“立春”与“新年”这两种时间系统的更迭、“江春”所透露出的南北季候之异,巧妙地剪裁进诗句,从而在寻常春意中锤炼出盛唐气象。

在开元盛世,这份乐观与积极的心态并不独属王湾一人,它更是一种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时代氛围。开元十一年(723)的春天,57岁的张说以中书令的身份获掌中央行政机构“政事堂”,手题王湾诗句于政事堂,应当就是在此次拜相之后。上任之初,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开启了唐代三省制度的新局面。张说对“政事堂”这个政务中心的改革举措也提示我们,他题写“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作为一时“楷式”,应当同样具有开启政务新纪元的特殊意味。

张说是一位十分擅长运用文学艺术来彰显政治主张的宰相,张九龄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就有过这样的“盖棺定论”:“始公之从事,实以懿文。”张说以新任宰相的身份选出王湾这首创作于特殊时间节点、表现了特殊时空信息的诗歌,既是对于中书门下这一团队在风气上的提振,也是在向玄宗表达自己投身于盛世建设的决心。

围绕“腊月立春”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王湾笔下的“江春入旧年”奏响了盛唐气象的先声,而随后张说又将这种气象融入实际的行政改革,从而推动了开元极盛之世的到来。

2024年的立春与王湾当年所处的时节十分相似,本应属于甲辰龙年的立春,落在了癸卯年底的腊月廿五日,新一年的春日在除夕之前便早早到来。处在这个新春与旧年交替的日子,我们更能够代入到王湾写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时的心境之中,在岁时的轮转中感受这份宏阔的盛唐胸襟与积极向前的青春之气。

(作者:邢乐萌,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