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

《光明日报》( 2024年06月22日 11版)

注重发展和完善理想人格,强调由道德实践的功夫修养成德,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特性。“功夫”由此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有标识性的核心语辞。核心语辞奠定话语体系基础,发掘彰显功夫话语的丰富意涵和独特价值,促进其创造转化,有助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发展与世界哲学交流的现代学术语言,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同时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哲学话语的“功夫”是道德实践概念,特指修养心性的“为学之方”。所为之学在古代主要指儒家希圣希贤之学,今天则可以泛指一切追寻与实践理想人格之学;为学之方乃自我操持与锻炼的方法,也是学习与成就理想人格的途径。因其集中在内心修养,又称“心性功夫”;因其着眼于变化气质、提升道德意识,又称“德性功夫”。“功夫论”则是对功夫实践加以反思与总结的理论成果,又进一步对功夫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儒家经典记载了许多功夫,如克己、反身、存心养性、正心、诚意、戒慎恐惧、慎独等等。哲学史上关于功夫的讨论十分丰富而又具有实践针对性,例如功夫间断则求连续;功夫夹杂则求纯一;功夫有动静,静存和动察两不失;功夫分内外,须内外交修并进;功夫有次第与节目,警惕冒过与躐等;功夫分顿渐,二者相资不偏一边,等等。

重视功夫实践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立场。西方哲学重视理论思辨,几乎不涉及功夫实践。与之相对照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关于功夫的探讨广泛而深入,却少有独立的本体论、宇宙论或知识论的兴趣与言说。对功夫的强调与实践,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有的论域,体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特性。从中西比较看,作为中国哲学话语的功夫有三个突出特点。

心性功夫,端本澄源

功夫的突出特性是事先在内心用功,而与西方伦理学重视规范行为或行为者不同。西方伦理学或以道德律令、功利原则规范行为,或以美德品质规范行为者,如康德的实践理性、功利主义原则与古典美德理论等。一方面,这些思想多来自逻辑推演,往往不能推动道德实践;另一方面,即使有人遵照实践成就理想人格,总不免心中善恶交织,精神奋斗艰难。心性功夫则不同,可以获得道德生活“不勉而中”的实践能力,所以无“知而不行”之虞。

儒家认为只规范外在行为已经失了先着,内在意识的纯化才是根本。在心地上(心性本源处)用功,有端本澄源之效。任何过恶的开端都是微细的,在不善的动机初萌时加以省察,“止邪于未形”容易,“恶积而不可掩”再克治则困难。正所谓“才动即觉,才觉即化”(《龙溪王先生全集》)、“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学歌》)、“最上者治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之即无”(《了凡四训》)。而“明理以遣之”“随事以禁之”等做法已经落入下乘。体现这一特征的典型功夫是“知几”“不远复”等。“几者动之微”,做“知几”“不远复”的功夫,就是要在细微的意念初萌时省察克制,使思虑归于平静,恢复纯净和清明,止邪于未形。譬如“一片雪花轻著水”“泯然无际澄且清”。

心性功夫不仅要纠正意识上的恶念,还需要对治身心之中隐蔽的种种负面、对治种种似是而非者。身心的负面如邪暗之塞、气质之偏,私欲、意见、习气、意气的遮蔽等;似是而非者有博闻强记、情识、想象、拟议、安排、格套、气魄、光景等。个体对这些均需加以细致体察,克服净化,以使心灵回归本来的合理状态。从这种道德严格主义可见心性功夫的鞭辟入里。

不离日用,直造先天

儒家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操存涵养,转化身心,而与西方修身传统强调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的对立不同。历史上西方宗教传统的精神修炼,如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所言,是割裂神圣与世俗生活的。儒家则主张“事上磨练”,认为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是做功夫的契机,将尘劳烦恼当作修炼的场域。人要时刻警醒,在忧患中动心忍性,努力实现“造次、颠沛必于是”。因此要“于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功夫”(《陆九渊集》),“随处体认天理”(《甘泉学案》),“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

这种对日常世界的肯定,不会追求一个所谓的“上帝之城”。内心的操存涵养、心灵明觉的体认,在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痛痒相关中才真切。即使是由扬弃佛道而来的“归寂”“主静”等功夫,其对现实生活的摆脱也不过是暂时隔离,而非对人伦日用的拒斥。“究竟功夫”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成就,“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传习录》)。

何以功夫不离日用?这可以从明儒王畿“三悟”的分别来理解。在王畿看来,从言语文字所得的知解,叫“解悟”;通过“习静”的修养方法得来的,叫“证悟”。“解悟”是文字知解;“证悟”依赖于环境的安宁,而一旦置身于纷繁缠绕的事务之中,内心的平静就不免被打乱。他所强调的“彻悟”则是从日常的人情事变入手,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无论外在环境如何纷繁缠绕,总是可以应对自如,左右逢源而气定神闲。犹如荡涤净尽的清水,“愈震荡愈凝寂”,再无沉渣泛起之虞。从实践效果看,不离日用的功夫最根本最究竟;从价值取向看,德性功夫就在日用生活中成就,不放弃社会关怀,不脱离人伦日用,在生活中时时心存仁义礼智,追求“义精仁熟”“直造先天”的最高造诣。

功夫所至,本体呈现

中国哲学自始主张本体与现象不二,不离现象求本体,而与西方哲学的本体现象二分不同。唐君毅先生指出:“假设我们不能见本体,其咎不在现象之遮蔽,而在我们本身之自作障碍。于是,撇开现象之努力,必然化为祛除自身习气的障碍之努力”。虽然中西哲学的本体意涵各有侧重,不过可以在形而上学中得到统一。

就形而上学而言,中国哲学的“本体”聚焦心性本体,即生命心灵的主体,而西方哲学话语中的Substance偏重客观实体。依照中国哲学主流的预设,人性并非“有善有恶”的复杂特性,更非如西方宗教所言,带有“原罪”的“本性”。相反,人性是内蕴着崇高人生理想,具备成就圣贤潜质的“天性”。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家大多主张“性善”,认为普遍的人性(心性本体)存在于个体当中。不过本体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在个体中实现,还需要自觉的修养功夫,来促进本体完整地实现。陈来先生指出:以功夫促进本体的实现,也可以说以功夫参与本体的构建,用传统的话说就是“道体”以“体道”证成。这一体道的过程,古人称为“与天地参”。参与天地化育、参与大化流行,“参与”的传统是十分中国的。心学传统中往往强调心性本体与修养功夫合一,没有独立于功夫论之外的心性论。如陆象山讲“心即理”的本心是本体,如何“发明本心”则是功夫。

中国哲学本体功夫合一的看法,在明代儒学中得到充分表达。如阳明学发展出“悟本体即功夫”“由功夫以悟本体”两种路径。思想家有很多“即功夫即本体”的讲法,如“不识本体,皆差功夫也;不做功夫,皆假本体也”(《高子遗书》),认为“离功夫外无本体”“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其本体”(《明儒学案序》)等。这都是强调通过种种明心复性的功夫,恢复心灵本来的清明状态,就可以使先验的道德本体朗现。

研究和创新发展功夫话语,有重要的文明价值。功夫在中国传统哲学脉络中有自身的论述形式和信念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遍性的缺失。传统功夫思想蕴含深厚人文精神,其重视心性修养、强调日用常行、追求体用贯通等特质,使之在当代仍有普遍适用性。加强研究阐释,促进其现代转化,并将其翻译和解释为其他文化群体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哲学话语,可以在个体的自我修养、人的全面发展、文明进化等领域展示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普遍价值,发展应对普遍性问题而又彰显文化主体性的哲学话语。

(作者:李卓,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