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村志编纂 助力文化传承

编者按：2022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强调：“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支持建设村史馆，修编村史、村志，开展村情教育。”这是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后党和国家再一次将地方志纳入国家战略部署。2021年5月31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印发《四川省乡镇（街道）、村志编纂工作指导意见》，正式启动全省乡镇（街道）志、村志编纂。目前，这项工作正有序推进。现将《光明日报》2023年8月19日第11版刊载的《村志的乡村价值和文化意义》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凤起苑”微信公众号刊载的《说说村志那些事儿》2篇文章转载如下，希全省各地在推动乡镇（街道）志、村志编纂时能从中得到启发。

村志的乡村价值和文化意义

在地方志大家族里，小而美的村志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村志是以村为单位，全面记述其自然环境、社会面貌的资料性著述，是别具特色的记述体裁，生动体现了乡村发展历史和村落文化内涵。近年来村志编纂呈蓬勃发展趋势，在有些省份，甚至掀起了“村村修志”的热潮，可谓是新时期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且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

历史悠久 于今独盛

村志编纂具有悠久历史，学界一般认为正式意义上的村志是郎遂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编纂的《杏花村志》，这是为安徽池州境内一个村落编修的志书，被收入《四库全书》。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村庄衰败，村志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使乡村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民真正成为乡村的主人。1958年，在全国范围部署编撰“四史”，一些地区的村志开始编纂，但这一时期的村志普遍在篇目、内容、表述等方面存在不规范性和局限性。改革开放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促进村志编纂兴起。20世纪80年代，《山城子村志》《常青村志》《大路村志》等多部村志得以编纂、出版；90年代，村志编纂持续发展，数量大幅增长，质量跨越提升；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村志编纂发展迅猛，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各地地方志工作部门要积极“指导具备条件的乡镇（街道）和村庄（社区）编修地方志”，并启动“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总之，村志编纂覆盖面日益扩大，质量、体例日趋成熟，从个体的自发编纂发展到地方志工作部门领导、学者参与、村民编纂相结合，乡村文化传承意义愈发明显，村志编纂已成为当今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体现了广泛的文化自觉。

多重价值 一志全彰

村志虽小，“五脏俱全”。它全面记述了乡村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的发展情况，可谓是“乡村价值”全方位、多角度的承载者、展示者。在经济价值方面，村志对乡村经济发展历程及现状做了详细记载。如江苏省的多部村志对乡村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发展及当代经济形态做了重点记述，体现了多样化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例证了“只要农村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农民收入能够持续增长，我们就不愁发展空间”的论断。在生态价值方面，村志普遍对自然环境、生态做了翔实记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思想，“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浙江省江山市《白沙村志》在“天人”篇中，对该村的地形、气候、水源、河流、动植物进行了记述，从而导出村庄道路不使用水泥建设而就地取材于河流冲刷形成的鹅卵石铺就，特殊气候环境下的天然水源及避暑养生胜地，以及迎客松、大枫树和花园式村庄形态的形成等。描绘了一幅幅“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画面。在社会价值方面，乡村社会治理是村志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北京市多部村志对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做了丰富记述，总结了乡村“良治”经验；广东省的一些村志中不但精选了城镇化转型阶段社会治理的典型事例，也留存着传统乡村治理经验，如广州市《珠村村志》对传统社会中的“联会”和父老乡绅议事制度的记载，体现了古今之间村域善治的绍继有方。在文化价值方面，村志可谓重笔书写。翻开每一部村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熠熠生辉，无论是对村落基址、祠堂民居的描绘，还是对民风习俗、乡情乡韵的记录，抑或是对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的叙述，都令人产生对村落传统文化的眷恋之情与传承之志。如今，乡村振兴持续推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村志所蕴含的“乡村价值”日益彰显，它在促进农村多元化产业发展、优美村落景观形成、传统农耕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留住根脉 启迪将来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村志就是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果实。在社会急速变迁、乡村大量消失的今天，村志既为我们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像，也按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以其丰富的编纂成果和文化内涵展现出深远意义。

其一，助力乡村文化研究。随着时代演进，社会发展，村志编纂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体例，融裁内涵，提炼特色，量大质优，积累了大量文献，是记述新时期快速全面协调发展的文本，与村史馆、文化礼堂等形成一体同构的立体面相。同时，众多研究者对村志进行辨章学术，从其传统共性、体例规范、资源开发、价值意义，以及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研究，显示出以“学术公器”进行文化传承的深刻内涵。

其二，赋能乡村文化治理。村志是地方政府、地方志部门、村民、乡贤等地方文化主体的在地编纂，是村庄全体广泛参与的文化“盛宴”。如《柯桥区村志丛书》“序”所言，村志“最有人气。这一个村庄、数个聚落，一个姓氏、数户人家，祖祖辈辈，薪火相传，都清楚明白。因事出本地，原原本本，故人人关心”。与“一统志”编纂的主要意义在于构建“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省、市、县志编纂的主要意义在于建立“政治凝聚力”不同，村志编纂，使得普通人不但得以“躬逢其盛”，且还能在志书中留下名字与事迹，从而产生亲切的文化认同感。村志记载村民嘉言懿行、善事义举，形成一个巨大且形象的道德舆论场域。这些对基层文化善治，塑造乡村振兴主角，加快乡村治理体系形成，作用不可低估。

其三，重塑乡村文化自信。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乡村是中国人世代繁衍生息地、文化生长发展地及中华民族精神的涵养传承地，村志编纂与中华农耕文化内在贯通并具当代适用性。近代以来，一些思潮简单地把农耕文化作为愚昧落后的“前现代文化”的代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此应做辨析和反思。村志编纂用全新视角重审重估乡村文化价值，在文本中建构了一个真实具体、生动可感的乡土社会，赋予了涵养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熔铸缔造现代乡村特色文化的意义。

根据冯骥才先生的研究，21世纪的前十年，我国自然村数量减少了约90万个。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村志编纂更显得时不我待。应该更深刻地认识到，村志编纂在实施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留住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反映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宗旨和内在理路，构建了国家—人民良好互动的宏大文化体系等方面，其作用、价值及意义不可忽视。当今，方志界和学界对村志已建立起坚定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村志编纂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在夯实自身学科根基和文化特质基础上，与其他相关学科形成良好互动，着力提升编纂水平，体现凝聚乡村文化内涵和民众集体气质的地方文化，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地方特有记述体系和话语体系。

（原载《光明日报》2023年8月19日第11版，作者：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汤敏 吕克军）

说说村志那些事儿

走进国家方志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具有特殊意义的照片，那是2004年10月10日，习近平同志到浙江省江山市凤林镇白沙村考察，在该村老会计毛兆丰家里认真阅读第一部《白沙村志》时留下的珍贵影像。

究竟是什么样的志书，能吸引习近平同志在紧张的调研过程中坐下来饶有兴致的读志，并与村民们亲切交谈？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地处浙赣边境的水库移民村，在四十年间三修村志，忠实记录下一个村庄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用勤劳、坚实的双手，一天天改变着山村的面貌？

让我们来回溯这段感人而质朴的过往，说说村志那些事儿。

一、情关万里，志载乡愁

翻开《白沙村志》，会发现白沙村原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村落，唐宋时称举川，位于仙霞山脉廿七都深山区的定村乡。21世纪初，因修建白水坑水库，白沙村的原住地被水库淹没，整体搬迁至距原址40公里外的凤林镇。2008年，江山市行政村规模调整，位于白沙村西面的水碓淤村并入，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白沙村。

虽几经变迁，但白沙村人的根脉并未因此中断或改变，这不仅仰赖于村民和方志人的守望与坚持，还源于一位心系百姓的省委书记希望村民们把下乡脱贫、勤劳致富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的殷切嘱托。

毛兆丰老人依然清晰记得那是白沙村人“告别大山，来到平野的第二个年头”，也就是18年前的10月10日。秋高气爽的清晨，刚打扫完院落的老人家正打算如往常般去书房就着几本志书写点什么，这时村里的书记带着一群客人走进家里，“指着一位健实魁梧又面带微笑的领头人”介绍到：“这位是省里来的习书记，看你来了！”和毛兆丰亲切握手后，习近平同志对这位农民的书房和书桌上的志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便坐下来认真阅读起来。

当他了解到《白沙村志》竟是由眼前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会计磨砺十年（1981—1991）收集资料，又由江山县志办副主任毛东武操刀主编而成时，不仅充分肯定了农民搜集材料、专家当主编的村志编修方式，还和毛兆丰讨论起与村志相关的问题来，“你怎么想起撰写《白沙村志》的？”“你讲讲看，修村志有什么作用？”是啊，为什么要修村志？村志有什么用？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曾谈及：“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这样做，可以较快地了解到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浙江后，习近平同志延续了他一贯对修志、用志工作的重视，无论是政府主持的省市县志，还是百姓自发的乡镇村志，都是他下基层调研、指导灾后重建、了解民生民情的重要依据。于此同时，作为传承乡风文明、记录生活变迁、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文化载体，村志也是留住乡情、乡愁的一把钥匙，观察民意、民愿一个窗口。

深入交流后，习近平同志鼓励毛兆丰，“你应该把《白沙村志》写下去啊。”“你们白沙人做得不错，你还要努力啊，把这些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并再三嘱咐老人“希望你继续努力，发挥一切力量，把白沙新村志写出来！”

二、鉴古通今，代有庚续

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浙江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数千年来编纂收藏的文献典籍丰富，素有“文献之邦”“方志之乡”的美誉。以地方志记载历史、传承文明是浙江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从东汉袁康、吴平共同整理删定《越绝书》开始至民国时期，浙江纂修的各类方志约在1500种左右，“不同时期曾涌现了众多体例精良、质量上乘、价值独特的志书，在方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方志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比如宋代的“临安三志”、《四明图经》《会稽志》《吴兴志》《赤城志》，浙江现存唯一的宋代县志《剡录》，全国现存最早的乡镇志《澉水志》等，无一不享誉志林。迨至明清，不仅存世有明嘉靖、清康熙、清雍正3种《浙江通志》，而且进入各府县普遍修志的全盛时期，甚至于乡镇志和各类专志亦出现体裁多样、内容丰富的繁盛局面，部分乡镇还数度编修，如嘉兴桐乡的濮院镇，在明代曾4修镇志，到了清代则多达9次。据统计，浙江现存的乡镇志中，明代7种，清代71种，民国20种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18年共编修乡镇村志约700种，数量和质量均属全国前列。

不过，据学者考证，村志虽在明代已出现雏形，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安徽池州的《杏花村志》才“是修村志之起端”。而浙江的村志主要见诸于改革开放以后，1991年6月出版的《白沙村志》，是新中国较早公开出版的村志。

2012年7月，不忘嘱托的白沙村人，没有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期望，经过7年多努力，第二部《白沙村志》由方志出版社出版。该志承袭了“专家+农民”、以农民为主体的编修模式，仍由毛东武任主编，毛兆丰任副主编。同时，与第一部村志相比，新村志在体例上创“五环体”，设5环43节；在体量上也达到91.3万字，是前志的近7倍，系统记述白沙村自然环境、经济建设、政治变革、家庭世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史实，生动刻画白沙村人在忠实践行“八八战略”，脱贫致富奔小康道路上奋力前行的群体形象。

志因村流传，村因志扬名。2016年11月，作为浙江省第一个入选首批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的试点村，白沙村人再启志业，开始第三部《白沙村志》的编修。如何跳出旧志编新志？如何更好的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凝聚人心，激发村民们爱国爱乡之情？如何绘就白沙村共同富裕谋新篇、乡村振兴开新局的美好画卷？诸如此类，既是这部《白沙村志》聚焦解决的问题，也是这部《白沙村志》彰显蕴含的特色。据了解，该志目前已完成所有编修程序，上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审核通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定能一睹新时代《白沙村志》的风采。遗憾的是，虽然年逾八旬的毛东武老骥伏枥再任主编，但毛兆丰老人却因中风卧床数年后于2018年去世，未能等到第三部志书面世。

三、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包括村志编纂在内的地方志工作，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从《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年—2020年）》《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到2022年8月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无不强调要做好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志书编纂工作，后者更是明确要求：“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支持建设村史馆，修编村史、村志，开展村情教育。”

在此背景下，浙江的村志编修也迈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2022年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组织编纂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鼓励引导经济强镇（街道）、村（社区）率先开展编纂工作。”并就数字化方面先行先试，“浙里有志”列入省委改革办2022年重大改革（重大应用）一本账S2，开发“浙里修村志”“浙里修家谱”等应用子场景，迭代升级村志编修模式。截至目前，嘉兴市的乡镇村志覆盖面已达到80%，宁波、温州、湖州、绍兴等市也已接近50%。可以说，村志编修不仅对留存乡村记忆、抢救乡村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展现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提供了一个最接地气的文化平台。

经多年实践，浙江涌现了《白沙村志》《下姜村志》《凤凰村志》《坂头村志》等一系列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志书，尤其是2019年出版的《凤凰村志》。富裕起来的村民在想什么？村庄是如何变迁的？村民生活和个人奋斗史、生命史是怎样的？上述问题都能在这部村志中找到切实、感人的答案，其秘诀就在于主编莫艳梅大胆突破传统村志资料匮乏的瓶颈，在编纂过程中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课题调查和口述历史活动，获取鲜活的一手资料。这一尝试，也让每位村民都成为村志的真正供稿人，是对“专家+农民”编修模式的延伸和发展。

此外，浙江的村志编修还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展多形式、多维度的创新实践。比如针对经济、人才等条件相对困难的山区，文成县推出了“1+X”行政村合志（即联合村志）的新模式，有效解决了经费、人员和时效的问题；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和全域旅游开发，桐庐县推出了“微村志”的新做法，以微博、微信为志稿采写和传播发布的主要平台，在覆盖面、参与度和利用率方面取得良好成效；结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在行政推动和修志举措方面有力度、有规划、有巧思，嘉善县、慈溪市、柯桥区等地的村志覆盖面和质量均走在全省前列。

回首建国后的村志编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人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第一部被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村志——《白沙村志》（1991、2012）；第一部女性主编、文字量超过200万且可以扫码阅读的村志——《凤凰村志》（2019）；第一部民资民修、政府审定的村志——《坂头村志》（2018）；还有即将成为第一部双语村志的《龙现村志》（2022年入选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毫无疑问，村志编修为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两个先行”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志”力支持。

古人云：“人有爱乡心而后有爱国心，不能爱乡而言爱国者，是谰语也。”让我们从编修村志出发，把拳拳爱国心、眷眷爱乡情写在祖国母亲的广袤大地上，刻进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里。

（原刊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凤起苑”微信公众号，作者：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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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资政参阅专刊第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