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地方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承中华文明、宣传历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进程中，肩负重大历史使命，具有独特的现实作用。

古蜀文明是与华夏文明、良渚文明并称的三大上古文明之一。而关于古蜀文明的历史溯源，目前，除考古实证研究外，有文献可考的途径大抵均源于地方志书。可以认为，地方志书是当今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文献源头。

为此，四川省地方志办围绕古蜀文明这一主题，对四川不同历史时期部分地方志书关于古蜀文明的相关记载进行整理分析，并同步编写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大事年表，以通过地方志客观、权威的视角，展示古蜀文明的艰辛历程和璀璨成就，弘扬古蜀先民的奋斗精神和创造激情，切实增强巴蜀儿女在推进文化自信中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为奋力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四川篇章贡献方志担当和方志力量。

“志”里古蜀

——四川地方志书中有关“古蜀文明”的记述及简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古蜀文明的历史可追溯到距今约5000年前，它是指在整个四川地区发展史的前期阶段，从传说中的远古时期到战国早、中期，主要在岷江上游山区和成都平原地区产生的文明。从文明进程的角度看，这个文明先后经历了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3700年）、三星堆文化（距今约3600~2900年）、金沙·十二桥文化（距今约3200~2500年）、晚期巴蜀文化（约公元前600年~前316年）等不同时期，在商末和两周时期达到巅峰。从考古挖掘成果看，这段漫长的文化旅程大概分别与新津宝墩古城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以及成都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相对应，充分反映出古蜀文明起源、形成、发展、鼎盛的不同阶段，共同构成了灿烂的古蜀文明进化史。

在漫漫的历史进程中，古蜀文明凭借其独特的地理资源、不屈的奋斗精神和辉煌的发展成就，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它与华夏文明、良渚文明相并立，既是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代表了先秦时期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对确立中华古代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学说提供了鲜活范例。

一方一世界，一志一往来。目前，在考古实证路径外，主要关于古蜀文明的文献记载均来自地方志书。可以说，地方志书是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权威的文献源头和史料基础。为此，本文主要立足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四川地方志成果，以志书记载的视角，从建置沿革、疆域拓展、基础设施、社会发展等方面简要勾勒和展现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及其璀璨成就，并同步编列古蜀文明史大事年表，为增强文化自信、彰显巴蜀底蕴提供方志思考和方志智慧。

一、建置沿革

古蜀文明之滥觞，同中原文明一样，可上溯到上古时期。据《华阳国志》载，古蜀文明源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古蜀地区亦为《禹贡》所列“九州”之一——梁州范围。这一时期，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古羌族人向东南迁居，进入岷山地区，是为蜀山氏；此后，蜀山氏逐渐为蚕丛氏这个名称所取代，古蜀文明在与中原文明的交融发展中不断演进，并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地域性特征。

夏商前后，古蜀人群经过不间断的长距离迁徙，最终由岷江上游山区一带进入成都平原以及四川盆地南部和东部；在此过程中，古蜀文明逐渐跨过原始聚落形态，古蜀社会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分化，政治制度逐渐完善，国家形态基本形成，出现了蚕丛、柏灌、鱼凫等“三代蜀王”（或为君王群体）的传说。周初至战国前期，是古蜀文明逐渐走向高峰的时期，古蜀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家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杜宇作为这一时期主要的君王代表之一，正式建立古蜀国，以“帝”自号而称“望帝”，开启了古蜀国历史的新纪元；由此以降，开明王朝以来，自“丛帝”鳖灵始，至公元前316年终灭于秦，更历十二世之多。

（一）发展历程

1.同源中原（上古时期，与中原文明互相交融）

“昔在唐尧，洪水滔天，鲧功无成。圣禹嗣兴，导江疏河，百川蠲修，封殖天下，因古九囿，以置九州；仰禀参伐，俯壤华阳，黑水、江、汉为梁州。”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

“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

——《华阳国志·巴志》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华阳国志·蜀志》

“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

——《蜀王本纪》

“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

——《三国志》

“大禹庙，在县东南一里石纽山下。禹生于石纽村。未设县先有是庙。”

——（清）《石泉县志》

“汉族太古时初生于葱岭高原，后渐殖昆仑山下，一支循江水止于蜀建国，为蜀山氏；一支沿黄河而下，散布黄河南北两岸，其后黄帝出。”

“温江县未置以前，在唐虞夏属梁州；商周属雍州；春秋战国属蜀国。”

“蜀之为国，最古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

——（清）《温江县志》

2.形成时期（原始聚落形态至三星堆时期，大概对应“三代蜀王”时期，古蜀社会逐渐呈现出奴隶制国家的基本形态）

“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华阳国志·蜀志》

“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

——《华阳国志·巴志》

“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

——《华阳国志·序志常璩道将》

“蚕丛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原夏朝时期；柏灌治蜀时期大约在商朝前期或中期。”

——《望帝春心》

3.发展时期（古蜀国的建立）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

——《蜀王本纪》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

——《华阳国志·蜀志》

4.鼎盛时期（开明王朝时期）

“（杜宇）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

——《蜀王本纪》

“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

——《华阳国志·蜀志》

（二）历代君王（由“王”而“帝”）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

——《蜀王本纪》

“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

“开明立，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

“（开明氏）凡王蜀十二世。”

——《华阳国志·蜀志》

二、疆域范围

所谓古蜀地区，从考古学角度，指的主要是今川西平原所在，构成古蜀文明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核心区域都分布在这一地带。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古蜀先民的生产生活范围不断延伸，这也推动了蜀疆范围的不断扩张。

据《华阳国志》载，古蜀疆域东接巴国，南接于越（古云、贵地区），北据汉中与秦国相分，西覆峨眉山至甘肃嶓冢山一带，可谓地域广阔。杜宇建立古蜀国后，他踌躇满志，积极开疆扩土，其领域向东可达嘉陵江，向西至今芦山、天全一带，向北到汉中的褒谷、斜谷，向南到今青神一带，他还把国土中的汶山建为牧场，以南中为附庸。随后的开明王朝时期，古蜀国国力日强，对外用兵不断，与周边楚、秦等大国战事频仍，其疆域更是不断扩展，势力范围北纳汉中、南至僚僰、西抵雅安芦山、东越阆中跨嘉陵江以至湖北清江流域，成为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泱泱之国。

“（周初，古巴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

——《华阳国志·巴志》

“（古蜀）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

“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张獠、僰。”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

“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

——《华阳国志·蜀志》

“熊耳山在县北关外数丈。蜀志望帝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即此。”

——（清）《青神县志》

“夫灵关，芦之北境也。”

“芦山，大禹贡梁州南之尽境。”

“会和水羌水，共为青衣水。”

——（民国）《芦山县志》

“ 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

——《尚书·禹贡》

“宜宾县钩带二江、抚有蛮獠，控扼石门马湖诸蛮，号为重地，负山滨江，地势险阻，蜀中有事，取道外水，此其必出之途也。自府以南，蛮獠环错，通接滇潜，尤为冲要。”

——（清）《叙州府志（上）》

“夫石泉（北川），古庸人之国也，地滨汉水”

——（清）《石泉县志》

“汉中郡，本附庸国，属蜀。”

——《华阳国志·汉中志》

“灵山在县东十里，上有龙女洞（灵山杂树，昔蜀王鳖灵登此，故名）。”

——（清）《保宁府志》

“雅，自古属蜀国。”

——（清）《雅州府志》

“蜀王据有巴蜀之地。”

——《蜀王本纪》

三、基础设施

古蜀文明上千年的发展与积淀，也带动了古蜀地区一批基础设施建设的进步，突出反映在针对由于地形条件限制而形成的“蜀道难”之弊上，古蜀国为打破闭塞而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予以改造。其时，出蜀入中原的各大通道——金牛道（石牛道）、米仓道以及阴平道等，在古蜀历史上即已见雏形。特别是金牛道，作为古蜀国有组织修造的最早的一条“官道”，它从汉中出发，越崇山峻岭，辗转至于成都，在龙门山脉与秦岭山脉之中开凿出一条道路，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其他如“蜀身（yuán）毒道”，起于成都平原，经云、贵而出外域，以沿途丝绸贸易著称，这一被学界誉为“南方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的早期形态，大约也在古蜀文明兴起的过程中即渐具雏形，并有效促进了古蜀地区与外界乃至东南亚一带的商贸活动和人文交流。

此外，古蜀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展现出较为成熟的建筑技艺，催生了一批早期的城市形制，最早如“宝墩文化”时期，古蜀地区颇具规模的史前城址群就已初现端倪，继后出现的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化”更不遑别论。随着以成都为核心的政权逐渐建立，古蜀地区还出现了像广都（大概今华阳一带，已不存）、成都、新都等一些繁荣的都市；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发掘出的大面积木结构干栏式的房屋建筑，更呈现出聚居区区域格局，成为成都最早的城邑形态。

（一）出川通道

“自西而东，昔本无途，金牛诈言，五丁是除。”

——（清）《四川通志（第二辑）》

“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焉。”

——《蜀王本纪》

“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

——《华阳国志·蜀志》

“秦使张仪、司马错从石牛道伐蜀。蜀王拒之于葭萌，败绩，走武阳，为秦军所害，遂灭蜀。”

——（清）《重修昭化县志》

“秦末汉初，从南郑到四川的道路中就有米仓道。”

——《南江县志（1911—1985）》

“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史记·货殖列传》

“蚕丛以丝绸兴邦，开拓古蜀辉煌的文明，不仅加强与中原的联系，而且打通南方丝绸之路，使蜀中所产丝布，远销到身毒（印度）。”

——《成都市志（1840—1989）·人物志》

“武帝使张骞至大夏国，见邛竹、蜀布，问所从来，曰：‘吾贾人从身毒国得之。’身毒国，蜀之西国，今永昌是也。”

——《华阳国志·南中志》

“从印度史书《国事论》中得知，蜀地所产丝织品及毛织品，早在成书之前（公元前4世纪）就已销往印度……三星堆海贝的来源，也可能是通过‘身毒道’从印度输入的……古代蜀国已经在四周的丛山峻岭中，开辟出来通往西亚和南亚诸国的曲折通道，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带来了蜀国的兴旺发达。”

——《三星堆图志》

（二）都城变迁

1.瞿上

“（蚕丛）治瞿上”

——（清）《四川通志（第四辑）》

“瞿上城在双流县南十八里。”

——（清）《四川通志·卷四十九》

“（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

——《华阳国志·蜀志》

2.温江（鱼凫城）

“时蜀山氏之族，微黄帝之族盛，黄帝遂封其子玄嚣昌意居若水，娶蜀山氏之女……其支庶皆世为蜀侯伯，故其后有鱼凫杜宇，都邑陵墓皆在今温郫境内。”

“今温江县城北十二里有鱼凫城遗址，相传为鱼凫王都，是为温江秦汉前古迹之最有征者。”

“温江县为古蜀鱼凫王都。”

“邑北十里相传鱼凫王都，人呼古城根。”

“邑北二十五里相传鱼凫王墓。”

——（清）《温江县志》

3.三星堆

“据考古发掘证实，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古蜀方国的王都。”

——《三星堆图志》

4.郫县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移治郫邑，或治瞿上。”

——《华阳国志·蜀志》

“鳖灵既受杜宇氏禅，嗣位，治郫，号曰丛帝。”

——（清）《四川通志（第四辑）》

“鱼凫后王曰杜宇，徙都郫，号望帝。”

——（清）《温江县志》

5.广都樊乡

“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蜀王本纪》

“广都樊乡昔为蜀国都。”

——《双流县志》

6.成都

“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

——《华阳国志·蜀志》

“广汉三星堆遗址是相当于中原殷商中期和晚期的古蜀国都邑，那么，成都金沙遗址则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古蜀国邑，二者在文化内涵上有一致和相续的关系，很可能是三星堆都城废弃以后，即迁来金沙，以此作为新的都城。”

——《成都市志（1840—1989）·总志》

四、社会发展

古蜀地区的自然环境，为古蜀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资源和独特的自然风光，都为古蜀先民提供了优越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千年以来，无论是关于蚕桑（蚕丛）、采集（柏灌）、渔猎（鱼凫）、耕种（杜宇），抑或是关于治水（大禹、鳖灵）的传说，都印证出古蜀地区社会经济结构以农业为基础的基本现实；同时，手工业和商业同步发展，并形成了以丝绸、盐铜、漆器、玉器、金器等为主要产品的经济体系。在文化艺术领域，古蜀文明早期即与中原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时间推移，古蜀文明也在与中原文化的互相影响与交融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风格和特征。比如，古蜀地区在商周时期掌握了居于同时代前列的高超的青铜合金以及青铜铸造技术，制造出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也同步演绎出了自己的审美与信仰。此外，古蜀文明在建筑、艺术、宗教等领域也有着独特成就，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的成熟程度和深厚底蕴，更洋溢着古蜀文明的开放意识和创造精神。

1.物产富饶，技艺发达。

“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氂、犀、象、毡、毦，丹黄、空青、桑、漆、麻、纻之饶，滇、獠、賨、僰僮仆六百之富。”

——《华阳国志·蜀志》

“（古巴国）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惟下中，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

“（古巴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芰，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灵寿。”

——《华阳国志·巴志》

“化杜宇之教而力农务，家有盐铜之利，户有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其人敏慧，轻急貌多丑陋，仰慕文学，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优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以财物雄役夷獠。”

——（清）《四川通志（第二册）》

“蜀，葵中蚕也。象形。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yuān）。”

——《说文解字》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其时代绝大多数相当于我国商代晚期，即青铜时代的繁盛期……极大地丰富了世界青铜文化的艺术宝库。”

——《三星堆图志》

“迄今为止，它是已发现的商代建筑中唯一存在着桩柱和地梁基础以上遗存的建筑遗址，为建筑的复原工程提供了科学的实物依据。它又是蜀地先民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创建的一种风格独特的建筑形式，为研究古代蜀地建筑形制、风格及营造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成都市志（1840—1989）·文物志》

“成都市区商业街战国早期蜀王家族墓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大规模的船棺葬……出土文物以漆器最多，是四川发现数量最多的战国早期漆器。其中突出的是乐器，有编钟、鼓、竽和编罄的架子等。这与《华阳国志》所载开明时期‘始立宗庙’‘制礼作乐’‘酒曰醴’‘乐曰荆’等史料相符，表明古蜀国都邑进入文明发展时期。”

——《成都市志（1840—1989）·总志》

2.文化繁盛，名人辈出。

“其卦值坤，故多班采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应舆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也。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

“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族，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其冈。”

——《华阳国志·蜀志》

3.治水兴利，泽被后世。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

——《尚书·禹贡》

“禹迹山，在县东南三十里。禹治水经此。”

——（清）《保宁府志》

“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

——《蜀王本纪》

“会有水灾，其相鳖灵决玉垒山，以除水害。”

——（清）《四川通志（第四辑）》

“十二桥木结构建筑遗址濒临西郊河旁……木构件上多见洪水冲刷痕迹，且相关地层也明显出现洪水多次冲击层次，沙、卵石和淤泥的堆积也较厚。看来该建筑的倒塌和废弃与特大洪水侵害有关。”

——《成都市志（1840—1989）·文物志》

五、大事年表

1.上古时期，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

2.约公元前2500年左右，成都平原开始孕育古蜀文明的早期形态。据初步考证，今新津、都江堰、崇州、郫都、温江一带所发现的宝墩文化遗址，大概可视作古蜀文明开端之历史见证。

3.大禹治水后，界定九州，分别为豫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冀州、兖州。《尚书·禹贡》载：“华阳、黑水惟梁州。”

4.约公元前2000年以来，古蜀先民经历了漫长的时空跋涉，从岷江上游山区一带长途迁徙，进入成都平原以及四川盆地南部和东部。

5.据传，大约在夏商时期，长相奇特的“纵目”蚕丛氏，成为古史传说中的第一代蜀王，他善于养蚕，因“教民蚕桑”而有功。

6.据传，大约在夏商时期，柏灌氏被推举为古蜀人新的部族首领，成为古史传说中的第二代蜀王，初步考证，其领地范围大概涵盖今彭州、什邡、温江、郫都区一带。

7.据传，大约在殷商时期，鱼凫氏被推举为古蜀人新的首领，成为古史传说中的第三代蜀王；初步考证，新的部族大概以三星堆、温江一带为核心区域，古蜀社会的国家形态基本成型。

8.约公元前1100年前后，古蜀作为“牧誓八国”之一，在牧野与诸国会盟。《尚书·牧誓》载：“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古蜀军队参加武王伐纣的战争，是伐纣联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一。《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

9.约在西周时期，杜宇正式建立古蜀国，以郫邑为都城，瞿上为别都，教民务农，开疆拓土，以“帝”自称，号为“望帝”，开启了古蜀国历史的新纪元。

10.古蜀国范围内水患严重，据传相国鳖灵穿玉垒山以除水害。约在春秋前后，杜宇效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鳖灵，是为“丛帝”，都城在广都樊乡一带，古蜀国进入开明王朝的鼎盛时期。

11.春秋早期，蜀王开明二世攻秦至雍，这是蜀、秦构兵的最早记录。

12.公元前451年，秦攻取蜀之南郑，并构筑城池防守，秦、蜀两国由此围绕南郑展开历时60余年的拉锯战。公元前387年，蜀再复南郑，《华阳国志·蜀志》载：“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南郑争夺战以古蜀国胜利而告终。

13.《史记·楚世家》载，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古蜀国疆域东向延伸到鄂西一带。

14.公元前368年，蜀王开明九世（杜尚）封其弟为汉中侯，置藩属苴国（国都位于今广元市昭化区），苴国成立。

15.蜀王开明九世（杜尚）迁都于成都。

16.公元前337年，秦惠文王继位，蜀王遣使致贺。

17.秦惠王设谋，乃作石牛五头，以“牛便金”戏弄蜀王，谋入蜀之道。据传蜀王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蜀道遂得通，是为石牛道。

18.古蜀国开明王朝末期，蜀、巴两国频繁交战。

19.公元前316年，因苴侯与巴王交好，蜀王开明十二世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

20.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率队走石牛道灭蜀吞苴，蜀王身死，苴侯被废，蜀太子逃到彭乡（今彭州）被捉。秦惠王任蜀太子为蜀侯，张若为蜀相，置蜀郡，蜀由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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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资政参阅专刊第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