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民俗志》
《四川省志·民俗志》概述
一
民俗是在民间世代相传的文化现象的统称，为人类自觉地传承和应用，其对人类的生存、社会的维系具有象征、实用的价值和意义。
1846年，英国民俗学会创始人之一、考古学家汤姆斯创造了“民俗学”(Folklore)这一学科专业名词，为世界各国所接受，被广泛地加以应用，对民俗的定义、内容、形式的论辨亦渐趋统一。当代民俗学认为，任何一种定义为民俗的社会现象必须同时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这种现象的产生、流行和传承都必须是民间的。中国民间亦有因官方提倡并举行的祭祀活动，得到民间的普遍认同和传承而演变为民俗者。如民间流布的与祈祷丰收、祭祀祖先有关的民俗，多是由此演变而来，大者如迎春、祭孔等即是。二是这种现象要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和传承，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被反复遵守，无止境地重复。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习俗惯制之中，始终处在一个不断衍变的过程之中，生生不息，代有损益，在当代社会中依然有极其广泛的基础和深刻内含。民俗文化同时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特征，故中国民间素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谚。民俗现象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般可粗分为生产习俗、社会习俗、信仰习俗和文娱习俗，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传统中最原始、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最直接的来源，是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亦是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和重要的组成部分，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发掘和保护。
二
不同类型的文化从相互隔离进入渗透和交融状态，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迁徙，亦即移民。移民一方面造成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又使不同地域的文化发生交流，产生新的文化，推动文化向前发展。所以，移民史在文化史和民俗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分析价值。人口的迁徙在促使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使民俗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民俗的变化往往是从移民开始的，这一点在四川的历史上尤为明显。
古代巴人、蜀人的祖先有不少都是自境外移入后，定居巴蜀之地的。巴族部落有自长江中游迁入的；蜀族中的鱼凫氏也是从长江中下游迁入的，杜宇氏的一支是从今云南北部迁入并与川西土著汇合的，开明氏则源于荆楚。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先后置郡县，行秦制，“移秦民万家实之”，此为四川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一次移民入蜀。西汉初年，关中大饥，“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汉书·食货志》)，是又一次移民避荒入蜀。东汉末年，刘焉避乱入蜀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后刘备入蜀建立蜀汉政权，亦曾从徐、荆携军民入蜀。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六次出兵北伐曹魏，多次将汉中民户迁移入蜀。西晋元康年间，“移流就谷入汉川者数万家”，“上书求寄食巴蜀”，“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咸康年间，李寿在蜀称帝，引僚入蜀，“布在山谷，十余万家”(《蜀鉴》卷四引李膺《益州记》)，为文献所载首次从南方大规模迁徙民户入蜀。南宋末年，因金兵南侵，大批陕甘居民流入四川。元末明初，长江中下游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湖广地区居民有不少趋避入蜀。明初，明军以数十万之众从北、东两路，水陆并进攻取四川，留兵及军户屯守，并从湖广及东南、西北各省迁移大批民户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清初，“川省初定，土满人稀”(《清圣祖实录》卷六)，朝廷下诏招民垦荒，允民随处插占开垦，永不起科。今东南、西北十余省区的移民蜂拥而至，出现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的高潮，奠定四川今日人口大省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当代三线建设时期，又有大批外省移民入川的活动。
纵观四川古今历史，可以认定，境外人口多次、大量迁徙入川，是四川地方历史上一大特征。今天的四川是一个近代移民组成的省份，这对四川民俗的衍变带来了十分明显的影响。
三
秦灭巴蜀后，古代蜀国的语言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在此之前，是“蜀左言，无文字”(扬雄：《蜀王本纪》)，“迁秦民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蜀中广记》卷九十六引唐卢求《成都记·序》)，“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扬雄《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巴王族出自姬姓，语言与中原诸夏相同。《左传》、《华阳国志·巴志》都记载战国时巴、楚通婚，说明其同属华夏语言系统，且近楚语。
先秦时期，蜀人中广泛流行巫术，有“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之语(《国语·楚语》(下))。民众以甲骨占卜，自作享祀，与商周占卜全为王室、巫师执掌的情况有重大差别，此已为近年考古发现所证实(《四川通史》(一))。
巴人俗奉“乌鬼”。《汉书·地理志》载：江汉“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支柱，与巴蜀同俗”。迟至唐末，杜甫旅居夔州，作《戏作俳谐体遣闷》诗，亦有“家家养乌鬼”“瓦卜传神话”之句。王洙注：“巫俗击瓦，观其文(纹)理分晰，定吉凶，谓之‘瓦卜’”。此均表明巴人之俗信特征。巴人能歌善舞，屡见于古文献的“巴渝舞”在民间及宫廷均有深远影响。《文选·宋玉对楚王问》所记楚郢都中有客歌《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秦汉三国时期，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巴蜀地区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民风、民俗，从此巴蜀地区由“蛮夷之地”一变而为文化之邦。大量的文献及考古资料表明，在秦统治巴蜀的110年间，在移民带来的外来文化影响及秦朝的政治压抑之下，楚文化在巴蜀地区的影响日趋淡漠。西汉早、中期，传统巴蜀文化急剧衰落，此期考古资料表现为传统巴蜀墓葬、器物急剧减少乃至消失，说明民间改习中原汉俗较为普遍；文献资料中，也有西汉初期蜀郡守文翁见“蜀地辟陋而有蛮夷风”而大力兴学，培养人才，使蜀人“好文雅”的记载。秦汉时期，是巴蜀土著民族由“有氏无姓”向“有姓”过渡时期，亦可说明巴蜀土著融入汉族的进程中的一个侧面。①
①《四川通史》(二)
巴蜀地区的传统巫术与祭祀在民间一直仍居主导地位，但与阴阳五行、原始道教等外来文化系统的联系日多，并不断从儒学、谶纬学、佛学中汲取营养，广泛地存在、发展于民间。当时盛行占卜、风水、送魂等祭祀活动。《异物志》载“涪陵多大龟”，民间常以其甲卜，又说朐腮县盛产“灵龟”，民间择城址、寨址、房址时，常以“灵龟”卜。公元前311年，秦蜀守筑成都城，数次垮塌，舆论鼎沸。蜀守允许土著巫师以“神龟卜址”，顺应民意。东汉建武十二年(36年)，公孙述为拒汉军，命巫师占卜抽签，得占语“虏死城下”而出战，结果自死城下。秦汉时期，巴蜀土著居民都有“送魂”，“鬼域”仪式。蜀人“送魂”皆往汶山之“天彭门”，有谓“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巴人则以酆都为魂聚之处。皆反映了生者对未知世界的敬慕和恐惧的情感。
秦至蜀汉间，巴蜀民间文学及音乐受到儒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亦有较为系统的发展，产生了汉赋、诗歌的著名人物，民歌及民乐形式多而繁荣。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居住于巴蜀地区的各民族文化、习俗加速交流。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习俗逐步汉化，汉文化及民俗的范围进一步向盆地周边地区扩展，影响力增强。
此期巫术在巴蜀民间仍有广泛影响。西晋武帝时，广汉郡有“李家道”，尤重神仙之术，以长生久视惑众，极大地推动了巴蜀地区百姓信奉神仙之说。西晋之际，涪陵豪族范长生移居蜀中，史载其“善天文，有术数，民奉之如神”。① (①《太平御览》卷123引《十六国春秋·蜀录》。) 成汉亡国后，隗文、邓定等拥长生子范贲为帝，以妖异惑众，而蜀人多附之。《北史》卷66《泉企传》有“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之语。此皆可见当时民间信仰之倾向。
蜀中音乐歌舞兴盛的民间习俗，自汉历两晋南北朝无所变化。《隋书》卷29《地理志》：蜀地“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入唐以后，蜀中仍是“风土爱弹琴”。② (②《全唐诗》卷75唐晶《送友人尉蜀中》。) “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③ ( ③《蜀祷杌》卷下。)
三巴之地，俗喜歌舞。自汉至唐，民间仍广泛流传巴渝舞，唐以后，汉族地区和典籍中已不见记载。入唐以后，长江三峡一带民间又有竹枝歌舞兴起。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并引》：“余耒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④ ( ④《全唐诗》卷365。) 此期万州、开州、通州、渠州亦流行竹枝歌，巴童巫女皆能唱。每至祭神时，“邪巫击鼓以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①(①《太平寰宇记》卷137《山南西道·开州》。)
五代两宋时期，四川地区民俗多因袭前代，但各地亦有差异。
《宋史》称“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伎乐。”②(②《宋史》卷257《吴廷祚传》。) 成都民间游赏之盛又甲于西蜀。岁时节令，太守主民乐，倡优鼓吹，士女栉比，扶老携幼，阗道嬉游，盛况空前。
此期四川地区民间的道教及巫觋信仰仍十分流行。有三月三日游成都学射山之俗。是日，“西蜀之人，如以戒令，约不赴而有诛责者。奔走会其上，诣通真观祷其神，从道士受秘篆以归。”“倾城以出，钟鼓旗旆，绵二十里无少缺。……直暮而入。”③(③文同：《学射山仙祠记》，《成都城坊考》。) 北宋时期，四川许多地方盛行白衣巫师，朝廷曾屡诏禁止。《宋史》载四川“惟巫言是用”。“涪陵之民尤尚鬼俗”。④(④《宋史》卷456《侯可传》、卷79《地理志》。)“夔峡之人，岁正月十百为曹，设牲酒于田间，已而众操兵大噪，谓之‘养乌鬼’。”⑤(⑤《邵氏闻见后录》卷19。)民间多崇奉道家俗神，岁遇凶祸天灾，必筑坛祷拜之。著名者如灌口神(李冰父子)、巴蔓子神、东岳神、梓潼帝君、城隍神、大禹、蚕丛神、青衣神等，不可胜记。
元明清时期，四川地区经历了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两次大规模战乱，社会及经济破坏严重，从唐宋时繁盛的高峰跌落下来。此期，四川又有明初、清初两次大规模移民，文化上体现出明显的外来性和混杂性，民风民俗亦不例外。
民间信巫重鬼风俗依旧。元人虞集有蜀中“俗尚祷祠，鬼神之宫相望”的记载。⑥(⑥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6。) 明清时期各省的入川移民，尤喜建会馆。清同治《新宁县志》：“邑多楚人，各别其郡，私其神，以祠庙分籍贯，故建置相望。……其楚籍永州人祀濂溪周子，城内无；长沙人祀禹王，仅见于乡镇。从宜从俗，蜀州县大抵皆然也。”
此期许多精美民间艺术亦多与外来移民有关。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自贡西秦会馆，是由陕西盐商集资兴建的。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的绵竹年画，亦是清初移民从山东带来。中国四大剧种之一的川剧，正是诞生、兴盛于明清时期，其基础源于苏昆、秦腔、徽调、江西弋阳腔等各省地方剧种，融合发展成川剧的“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
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各自传承的风俗习惯，在四川亦逐渐融合，有许多发展为四川特有的风俗。对此，四川地方史籍多有记载，“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各从其俗。举凡婚丧时祭诸事，率视原籍通行者而自为风气。厥后客居日久，婚媾互通，乃有楚人遵用粤俗，粤人遵用楚俗之变例。……语言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操两种语言，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互话，曰打乡谈，……与外人接谈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①（①民国《大足县志》卷3。）
民国以后，社会动荡，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对民间风俗影响巨大。在岁时节令，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民间娱乐等方面变化尤为明显，城乡间差异巨大，城市中青年人在习俗上以仿西方为荣耀，亦为一时之风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四川民俗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民政府大力提倡破除迷信，树立新风，对旧民俗中迷信荒诞、靡耗无度的种种陋俗进行革除。但在革除陋习的过程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一些久已传承于民间，与老百姓的精神信仰、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具有传统文化特色、民族特色的民间风俗，也不加区别，一概视为封建迷信取缔，造成文化传统的断裂、变形甚至消亡，在许多方面留下消极隐患。
80年代以后，随对外开放的深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俗得以兼容并蓄地存在、发展，并相互影响。一些传统良俗得以恢复、继承；青年人中有以仿西方民俗为荣者；一些传统陋习亦有重拾复燃。民俗呈现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多元性、传统与现代的共存性、城乡日益扩大的差异性等显著特征。
四
巫术文化(巫文化)在中国有独特历史，十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民族、民俗、宗法、医药、饮食、器用、经济生活、天文历法、教育、法律、哲学、音乐、舞蹈、美术、民间文艺、戏曲以至物质生产的各个方面。广义的巫术包括巫术思想、巫术、巫法、巫技、巫舞(戏)、禁忌、占卜、兆验、谶纬、符咒等，这说明巫术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观念，而且是一种认识形式和文化现象。巫术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同时也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巫术文化和巫术活动屡见不鲜，在四川尤是如此。在中国政治、历史中，巫具有不同寻常的位置。周至春秋时期，史籍中有关巫事的记载最多，且多与各种宫廷祷祀结合，围绕农事丰欠进行。《周礼》载：“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这种形式和观念影响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有关祈雨、禁屠、巫判等记载亦屡见于史籍，成为宫廷祭祀的重要内容。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同时又是具有浓厚巫觋色彩的宗教。神鬼天人观念促成了道家神祗谱系；原始生死崇拜发展了道教理论中有关“肉身成仙”理念；巫觋文化又成为了道教祓除祈禳和符篆、内外炼丹之术的直接来源。中国民间巫术中的巫技、法器、祀神仪式等，均为道教所袭用、发展，尤其是驱鬼避邪、捉妖治蛊、呼风唤雨、招魂送亡，更为道家常用，四川民间统称为“道场”，以至于把佛教法事亦纳入其中。从此可见中国巫术与中国的传统宗教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由于道教始终带有中国文化的本色，在其成为全国性宗教形式以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远甚于始终处于原始形态的巫术，实际上成为弘扬巫文化的使者。
人类的早期文艺形式，亦与巫术活动有密切联系。原始文学形式之一的神话，不仅与巫术意识一致，而且往往与主观意识相互结合，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恐惧和企求等愿望，既是巫术思想的基础，又是现实意识的基础。许多神话(史诗)是在由巫师主持的大型祭仪中传承的，这也可说明神话演唱表现的乃是一种巫术的功能。这种神话与巫术的一体性，广泛地存在于各民族历史中，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之一。
中国戏曲在形成和发展中与巫的活动密不可分，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指出中国戏曲起源于古巫。其《宋元戏曲考》提出：“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中国的民间戏曲与原始歌舞、民间祭祀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巫觋的舞蹈表演，强化了中国戏剧的表演性，巫术的活动使戏剧在娱神、祭祀、还愿等直接需求上得到发展，并长期成为戏剧发展的直接营养来源。
汉以后，巫术影响下的道教大盛。因此，巫术与文学的关系，多表现为道教与文学的关系。志怪小说的出现，除却其特定历史背景，可直白为巫风与道教影响的产物。奇闻逸事、精怪传说、神鬼公案，从汉魏到明清，层出不穷，经久不衰，绝非偶然。
巫术信仰是中国民俗中由来已久的习俗现象，由于巫术应用十分广泛，因而影响面非常之大，举凡人生礼仪、衣食住行、岁时节俗，可谓不胜枚举。许多巫俗被长期反复传承使用，演变为习俗，形式不再与巫术联系，但观念上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由此可知，中国巫术文化与民俗文化实密不可分。巫术不仅影响到许多重要民俗，而且直接成为部分民俗的内容和形式。巫术借助民俗广为扩布，民俗又因巫术观念影响而固化、传承。巫术与民俗的这种历史的联系，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中国文化结构和文化心态的重要依据，亦是认识川人自古“重巫信鬼”的重要基础。
五
中国的民俗调查古已有之。上古时期的“采风”，即是进行民俗调查的滥觞。存在于中国古籍中的民俗资料，大多是文人以采风形式采集载入。遗存至今的古代风俗专集有：南朝时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宋朝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撰《梦梁录》、周密撰《武林旧事》、明朝刘侗、于奕正合撰《帝京景物略》，清代富察敦崇撰《燕京岁时记》等。明清以来根据民间采风汇编的中国古代歌谣集主要有：明杨慎辑《古今风谣》、清杜文澜辑《古谣谚》、冯梦龙《山歌》、李调元《粤风》等。清末民初张亮采撰写的《中国风俗史》为中国第一部民俗史专门著述。
真正具有民俗学意义的民俗调查是从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的民间歌谣征集活动开始的，著名新文学运动先锋刘半农带头到民间调查采录。1921年，胡适主办的《妇女杂志》开辟“风俗调查”专栏，曾刊登《四川新都风俗志》等调查记。1923年5月，北京大学成立风俗调查会，组织了对妙峰山、白云观、东岳庙等庙会的民俗调查。1928年，蔡元培在北平创办中央研究院，曾组织了对西南地区及川西羌、彝民族的民俗调查。抗战期间，内迁四川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及华西协合大学的学者组织了对西南地区的多项民俗调查，并有不少成果问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首次大规模民俗调查是50～60年代的全国少数民族调查。调查成果多数按行政区域分册出版，为民族地区工作和民族学、民俗学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80年代初，国家组织了全国性民间文艺普查，重点为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音乐，加上《曲艺志》、《戏曲志》，结集汇编，统称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现已陆续出版问世。
四川省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民俗调查工作始于1989年3月，由省地方志编委会发起并组织。1994年，组织了全省性的民俗资料调查工作，历时年余，搜集整理资料约340万字，为编纂《四川省志·民俗志》打下了坚实基础。
回首当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历程，不难发现有多瞩目于传统上层精英文化和国粹文化的偏颇，相对来说对民间文化领域的关注、深入是很不够的。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理解，就不能仅仅以上层文化为标准进行诠释，因为在下层民间文化中确有深厚的、生命力旺盛的原始文化积存，并通过不同的文化模式和类型反复地再现于社会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模式十分清楚地表现它是一个多民族、多社会结构、多层次的文化整合系统，因此，对民间文化的调查和整理工作将比较直观地帮助人们去认识、寻求传统文化的根，并确定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位置。
民间文化的根基在民间，它有自身的活动轨迹和传承路线，在世世代代的发展和变异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丰富多采的文化模式和规范。绝大多数民间文化事象和民间习俗几乎从不见于经传，只贮存、展现于街头巷尾、田野山乡等社会底层。因此，对民间文化的发掘、记录、整理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也是中国文化要面向未来所必须建立的基石。
《四川省志·民俗志》第八篇 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的汉族风俗举要pdf
《四川省志·民俗志》附录 编后记pdf，欲读此篇，请联系QQ：269290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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