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服饰

古蜀农耕文化的历史映像

甄 娜

摘要:服饰是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三星堆古蜀服饰展现出的特点,与处于农耕文明背景下的古代中原服饰有许多相似之处。三星堆服饰以及伴生的文化境界,使服饰基于其实用功能并演变成精神生活和社会角色的承载者,成为古蜀农耕文化凝固在古蜀先民身上的历史映像,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及其传承提供了一种视角和解读方式。其呈现出的思想观念与现代思潮有某种契合,对我们的认识有一定的启迪。

关键词:三星堆;服饰;农耕文化

尽管对服饰起源有多种推测:保护说、御寒说、遮羞说、展示说、护符说等林林总总,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服饰与人类群居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化生存的一种体现。因此,服饰的演变必然依赖于社会环境的变迁,与人们的社会组织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相连。

据测定,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年代距今约4500年至3000年。这个时期,中华大地的人类已经完成了从丛林走向平原的过渡,服饰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每当人类经历重大历史变革时,服饰往往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人类面临重大历史转变时的天然选择,如史载的“胡服骑射”等。虽然这种服饰选择也有一个历史进化的过程,但如果把时间浓缩,我们也许从服饰表现中完全可以推断出时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风俗习惯。

一

农耕文化及其服饰的典型特征

据蒙文通先生研究, 成书不晚于西周中叶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 有都广之野, 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 盖天下之中, 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 百谷自生, 冬夏播琴(种)。鸾鸟自歌, 凤鸟自舞, 灵寿实华, 草木所聚。爰有百兽, 相群爰处。此草也, 冬夏不死。”此外,《山海经·海内西经》《山海经·大荒西经》中, 也有类似记载。《山海经》对“都广之野”的描写, 是一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农耕文明景象。这里有富饶美味的农产品, 有祭奠先祖的祭祀场所, 鸾凤歌舞, 百兽群聚, 先民们载歌载舞乐在其中。这与《尚书》中描绘的仪式乐舞“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如出一辙, 生动再现了农耕文化中先民们以种养为主的定居群居生活, 乐舞和祭祀等重大仪式传承着先民们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信息。《庄子·盗跎》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由此可见, 定居群居, 种植养殖, 男耕女织, 敬天祭地是农耕文化中最醒目的特征。与先民们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连的服饰, 也传递出农耕文化的鲜明特征。

在长期的男耕女织活动中,中华文明积淀下了两种基本服饰制式:其一是上衣下裳式:上装为交领右衽前短后长式窄袖衣,腰部束带,前系蔽膝,下装着裤。汉刘熙《释名·释衣服》解释:“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们依以芘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也。”上衣,包括衣、袍、襦等上体所穿的服装;下裳,包括裳以及下体所穿的服装,如裤、裙等。其二是上下相联式(即古称的深衣):深衣为交领右衽,衣裳连属,领、袖、裾处饰宽锦缘。《礼记·深衣》载,深衣“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胁,当无骨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较为完整的服饰文化,构筑起一套系统的服饰制度。从《易·系辞》“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到《礼记·深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以直其政,方其义也。”这种服装制式和服饰思想,深深植根于农耕文化之中,贯穿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冠服制度中。

服饰文化上,时风通行男子成年行冠礼,女子行笄礼。节庆祭祀、婚丧嫁娶等都有专门的服饰妆梳,配戴饰物的风俗也随处可见。

建立在衣、裳、深衣基础上的工装、礼服、配饰等服饰、服饰的形成和延续,完全适应以家庭为最小社会单元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植养殖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定居群居的社会组织形态。

二

三星堆服饰特色及其与中原服饰的比较

成都平原宝墩、三星堆、十二桥、金沙等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古蜀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史记·三代世表》记载褚少孙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邪。”

按照蒙文通先生的见解,“中国农业在古代是从三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关中,一个是黄河下游,在长江流域则是从蜀开始的”。中国农耕文化的起源是多元并存、多点共生的。

以农耕文化为依托的三星堆遗址,其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铜人头像、铜人体和铜人面具共有78件,但大部分残缺不全,虽然经专家精心修复,但对研究三星堆服饰有价值的文物还是显得特别稀少。其中最有价值的有一号祭祀坑的铜跪坐人像和二号祭祀坑的铜立人、铜跪坐人像等。

一号祭祀坑的铜跪坐人像(K1:293) :该铜人头发从前往后梳,再向前卷,挽成高髻。上身穿右衽交领长袖短衣,腰部系带两周,下身穿“犊鼻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双手扶膝,左右手腕各戴二镯,足上套袜,跪坐。

铜跪坐人像

二号祭祀坑的大型铜立人像(K2 (2) :149.150 :该立人头戴冠,脚踝戴环,跣足,身上穿有窄袖及半臂式三件右衽套装上衣。最外层为单袖衣开领至右肩斜下至左腋,左侧无肩无袖,右侧为半臂式连肩袖,袖较短,仅及上臂中段。下摆齐平,衣上配有编织的长“绶带”,从后背右侧结袢起,经右肩、前胸、左腋,至后背左侧结袢。两袢之间有一方形凹痕,可能原来有带钩之类的饰物。中间一层短衣,被上层衣服所遮盖,只可见领、袖和衽口。前后领均呈V字形,右衽,腋下有两个方形凹痕,下部衽口呈剪刀状,半袖,至两臂中段。内层衣最长,长袖,袖肘部纹饰镂空,左右腕各戴三镯,右臂两层衣服之间的袖筒内插有一梳型物。前裾短,下摆平齐;后裾稍长,两侧下摆垂至脚踝。

大型铜立人像

铜兽首冠人像 (K2 (3) :264 :人像身穿对襟衣,腰间系带两周,在腹前打折,结中插觽。

A型跪坐人像 (K2 (3) :05 和B型跪坐人像 (K2 (3) :04 :两件跪坐人像衣饰略同,均身穿对襟长袖衣,腰间系带两周,两手置于腹前。

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 (K2 (3) :48 :人像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腰间系带,结纽于腹前,纽套中插觽。

人身鸟爪形足人像 (K2 (3) :327 :人像上半身及鸟的尾端残断无存,下身着紧身短裙,裙前后中间开缝,饰几何形云雷纹,下摆宽厚,饰竖形条纹。

铜神坛立人(K2 (3) :296 :立人身穿短袖对襟衫,下裾至膝上,腰间系带两周,在前腹正中结袢,袢中插有一物,可能是觽。衣裳前后上下各有两组炯纹。

持璋小人像 (K2 (3) :325 :上身赤裸,下身着裙,腰间系带,与铜神坛 (K2 (3) :296 的人物相似。

从这几件文物上的服饰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大型立人像,身着类似于深衣的服装。其服装结构为上下一体,中间没有接缝。二是以A、B型跪坐人像为代表,穿对襟衣,腰间系带两周,上衣下裳相连。这种形制的着装,呈现出典型的深衣着装特点。三是以一号祭祀坑的跪坐人像(上身穿右衽交领长袖短衣,下身穿裤)和二号祭祀坑持璋小人像为代表 (上身裸露,下身着裙)。从这类人像的服装来看,呈现出上衣下裳的着装特征。

三星堆人像服饰与相近年代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人像服饰进行对比考察,夏末商初时代的中原文明,人们已基本上处于群居定居、种植养殖状态。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文物可见农耕文明下中原服饰的特色。妇好墓出土的雕饰玉人[12],头戴矮平式冠,冠前饰有横置卷箍形頍,頍面饰几何纹。身穿交领过膝绣衣,窄袖,肩袖饰黻纹,腿侧饰升龙纹。腰束大带,下垂蔽膝。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跪坐辫发玉人[13],头部束发至头顶,总为独辫垂至脑后。身穿窄袖圆领衣,领圈饰云雷纹,肩背饰黻纹,前胸饰龙头形兽面纹,跣足。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发现的玉石人雕像得知,商代中原地区服装除去上下连属的深衣结构之外,还有上衣下裳式,上为交领窄袖式短衣,衣肩臂处饰花纹,领缘袖口多施缘饰,宽带束腰,下着裙裳。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诸多青铜人像,大都头部着冠,有交领窄袖深衣式样的齐膝衣,也出现上衣下裳式,交领窄袖短上衣搭配裙或裤。这种服装造型与中原商代服装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原文明与三星堆文明仅从其服装式样、着装形态来比照,两者都有极其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中原农耕文化服饰随社会的统一、稳定、繁荣,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服饰逐渐向宽衣大袖方向发展,而三星堆服饰,就像流星划过天空,不知何因戛然而止。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初步断言:共同依托于农耕文化条件下的服装服饰,其基本式样、穿戴方式总体上是趋同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在基础条件基本相同的状态下,其发展模式和发展脉络也会基本趋同,甚至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述。只是社会模型在振荡频率和动态幅度的取值范围上要稍许宽泛,因为其中个人的因素(如兴趣、爱好和倾向等)或其它偶然性事件所占比率较大,乃至必然性被纷繁复杂的偶然性掩盖的更深。如果我们把农耕文化放在全人类甚至更长时空的范围观察研究,偶然性便会从必然性的躯干上脱落,凸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服饰的实用功能基本得到保证以后,其精神功能和社会组织功能便得到运用和发展,甚至服饰的缘起就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体现。《周礼·春官》记载:“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王之吉服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絺鷩冕,祭群小则玄冕,合称六冕。”从三星堆不同人像的服饰来看,服饰与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已经紧密相连。礼服、官服和工装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冠饰和发型也在不同社会角色的人像上有了不同的表现。

三

三星堆服饰是古蜀农耕文化的历史映像

农耕文化的这种定居群居, 种植养殖, 男耕女织, 敬天祭地的特征, 在服饰的表现上自然形成了上衣下裳和袍裙相属的模式。三星堆考古铜人像的发现, 给我们从服饰角度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契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农耕文化这种社会存在, 必然决定着服饰文化的演变, 三星堆服饰无疑就是农耕文化凝固在古蜀先民身上的历史映像。研究三星堆服饰, 为我们研究古蜀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解读方式。

前辈历史学家的研究,已经论及中国农耕文化的起源是多元并存、多点共生的,而通过对不同文明点的比照研究,能够进一步解释的就是相同的条件决定了相似的发展轨迹。服装服饰是人类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生存延续的一种手段和选择,历史也证明,这种手段和选择往往也是人类自然适应的必然结果,既有历史的无奈又是积极的应对。

科学规律告诉我们,当人们面临多种选择的时候,人们首选的往往是付出最少,收获最多的线路。但由于自然的、认识的和社会的等因素,选择只能是趋向于最佳,随着历史的发展,通过不断地修正和扬弃而逐渐接近最佳。从而,自然法则与社会规律趋于一致。农耕文化所展示出来的服装服饰以及相伴而生的思想观念和人们赋予服饰的社会认知色彩,使服饰的发展逐渐趋离其原有的实用功能而演变成精神境界和社会角色的承载者。

考古所见三星堆农耕文化中的服饰以及通过这些不同的服饰穿着,呈现到我们面前的是古蜀文明社会形态和社会角色的全幅画面,是一种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高度发达的组织文明和社会制度;是天人合一,人神相通,天地人神和睦共处的恬然境界;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完美体现,这就是研究三星堆服饰给我们带来的智慧和启迪。

从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来看,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无疑就是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思想意识和文明形态。服装服饰作为文明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是与服装服饰如影随形的敬天祭地意识和天人合一观念,为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农耕文化遗留下来的宝贵思想化石。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 2013年第2期

作者:甄 娜(四川师范大学服装学院讲师)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