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保起义

赵建宏

1932年11月25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中共四川省委、南充中心县委、阆南县委，组织南部县升钟寺、保城庙一带农民发动了震撼全川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史称“升钟起义”“升钟寺起义”，也称“升保暴动”。先后参加起义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国民党士兵共约500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国民党军阀在升保地区的区、乡政权，是川北地区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权黑暗统治的一次有影响的武装斗争，也是四川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斗争，在四川地方党史、武装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

升钟区位于南部、盐亭、梓潼、剑阁、阆中五县交界的边远地带，是军阀统治较为薄弱的地区，崇山峻岭易守难攻，太子、长岭、玉眉诸山屏障盐、剑、阆等县，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四川军阀割据更加严重，田颂尧部的李炜如驻防南部，设苛税二十余种，对群众敲骨吸髓，极尽盘剥，仅“押粮捐”一项，就从当时的民国二十一年预征到民国三十八年，地主豪绅兼并绝大部分土地。升钟小河村310户，土地3376亩，区长赵昌荣、团总何义普、豪绅何卓如3家就占有2000多亩，加上另3户中小地主的土地，占地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地租高达百分之五十，在荒月还利用高利贷盘剥农民，当时流行的“跟斗利”“翻山利”“月百钱”“先头利”等，更是压得穷苦百姓喘不过气来。一遇天灾人祸，穷苦百姓只有弃乡背井，外逃乞食。沟渠饿殍，时有所见，不少村子成了“讨口子窝”。

升保起义烈士纪念碑

百姓不堪困死，曾多次自发起来抗租、抗捐、抗税。1931年年初，升钟寺几百农民就曾自发起来抗交“田亩捐”和年粮，包围乡公所，痛打催款委员。因之，领导群众、组织群众走上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就成为党在当时的必然历史任务。

二

南部县中共特支组建于1928年秋，1931年2月改特支为县委，次年8月改南部县委为阆南县委。由于升钟寺农民自发斗争不断发生，南部特支很重视开辟这一地区的工作。

1930年秋，党组织通过党员张友民任公安局长的关系，先后介绍特支组织委员张思俊，党员赵子文、王琼英等到升钟寺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1931年初，升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在升钟小学成立，张思俊任支部书记。4月，张友民被国民党当局怀疑为共产党员而撤职回家，这更加强了党组织力量。在学生中物色先进分子，成立了“青年小组”，并组织他们在农民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用亲联亲、友串友的方式，物色能开展自发斗争的骨干，成立“兄弟会”“受害团”“三抗团”等组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组织部分乡、村农民协会，开展抗粮、抗捐、抗债租斗争。4月，省委根据地形位置和农民斗争的情形，将以升钟地区为主的南部等县规划为省委农运工作的中心县城，南充中心县委、南部县委随即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到升保地区加强工作。

1932年，南部县委改为阆南县委，并成立了升钟区委，下辖6个支部，1个特支，共有党员60余人，占全县党员的百分之七十五。区委开办了《红球月刊》《斧头月刊》《镰刀旬刊》以加强党内教育，并向各乡扩大革命宣传。

6月，省委决定建立和扩大川北南充、南部等县工作，“使这些区域的农民斗争走向武装游击战争”，并制订出“阆南游击计划”，要求“加强组织和领导农民的抗捐、抗税、抗债租及灾荒斗争，反对军阀苛捐杂税，反对预征，反对日益迫近的全川军阀混战”。

11月，县委提出建立“川北新苏区”的任务，并派省委候补委员覃文为特派员到南充、南部负责布置游击战争。在省委直接领导下，升钟地区农民运动发展速进，于同月正式成立升钟区农民协会，辖8个乡农协会，会员2000余人，区农协油印了《纲领》《章程》和大量传单标语散发各处。方圆近900里的农民群众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和鼓动，继续扩大了农协组织，为升保地区发动游击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覃文

此时，四川军阀之间的割据斗争日趋尖锐。各军阀为扩大实力不断压榨农民，预征田粮盐赋税达数十年之多，用来购买枪弹。在南部等县竟预征民国四十九年、五十年的粮税（当时是民国二十一年），而当年又值歉收，逼得广大穷苦农民走投无路。与此同时，劣绅杜元恺等又联名向县府呈报控告张友民等“闹共产”“抗粮抗税”“要暴动”，要求严惩。而且党在当地保安团中的军事组织也有所暴露，敌人正“设法解除武装”。

同年11月15日，南部县派一保安分队到升钟区执行“催粮”“捕共”任务。根据紧迫形势需要，阆南县委决定“执行地方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南充中心县委得报后，决定“立刻爆发南部游击战争”，破仓分粮，进一步要求分配土地，实行土地革命，同时布置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

根据这一总的路线，中心县委还布置南充、西充、苍溪等地同时发动游击战争，指示南部县城保安团的3个支部发动兵变，并联络岳池、渠县、盐亭、潼川（今三台）等地的地下武装力量发动暴动，开展游击战争，以更好分散、牵制敌人兵力。

在组织方面，以覃文为阆南县委书记、李泛山为政治委员，与南充中心县委书记罗南辉立即赴升钟，负责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县委秘书何芗为特派员，负责阆南一带联系支援及后勤工作。又派20名政治宣传员赴暴动区工作。农民协会则加紧赶制刀矛、土枪、土炮，购置弹药，编制赤卫队、儿童团、少先队，赶制游击队旗帜，苏维埃政府印章，甚至急救药品如酒精、红汞水、碘酒也都做了一些准备。

11月20日夜，区委在张家咀张友民家召开委员会，按中心县委决议，采取游击战争形式，定于11月底暴动，并部署了在保安团内的党组织提前发动兵变。会后，派员到8个农会挑选160名游击队员，作为暴动的基本力量。

与此同时，敌人也正加紧策划“一网打尽”的阴谋，他们借团总何义普之子将于11月25日举行婚礼的机会，给过去曾有过交往的张友民等发出请帖，企图在宴会上一举捕获。这一情况被在保安团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杜彦波得知后，立即报告区委。

张友民烈士纪念堂

11月25日夜，覃文代表省委在铁炉寺召开有中心县委、阆南县委、区农民协会等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情况，决定放弃发动游击战争的主张，立即举行暴动，并定于当夜执行。会上集体研究布置了暴动形式、任务，各方向的配合、联络信号、武器分配使用，以及暴动后的行动等。

三

1932年11月25日晚，天下着霏霏小雨，漆黑的夜幕笼罩了升钟场。何义普宅院内灯火辉煌，酒肉飘香，划拳行令，人声喧哗……8时整，游击队员200余人脱掉左膀衣袖为标志，以“工商整干”为口令，在游击大队长任足才率领下，部署埋伏在升钟场附近，外围则满是赤卫队、儿童团、少先队以及农会人员等千人以上，暴动总指挥罗南辉来往奔走指挥。打入保安团的地下党员杜彦波以办喜事要吉庆为由，将枪支集中，还偷运出长枪十余支，并设法将一些豪绅集中打麻将，以便起义后一并逮捕。

9时许，参加过顺泸起义的共产党员汪治国摸至区公所大门将门岗打死，枪声一响，外围起义群众同时齐声喊杀，并鸣锣助威，游击队员蜂拥攻入区公所内，当场击毙民练营大队长伏藴山、副区长杜直廷、豪绅敬道周等负隅顽抗者十余名，又俘虏数十人，区长赵昌荣、团总何义普等乘乱逃走。这次起义，缴获长枪200余支、子弹数千发。起义群众怀着激愤的心情，将区署内封存的征粮税册、派丁册点火焚烧，又打开粮仓及被服仓，分给穷苦群众，并点燃了区公所房屋。一时间，火舌直舔夜空，欢声震撼大地。

覃文、张友民迅速集中起义队伍，宣布纪律：一、不准烧房子，二、不准借仇乱杀人，三、不准损坏财物，目标放在土豪劣绅上。李泛山、张友民等怕大火蔓延了老百姓的房子，还组织群众救火。罗南辉、杜彦波等军事负责人则负责将游击队整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并配了武器。

升保起义时用过的武器

26日拂晓，整编队伍开拔到铁炉寺，将队伍再度进行了整编，并正式定名为“川北工农红军”，成立了总指挥部，覃文任政委，张友民任总指挥，任足才任副总指挥，杜彦波任军委主任兼大队长。随后，覃文到升钟场上开群众大会，聚集群众3000多人庆祝胜利。会上成立了区革命委员会，下辖2个乡，12个村，公布了《分粮条例》，规定对一石以上地主的土地、粮食予以没收，分给农民。并广泛宣传土地革命纲领，教育释放被俘士兵，公审枪决土豪劣绅……

升钟起义摧毁了敌区区乡政权，对军阀统治、地主阶级予以了沉重打击。他们给田颂尧的状辞中写道：“十月二十八日夜（农历），突有数百余人，手持刀棒火把，直奔区公所，将兵团枪支尽行抢走，吼杀之声田野皆闻，民以为滥军，未敢回视而跑至山林......”给豪绅赵一阳的罪状写道：“万恶匪徒郭海峰等，率领百余人，于十月三十日晚蜂拥来家，枪械刀棒四面围攻，喊杀之声如同雷炸，将我家所贮粮食洋白厂十二担约值洋八千余元，悉数搜尽，苦民所有一切文约及胞弟赵俊臣充任团政各项账据概被火焚......伊等仍不满足，各执刀枪，四野搜索，吼称团长为政府走狗，非将民团弟兄铲除不可，万难止息......”这些，都反映出游击队打击土豪劣绅的真实场面，及土豪劣绅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

四

轰轰烈烈的升钟寺农民起义震撼了川北大地。南部县令李维汉下令保安团副团长杨建夫、政府秘书张宗福（黄埔军校生）2人率流马乡赵廷文、寒坡乡刘孝全二民练营直扑升钟。军阀田颂尧也急电令阆中、剑阁、盐亭、梓潼、仪陇、西充、苍溪、昭化8县保团前往围剿。各路兵马共2000余人，形成对升钟地区的合围之势。

此时红军游击队的兵力分布是：任足才率三中队在铁炉寺一带防阻阆、苍、昭等所来之敌，罗南辉率一中队在观音场阻击南部之敌，杜彦波率二中队在保城一带阻抗剑阁、盐亭、潼川等来敌。总指挥部设在鹤鸣观，掌握后备队、特务队以作机动力量。各乡赤卫队、自卫队则配合各部红军游击队作战。

11月28日，阆中方向之敌攻铁炉寺，南部之敌攻观音场，均被游击队及赤卫队打退。其中阆中之敌一营人驻谢家湾，总指挥部下令放进升钟场围缴其枪，故未予抗击。

29日，南部敌再犯观音场，一中队于险地设防阻敌，在800余农协会员协助下，将敌阻击于20里外的石板场，店垭区团由保城方向攻来，罗南辉率郭海峰、宋江元等部将敌击退，缴获长短枪近百支，并配合赤卫队，围困阆中敌保卫团一部于皂角垭。

30日，各路敌人驻守原地未向前推进，红军游击队亦无行动。

12月1日，军阀罗迺琼师派2000余人，采取层层包围、分兵围剿的战术大举进攻。同时，胁迫一些手无寸铁的农民走前面，波浪推进，逐个占据高山，一路烧房杀人，实行“清乡”（即见人就杀，有房即烧）。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员虽勇猛作战，以一当十，一次一次打退敌人进攻，但终因敌我装备悬殊，兵力分散，保城、通垭口等地相继失守，皂角、升钟、观音等中心区域受到严重威胁。

12月2日，敌五路包围合拢，猛攻铁炉寺，直扑鹤鸣观，红军游击队多部与赤卫队被分割，并与总指挥部失去联系。在南殿垭、泥池山、黑牛包等几次恶战中，部队遭到重大伤亡。是日，覃文、张友民召集紧急会议，分析战场形势，决定分头找部队，向双凤场一带撤退，于大罗山集中。黄昏时，总指挥部撤离鹤鸣观，向木兰庙一带转移，遇苍溪保卫团阻截，张友民被迫将总指挥部和一中队的几十名游击队员化整为零分散转移。覃文找到二中队后，陷于敌重围之中，亦被迫于12月4日化整为零。分散时，干部战士宣誓不背叛组织，不出卖同志，坚定革命必胜信念。由于敌人各处阻截，配合清乡，大罗山集结计划未能实现，覃文、张友民率部相继撤离升保地区。

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失败后，敌人在起义区反复清乡，地主豪绅对革命群众大肆镇压和血腥报复。在保城庙，敌人一次就屠杀游击队员和群众30余人。绰号“吴屠夫”的剑阁县长吴龙骧叫嚷要开“案棹”，在檬垭庙、凉水垭等地搜杀群众16人，还专程去张家嘴烧张友民的房子。流马乡团总赵廷文从被杀者的头上割下耳朵四十余对前去请赏。总计“清乡”中杀死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农协会员282人，烧毁民房1129间，牵走耕牛、羊等牲畜500余头。

在敌人疯狂报复屠杀中，革命群众并未被屈服，抱着“死就死我一个，决不咬他人”的决心，经受酷刑，宁死不屈，无一人变节。保城女游击队员张××被俘后，忍受割乳、割舌、“背洋油桶”等酷刑，宁死不屈，最后遭到凌迟处死。

五

升钟起义失败后，南充中心县委和阆南县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根据省委提出的“创建川东北苏区”的政治任务，由覃文起草了中心县委《恢复阆南游击队计划》。

1933年初，中心县委派余江震等人，秘密到升钟地区清理恢复党的组织和地下武装，先后建立了升钟特别区委，恢复建立了区游击队，活动于赵家湾一带，先后攻打了凤鸣乡公所，捕杀了恶霸地主何卓如、赵一阳。同年7月，军阀田颂尧再度组织六县联防清剿，采用“分进合击、层层逼进”的战术，游击队再度化整为零，突围转移。

1935年初，余江震等再次到升保地区，组织分散隐蔽的游击队员，开展武装斗争，迎接红军渡江。2月上旬，游击队袭击了皂角乡公所，中旬袭击升钟区、保城乡公所，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直插升钟，与地方党组织游击队一起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4月2日在皂角乡锦竹湾建立了“德丰县苏维埃政府”，辖南部、阆中、盐亭、剑阁等广大接壤地区，下辖区苏维埃2个，乡苏维埃31个。原游击队扩为大队，余江震任总指挥，二十余天时间，参加游击队的达3000多人。之后，游击大队改为“红军独立师”，余江震担任师长兼政委，随大部开往北上抗日的征途。

川陕省德丰县苏维埃政府遗址

数次起落的升钟革命武装起义，三年多的艰苦奋战，最后汇入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队伍一路转战，踏上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民族、为广大苦难深重的人们的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整理：赵建宏

供稿：南部县地方志办公室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