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知多少？

四经：在春秋初（孔子之前）只有四部，包括《诗》《书》《礼》《乐》四经

六经：至春秋末年孔子集历史文献之大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序《易》传”，“修《春秋》”，完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体系，而后形成中华民族永世不绝、亘古不易的六经

后来经典逐渐有所增减或阐释，形成——

七经：《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

九经：《诗》《书》《易》加《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十三经：“九经”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

四书五经：“四书”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为《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

经典是历史的根、文化的源、民族的魂，是人们生产生活、再造文明的精神食粮和心灵家园。认识经典的存在和价值，研习和传承好文化经典，是一个民族实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重要途径。儒家经典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中华民族认识宇宙、社会、人生的许多成果。今天，我们提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事文化建设，向文化强国迈进，首先就是要从品味经典的积极入世精神入手，从这些在历史上长期流传的文化经典中，汲取前知上世、近修现世、下传后世的智慧。

□舒大刚 邱雪来

儒家经典“以史为教”积极入世

●儒家经典能成为奠定民族习性、规范文化特征的强大精神力量，不仅与经典本身的内涵和价值分不开，也因着儒家思想高扬“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

“经”是织布车上的纵线（或编联竹简的丝绳），“典”像竹编简册尊撂在案头上，“经典”则有经过整理而后形成的完备系统的要籍之意。儒家经典，在孔子之前只有四部，包括《诗》《书》《礼》《乐》四经，《左传》载“说《礼》《乐》而敦《诗》《书》”；《王制》讲“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管子》称“泽其四经”，都是春秋初以前经典的真实情况。至春秋末年孔子集历史文献之大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序《易》传”，“修《春秋》”，完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体系，而后形成中华民族永世不绝、亘古不朽的六经。后来经典逐渐有所增减或阐释，形成七经（《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九经（《诗》《书》《易》加《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十三经（“九经”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或者四书五经，“四书”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为《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

自孔子弟子散游四方，友教诸侯，为王者师，而后六经得到广泛传播、民众智慧大为开启，于是形成诸子游说、百家争鸣的局面。自文翁于西汉景帝末年在蜀郡开设学宫、实施七经教化，以经术通明者为官吏，而后开启“以文化人”“以文选吏”的新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后经学成为全民教化，经典遂成为觉世牖民、移风易俗、塑造人格、影响政治，进而奠定民族习性、规范文化特征的强大精神力量。

儒家经典在历史上之所以能起到这些作用，不仅与经典本身的内涵和价值分不开，也因着儒家思想高扬“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

首先，经典是历史文献，是后世考知历史的主要依据。与其他宗教经典多为教主口说开示的性质不一样，儒家经典是历史文献的结集和先贤智慧的结晶。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说明儒家六经并非只是圣心独运的空言垂教，而是依据“旧法世传之史”整理而成的“以史为教”的经典。《尚书》是尧舜夏商周文诰的汇编，《诗经》是商周朝野诗歌总集，《礼经》是三代文明制度的积淀，《乐经》是尧舜以来音乐教化集成，《易经》是伏羲以来圣贤记录已知、推导未知的经验总结，《春秋》中虽有孔子寄托的“王道”（或“王心”），但是“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故《庄子·天运》写道：“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如此看来，我们要讲明尧、舜、夏、商、周以及上古历史，明确古代思想学术的渊源，主要靠的就是六经，后儒所谓“六经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先秦以来儒者的共识。《庄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正是以史为教，以先王经验为说，以文诰、诗歌、历史、哲学、礼仪，甚至占筮等多种形式来进行教化的宝典。故前此之历史赖之以存，后此之智慧由是而启。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同理，如果没有儒家经典，哪里有持续不断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孔子以积极入世之心，将儒家经典修订成为讲明道理的主要载体。六经虽皆“旧史”，但也是先民关于天地万物和人伦社会的经验总结，其中蕴含有“先王之道”“成败之迹”，特别是经过孔子“论次”和“笔削”“阐释”后，其中的“仁义”思想和“德义”精神得到充分凸显，“经”就成了载“道”之书，也成了问“道”之津。按汉儒的观点，六经是圣人认识“道”的记录，包括天地之位、日月之行、阴阳之变，四时之运、五行之德等自然之道，也包括行政区划、君臣职守、声律历法和古今成败等王者之治。六经就是天道、地道和人道的总汇。《汉书·儒林传序》也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六经成了人们学习文化知识，实现个性修养，关心社会治理的重要教材。

由于儒家“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社会功能的自我觉醒，儒家经典还成为历代儒生、儒吏甚至开明君主实施教化的主要手段。孔子主“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主“性本善”，荀子主“人性恶”，但都主张推行社会教化、实现移风易俗，而“礼乐政刑”与经典教育则是必由之路。无论孔子出于“学道易使”“闲邪存诚”的考虑，或是孟子出于恢复“四端”以致“良知”的诱导，或是荀子出于“化性起伪”的礼乐防设，儒家各派都不否认六经教化的作用。荀子所谓“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最后成为圣人的教育模式，仍为儒家各派所共同遵守。自从儒家经典明确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联师儒”（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以后，开明的统治者也时常提倡庠序之教，化民成俗。汉人说理重视五行（金木水火土），因为五行为事物之本、万化之源；汉人言治重视五常（仁义礼智信），因为五常为人性之本、教化之基。六经也正好具有对五行之理和五常之教的揭示与促成功能。《汉书·艺文志序》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乐经》民神同乐效果，体现了“仁”的精神；《诗经》提倡准确表达感情，体现了“义”的原则；《礼经》讲明行为规范，体现了礼制文明；《书经》的博古通今，体现了“知”的精神；《春秋》善于评断事理，体现了“信”的精神。六经是与“五行”（或“五常”）原则互相匹配的，从知识到人格，从形下到形上，进而实现了儒家经典教化的最高境界——通神达道。汉武帝“表章六经”，更进一步推动了儒学入世经世的理想变为现实，同时也迎来了中华文化第一个高峰时代的到来。

历史上，秦汉的大统一得益于《春秋》“大一统”思想，“书同文，车同轨”来自于《中庸》的启示，两汉经学、历代史学得益于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和模仿，历代礼仪等制度建设受启于儒家《礼经》的典范，中华诗国得益于《诗经》教化，宋明理学得益于“四书”的讲明，中华孝悌忠信等道德伦理得益于《孝经》的垂范，中国哲学的阴阳、五行、三才、时中、常变、经权等观念，得益于《周易》《尚书》的启迪，似此之类，不一而足。从思想学术讲，中国是一个经学的国度；从社会治理讲，中国是一个文治（“以经术文饰吏事”）的国度。我们无论是研究历史、文化、文字、语言、思想、学术，还是讲明道德、伦理、政治、经济等，都离不开对儒家经典入世精神的细心品味。

充分发掘儒家经典的当代价值

●阅读儒家经典的过程，就是文化自觉过程；读懂儒家经典，就会增强文化自信；宣传好儒家经典，让儒学积极入世精神深入人心

从现实的需要来看，儒家经典也是新时代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据。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具体谋划和定义了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任务和途径，其中“主要内容”明确划定“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还具体提炼了各方面的优秀内容，其所设定都是古今辉映与经相通的，如“修齐治平”出自《大学》；“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出自《周易》；“脚踏实地”虽是俗语，但宋儒李过注《周易》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即“所谓脚踏实地也”，可见也是《易》义之一。“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出自《左传》；“道法自然”出自《老子》；“天人合一”正式见于张载《正蒙》，但张氏明确说是“《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至于“讲仁爱”明见于《论语》“仁者爱人”；“重民本”出自《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守诚信”本于《论语》《中庸》；“崇正义”取自《论语》；“尚和合”出于《周易》《国语》；“求大同”正见《礼运》。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梁启超对顾炎武《日知录·正始》的提炼。“精忠报国”（又作“尽忠报国”），见于《周书·颜之仪传》《宋史·岳飞传》；“振兴中华”见于清儒郑观应《盛世危言新编》及孙中山《兴中会章程》；“崇德”（又作“据德”）出于《国语》《论语》；“向善”见于《亢仓子》；“见贤思齐”见《论语》；“孝悌忠信”见《孟子》；“礼义廉耻”见《管子》；“自强不息”见《周易》；“敬业乐群”见《礼记·学记》；“扶危济困”意蕴见于《尚书》《论语》；“见义勇为”见于《论语》；“孝老爱亲”见于《孝经》；“求同存异”见于《左传》《晏子春秋》的“和同”之辨；“和而不同”见于《论语》；“文以载道”是韩愈等人提出的创作理念；“以文化人”化用《周易》“人文化成”；“形神兼备、情景交融”是王维、苏轼等人的艺术造诣；“俭约自守”意蕴取于《周易》；“中和泰和”亦是《周易》。

举凡《意见》提出的30余条值得传承发展的基本内涵，都是从经典及古文献中提炼出来的，其中除个别（“道法自然”等）见诸子史文献外，其余绝大多数出于儒家经典，其中又以《周易》《左传》《论语》《孟子》等文献最多。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精髓，其实就在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之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应当从传承儒家经典入手，而儒家经典之所以跨越二千五百余年后仍然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是与其人民本位、积极入世的精神分不开的。儒家经典中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价值观，其实是一套提升个人修养，构建和谐社会的全备理论。正如《大学》中所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很显然，在儒家思想中，个人修养的提升和修行是为了齐家。只有当一个人具备了良好的品德和思想道德修养，才能建设好自己的家庭，拥有健康幸福的家庭生活。进而，才会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和胆识。值得注意的是，修身的核心在心正。心正是身修、家齐、国治的根基。从孔子提倡仁智勇君子人格，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修养，到宋明时代的正心诚意的天理、人欲之辨，无不体现了儒家关心现实、重视修身、社会治理等积极入世精神。

儒家经典在漫长传承的历史长河中，以其人本入世风格，培植了中华历史之根、思想之源、信仰之魂。作为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承载、文化典型，具有源头活水、精神家园的价值，体现了信仰体系和价值标准，是知识和道德的统一，教育和教化的结合。我们提倡文化自信，这些儒家经典记忆是应该被唤醒的，尤其是它们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传承价值更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今天复兴传统文化，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一定要从学习儒家经典入手。让儒家经典走进课堂，让儒家经典融入国家教育体系。因为阅读儒家经典的过程，就是文化自觉过程；读懂儒家经典，就会增强文化自信；宣传好儒家经典，让儒学积极入世精神深入人心；传承发展儒家经典，就可以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等精髓发扬光大。

（作者分别系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院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