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琳:伟人身边的贤内助

姚贤玲

一

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4月出生于云南宣威。父亲浦在廷不仅是云南宣威火腿罐头的创始人,更是一个抱有“实业救国”理想,积极拥护、支持、参加革命事业的热血志士。

浦家是一个大家庭,浦琼英这一辈,仅叔伯姐妹就有十三个,上面还有许多姑姑、姨姨、婶婶。在这个大家族中,妇女是没有地位的。浦琼英自幼看到自己身边的姑姑、姐姐,因生活不能独立、婚姻不能自主而饱受痛苦,萌生出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后因家中生意越做越大,浦在廷决定举家迁往昆明。在那里,浦琼英与两个同胞姐姐浦代英、浦石英一起入昆明第十五小学读书,之后又考入了省立女子学校—昆华女中。

1927年2月,浦琼英的四哥浦承绪从日本留学回到昆明。在日留学期间,他认识了共产党人艾思奇、廖承志、郑易里,接受了他们的许多革命思想,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浦承绪认为革命还是要回到祖国,于是,在日本一年后,他便回到了家乡云南。浦承绪带回了许多革命书籍,并为姐妹三个订了一些公开发行的进步刊物。在哥哥浦承绪的影响下,浦家三姐妹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迪。浦代英参加了昆明青年学生读书会,经常带着两个妹妹偷偷去贴标语、散发传单。

1931年,擅长短跑的浦琼英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女子少年组短跑选手,随团一起到南京参加全国运动会。他们从昆明出发,需经越南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经上海到南京。刚抵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寇大规模入侵中国,占领我东三省。国难当头,运动会被迫取消,代表队只好返回云南。但十五岁的浦琼英做出了到北平去念书的决定。她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在征得家人同意后,到北平读书。

初到北平,浦琼英暂时借住在远房表姐李含珍那里,后来又搬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宿舍。在春明女中补习了一段功课后,考入了北平第一女子中学。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她在北平愉快地学习生活,但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感冲击着每一个青年人的心,浦琼英也不例外。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高喊着“不当亡国奴”的口号走上街头。在游行队伍里,19岁的浦琼英也发出了自己愤怒的吼声,与手持木棍、高压水枪的军警搏斗。参加“一二·九”运动,使浦琼英的思想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为她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36年,20岁的浦琼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云南省第一个考上北大的人。这一年,她的姐姐浦代英、浦石英也到北平上学,姐妹三人又聚在了一起。大姐浦代英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引导下,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在北平读书时的卓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愤怒、悲痛充斥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姐妹三人已无法安心在北平读书了,商量到延安去。当时,二姐浦石英正在住院,大姐先一步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浦琼英则留下来陪二姐,等其病好一些,再一同去延安与大姐会合。

大姐走后,为免受日本兵的侮辱,浦琼英把二姐从医院里接出来,和几个朋友躲进一户有钱人家的宅院里。住了几天后,大家觉得应该想办法离开北平。他们制定了一个路线,先想办法去天津,然后乘船到青岛,从青岛再到济南,从济南再想办法到西安,从西安到延安就相对容易了。于是,他们脱下学生装,化装成普通老百姓的模样,离开了北平。

辗转到了西安,他们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因为没有介绍信,按规定,八路军办事处没有接待。后来有人告诉他们,西安附近有一家抗日学生招待所,是专门接待到延安的学生的。于是几个人到那里住了下来。一路舟车劳顿,原本体弱的浦石英先天性心脏病复发。

浦琼英问二姐:“我们现在有三个前途,一是在西安上联大,二是回云南上联大,三是到延安,你说哪个好?”浦石英说:“当然去延安,我们千里迢迢从北平到这里,吃了那么多的苦,不就是为了去延安吗?”浦琼英看二姐如此坚决,说道:“那好,你既然有这样的决心,那我们就去延安吧。”

姐妹二人经审查后,被批准到延安。她们与一队青年学生一起,经过七天七夜的跋涉,于1937年11月到了延安。

二

先期到达延安的大姐浦代英,从抗大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了婚。浦石英、浦琼英则进入陕北公学,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几个月后,姐妹俩从陕北公学毕业,浦石英被分配到学校的小卖部工作,浦琼英则被安排到学校图书馆工作。那时候每个星期,学校都要搞一次大扫除,浦石英总是独自一人去扫又脏又臭的厕所。浦琼英问:“别人都在打扫操场,怎么你总是要扫厕所?你身体不好,厕所里空气不好,影响你的健康,再生病怎么办?”浦石英说:“我自愿的,你别管我。”浦石英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被同乡张煜看在眼里。一天,张煜来找浦石英姐妹俩,说石英可以写入党申请书了,琼英还差些。

听了张煜的话,浦琼英下决心要努力入党。从此以后,她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上积极上进。不久,她就和姐姐石英一起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因浦琼英聪明好学,又活泼开朗,组织选调她到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准备以后派她到日本占领区从事抗日工作。在特训班,浦琼英改名为“卓琳”,特训班结束后,被分配到延安保卫处工作。

三

1939年夏天,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期间,他和分管保卫处的邓发住在一个窑洞。俩人同姓,又曾在上海一起共事,私交甚好。

看到已三十多岁的邓小平还是单身,邓发萌生了为邓小平物色对象的念头。期间,活泼聪慧的卓琳吸引了邓小平的注意。因卓琳是曾希圣家里的常客,于是邓发请曾希圣出马说媒。一天,趁卓琳来串门,曾希圣对卓琳说:“卓琳,有人可是看中了你,想跟你结婚,你愿意不愿意呀?”曾希圣话音刚落,卓琳就直摇头:“我现在可不想结婚,我才二十二三岁,我想先工作几年再说。”曾希圣并没有罢休,再见到卓琳,又旧话重提,告诉卓琳,看上她的人是邓小平,是个经过长征的有资历的同志。卓琳并不太清楚邓小平是何许人也,还是没有同意。

虽然两次失败,但邓小平并没有灰心,打算亲自找卓琳谈一谈。于是,还是在曾希圣家,两个人见了面。邓小平毕竟年龄大些,处理事情更加成熟。他诚恳地对卓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以前有过两次婚姻,这个情况她们都跟你讲了吧?现在在前方作战很辛苦,一直也没有时间考虑婚姻大事,这次想利用开会的机会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认识你以后,我觉得我们很合适,想跟你结婚。曾希圣夫妇和你谈了,你不愿意,我现在亲自跟你谈一谈。我这个人不太爱讲话,年龄也大你十二岁,这是我的不足,我希望在别的方面能够弥补。”

邓小平一席直来直去的话倒让单纯直率的卓琳没了主意。那天晚上,卓琳久久不能入睡,她想:“这个人托人说了几次,都让我拒绝了,现在又亲自找我谈,还说了自己的缺点,说明他很有诚意,他曾留学法国,也是个知识分子。”考虑到邓小平有文化,又很诚恳,卓琳决定答应他。

1939年9月,正是一年收获的季节,邓小平与卓琳也收获了他们的爱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在那里举行。婚礼上一共有两对新人:一对是邓小平与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夫妇和李富春夫妇参加了那天的婚礼,吕璜、邓涛作为卓琳的闺中好友也被邀请来了。

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

婚后不久,邓小平便带着卓琳离开延安回到了太行山。战友们看到一对新人,都为他们高兴。在太行山,卓琳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负责给各县、区、乡培养妇女工作的骨干;邓小平则在辽县桐峪村的一二九师师部。夫妻俩不常见面,只有邓小平来总部开会时,他们才能短暂的团聚一下。时间一长,卓琳有些想念自己的丈夫,当邓小平再一次回来时,卓琳同他说:“咱们结婚了就是夫妻,可是老这样分居,还是没法沟通,不利于相互了解,你能不能回去以后,经常给我写写信。”邓小平问如何写,卓琳说就写写每天都在干什么。邓小平说:“好,我回去让秘书给我打个底稿,印上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来。”卓琳一听忙摆手:“哎呀,那就算了吧。”

后来,经组织批准,卓琳到一二九师师部秘书科工作,终于来到丈夫身边,和丈夫生活在了一起。卓琳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她对沉默少语的丈夫说:“你的性格是不爱说话,可我很爱说话,现在嫁给你,我有什么想法和看法就不能到外面随便发表意见了,憋在肚子里又难受,所以我只能跟你说,我把我的思想讲出来,你一定要耐心听下去,觉得哪些话不合适,说错了,你可以批评我,我就改,但我说话你得听下去。”邓小平点头答应。就这样,多少年来,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习惯,不论卓琳说什么,邓小平都十分耐心地倾听。有时候,卓琳说完总要追问丈夫:“你有什么意见?”邓小平说:“没有。”卓琳不相信:“我的话总是有不合适的地方,你给我提出来。”邓小平说:“我没意见,提不出来。”卓琳说:“那你理解我的想法就行了。”他们就是这样慢慢地沟通,互相理解。

在一二九师,在丈夫身边,卓琳思想更加成熟。尤其通过整风运动,她学习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触动很大。她认真地总结自己的过去,认识到自己虽然参加了革命,也入了党,但并不等于自己就是一个合格的党员,还有一些缺点需要克服。卓琳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真正成了一个自觉改造的革命者。

1941年,卓琳与邓小平的第一个孩子邓琳出生。生下女儿刚几天,部队又要行军,没有办法,初为人母的卓琳只得忍痛将女儿寄养在一户老百姓家中,留下三十斤小米,当作孩子的抚养费,自己则随部队出发了。随后的几年里,儿子邓朴方、二女儿邓楠相继出世,也被送到老乡家抚养。

邓小平夫妇与孩子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历经战乱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抗日战的胜利,饱受骨肉分离的卓琳也把孩子接到了自己身边。

蒋介石挑起内战后,邓小平又带着队伍上了前线,等前方部队停下来休整时,才把家属接到部队。这一次,卓琳下决心把三个年幼的孩子带在身边。

四

重庆解放后,邓小平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卓琳也带着孩子到了重庆。新中国百废待兴,干部们都纷纷下乡开展工作,常常好长时间回不了家,自然无暇照顾和教育孩子。看到这种情况,组织上决定办一个学校,解决干部们的后顾之忧,由卓琳担任校长。卓琳不负众望,事无巨细都亲自操办。很快学校建起来了。这些跟着父母漂泊惯了的孩子,开始并不适应学校的生活,很是调皮。卓琳决定先拿自己的孩子“开刀”,狠抓纪律。那时,邓朴方十分淘气,常带头“闹事”。中午午睡,老师在,朴方就闭着眼装睡,老师一走,就领着孩子们闹。每到这时,卓琳就守在儿子身边,按住他的手脚,对儿子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你别再打歪主意。”朴方无奈,只好乖乖睡觉。其他孩子一看,也都不敢再捣乱了。

1952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全家也跟着他到了北京。之后,卓琳选择做邓小平的秘书。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邓小平有个习惯,急需办理的、重要的文件,就直接交给秘书,而一些不太重要的,他看完就塞到纸篓里。卓琳就把纸篓里的文件一一整理、登记,还专门腾出一间屋子摆放文件,不许闲人进去,并把这些文件分类装订成册,每过一阵,就将整理好的文件送往机要办公室。在中央存档的文件中,有好多都是卓琳整理成册上交的。

卓琳聪慧好学,青年时代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因日寇入侵,虽然没有完成学业,但她对知识的渴求却从来没有中断。她还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对他们进行科学启蒙。周末孩子们从学校回到家,她总要给他们讲一些科学知识,如核裂变、天体宇宙等。上中学时,有一次邓楠要参加数学竞赛,当时数学习题集非常难买,邓楠从老师那里借回一本,但她一下子又写不完,卓琳便在工作之余把厚厚的一本习题集全部工工整整地抄了下来。在她的教育下,孩子们个个学习优秀,也都学业有成。

在生活和思想上,卓琳不娇惯孩子,不给孩子们灌输等级、待遇等思想,就连他们的父亲是什么职位,也没有告诉过孩子。

“文革”中,邓小平受到冲击。看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孩子们有些紧张。可卓琳相当镇定,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她心知肚明。她把孩子们叫到一起,给他们讲父亲的历史,讲他是怎样为革命工作的,让孩子们坚信自己的父亲对党是忠诚的。

受父亲的牵连,在北大上学的邓朴方和邓楠都被造反派关了起来。邓楠被放出后,邓朴方仍被限制人身自由,并受到非人道的折磨。不堪屈辱的邓朴方决定以死抗争,趁人不注意,从关押他的三楼跳了下去。邓朴方被送往北大校医院。卓琳到医院去看他。到了医院后,她没有马上进病房,而是跑到休息室痛哭,她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陪同的人劝道:“你不能这样,你现在这个样子,让孩子看到更难过,你还怎么安慰孩子啊!”卓琳慢慢擦干眼泪,稳住自己的情绪,为鼓励儿子坚强生活,她没有在儿子面前掉一滴泪。

不久,邓小平夫妇接到通知,下放到江西劳动改造。卓琳除了带了一些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只将邓小平常看的书装了几箱子。到了江西,他们被安排到新建县步校的一幢二层小楼里。卓琳夫妇在当地的一个拖拉机厂劳动。拖拉机厂离他们住的地方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每天早晨吃过早餐,夫妻俩就往拖拉机厂走。无意间,他们发现了一条捷径,只不过没有路,可是走次数多了,竟走出了一条小路,后来人们称这条小路为“邓小平小道”。卓琳在厂里的任务是拆线圈,这个活相对轻松一些,可以坐着干。邓小平则是当钳工,站在那里一干就是一整天。那时邓小平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一天,卓琳发现丈夫脸色苍白,头上冒汗,忙劝丈夫坐下歇歇,邓小平摇摇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坐吗?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一日,他们接到孩子小姑姑的来信,说邓朴方被送到福利院,境遇十分不好。夫妻俩商量要把朴方接到身边。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要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照顾的愿望,毛泽东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不久,朴方来到了父母的身边。

照顾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不是一件轻松的活,更何况是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每天卓琳夫妇在工厂里劳动一天,回来还要做饭、洗衣、照顾病人。为了让丈夫能够多休息,卓琳承担起了更多的家务。在儿子面前,不论多苦多累,她始终表现出一种乐观的状态。在江西的日子,他们过得很苦,为了给插队劳动的孩子们补贴生活费,他们几乎不吃肉,烟瘾很大的邓小平这时烟也少抽了一半。他们还想办法在院子里种蔬菜贴补家用。

“文革”后期,邓小平重新受到启用。他大刀阔斧地抓经济搞整顿,在他主持工作的阶段,中国经济很快有了起色。

浩荡的东风吹散了乌云,阳光洒满大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而卓琳不论邓小平如何起起落落,都与之荣辱与共,默默守在丈夫身边,辅助丈夫做好工作,照顾好他的身体。

20世纪80年代的邓小平和卓琳

1997年2月,邓小平与世长辞。卓琳把孩子和亲戚家人们召集到一起,动情地说:“你们的父亲去世了,他这一生都是为了这个国家,都贡献给了国家,我们作为他的亲人,也要像他那样,不要给中央提非分的要求,只能低于中央的标准提我们的意见。当初我和两个姐姐出来参加革命,是有我们的追求,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是为了妇女解放,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你们的父辈没有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活着,而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奋斗了一辈子。希望你们不要靠家庭、靠这些背景做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要靠自己的努力,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香港回归,是邓小平生前完成的一件大事,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是他的心愿,可是他没能坚持到那一天。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的庄严时刻,人们看到卓琳出现在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她是代表丈夫来见证这个伟大时刻的。

2009年7月29日,卓琳在自己93岁时追随丈夫而去。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作者:姚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