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抨击暗黑社会的利器”——《星期日》的创办。1919年7月13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创办《星期日》周刊。《星期日》旗帜鲜明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指出刊物“本博爱精神为文化运动，以谋社会之改进”，猛烈抨击和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现象，对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一些报道和介绍，宣扬社会主义是“人类的福星”。先后刊载了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陈独秀的《男系制与遗产制》、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王光祈的《一个社会问题》、吴虞的《说孝》等重要文章。《星期日》在青年学生中享有较高声誉，成为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进步刊物。

    （二）“主张公理，排斥强权，研究学术，改良社会”——《川东学生周刊》的创办。1919年12月，川东学生联合会创办《川东学生周刊》，其宗旨是“主张公理，排斥强权，研究学术，改良社会”。《周刊》登载了大量抨击军阀混战的文章，同学运斗争配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川东各地有较大的影响。

（三）“以革新革心的精神去改造罪恶重重的旧社会”——《四川学生潮》的创办。1920年5月，“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四川学生潮》正式创刊发行。报纸创办的目的是“为加强反帝、反封建斗争，鼓吹新文化革命运动。”主要内容“除介绍新学术思想外，还涉及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笔锋新颖，无所忌惮。”猛烈地向封建文化思想展开挑战，对“五四”运动在成都的深入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刊第十号是“男女同学问题专号”，除以争取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为主要内容，还号召人们：“青岛未还，勿忘国耻，抵制仇货，坚持到底。”袁诗荛和刘砚僧等人先后为该刊撰写了文章。该报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流传广，影响大。

（四）“反对封建礼数，抨击军阀政治”——《半月刊》的创刊。1920年8月，成都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学生吴先忧、张拾遗等人因不满时政，创办了该刊物。刊物在前10期主要抨击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黑暗腐败现状，对军阀混战、青年和男女平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从第11期开始，逐渐倾向于对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该刊由于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军阀政治，销量很广，建立了北京、武汉、重庆等22个代派处，每期发行1000多份，共出24期。

（五）“欲以平易之自治建设”“为全人类谋均等幸福”——《新四川报》的创刊。1921年1月，袁诗荛和王右木共同创办《新四川报》（《新四川旬刊》），他们认为：“二十世纪潮流汹涌，日荡月激，但四川僻处西陲，风气闭塞，必须疾首蹙额而登高一呼以警醒我民！”《新四川报》既提出了要在四川建立一个“无强权、无国家、无政治、无法律、无私产、无宗教、自由生产、自由消费、智能均等”的“平等、博爱、自由社会”，推进四川自治运动，“欲以平易之自治建设”；同时又宣传和讲解《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向读者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全人类谋均等幸福”。《新四川报》在青年中影响较大，出版至5月即停刊。

（六）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新蜀报》的创办。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刘泗英于1921年2月1日，在重庆正式出版了《新蜀报》。1923年，肖楚女被聘为《新蜀报》的主笔，他以《新蜀报》为阵地，开辟了《社会黑幕专栏》《社会青年问答栏》，将阴暗的社会现状揭露给读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帮助青年正确对待工作、学习、生活。改版后，《新蜀报》观点更加鲜明地抨击邪恶，伸张正义，销量增加到数千份甚至突破万份大关。

（七）“四川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人声报》的创办。1922年2月7日，王右木主编的《人声报》在成都创刊发行。这是四川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他在《本社宣言》中提出，小报是“为全人类谋均等幸福”，但途径是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讨论马克思主义有关学术及触及实际的一切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释社会并尽力地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以唤起民众的阶级觉悟；彻底地、毫不妥协地批判现实的政治组织及社会制度，讨论有关新社会建设诸问题；研究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和生活状况，给他们以文化知识上的帮助；研究世界各地劳动界的进取状况和社会运动状况以为借鉴，为“作一致行动”加入第三国际而做准备。《人声》报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辉煌胜利，强而有力地批判了曾在四川泛滥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揭露和批判旧思想、旧制度等问题。《人声》报的发行区域从省内扩大到省外，读者群也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扩展至其他阶层的劳动者。

在这几年中，还有如以讨论学校问题以及主张妇女解放为内容的《威克烈》；以“主持正义、反对强权、提倡实业、灌输新知、批评县事、痛斥恶莠、针顽腐鼠”为宗旨的《萼山钟》；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科学为宗旨的《烂漫日刊》、《晨光》、《人格》；以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军阀政治，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平民之声》等刊物陆续得以创办。这些报刊杂志，宣传新思想文化，鼓吹新文化运动，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反抗国民政府，并提出关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前景问题的探索。

二、对社会的巨大影响

   （一）唤起了青年一代救国的理想，在全国上下掀起了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潮。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广泛传播，“启蒙”与“救亡”、“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一大批进步青年和有识之士不断寻找救亡的道路，他们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北京政府。这些新创办的报刊杂志主要集中抨击时政，谴责政府的黑暗统治，印制抵制日货等宣传内容，受进步刊物的启蒙而觉醒了的青年一代率先响应，并带动西部社会各界纷纷组织起来，积极参与到各地组织的爱国运动中，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25日开始，历时3年的四川抵制日货运动全面展开。6月8日，成都各界数万人在少城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一致谴责北京政府，共谋救国方案。同日，成都学界外交后援会和成都总商会联合成立抵制日货的统一领导机构——成都商学联合会。6月22日，重庆商、学界联合建立商学联合会。四川的许多县也都成立了类似组织。荣县、江津、泸县、涪陵、绵阳等地的抵制日货运动发展迅猛。重庆和成都两地还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由于青年学生的积极推进和广大进步势力的坚决支持，川中抵制日货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四川的政治经济侵略。

    从1921年开始，形式多样的救国救亡运动，逐渐与学运、工运斗争结合起来。1921年9月，重庆省立二女师发起择师运动，取得胜利，后扩散到省立一中、成都高师、泸县川南师范学校、重庆联中等学校。1922年5月，川南师范学校发起了学校公有运动，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把革命活动扩展到川南各地。6月，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发展到高潮，影响到全省，乃至全国，最终取得了胜利。

（二）成立各种救亡会、读书会和研究会，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6月15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在此后的5年时间里，传播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的福星”，极大地促进了四川早期革命运动的发展。四川学生联合会利用《四川学生潮》号召师生开展爱国运动，抵制日货，宣传新思想。1924年5月1日，中国青年共产党出版了机关刊物《赤心评论》，刊登纪念列宁的文章，被称为是“大胆来解决政治经济根本问题”的杂志。在这些进步刊物的影响下，成都、重庆各界还成立了外交后援会、川东学生救国团、川东女子救国会等组织，他们“以维持国际交涉为政治后盾，以收回一切不平等条约为宗旨”，号召在洋行工作的华人职工辞职。万余名学生和有识之士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演讲，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当局“保卫山东主权”“惩治国贼”“还我青岛”。成都、重庆的群众爱国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川各地。学生联合会、救国会、十人团、外交后援会等组织纷纷成立，爱国运动在川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高潮。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入，这些救国组织逐步向马克思主义组织靠拢，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

 受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重庆、成都、绵阳等地马克思主义读书会陆续成立，以1921年春王右木组织的马克思读书会影响最大。读书会先以高师及高师附中的学生为主，逐渐发展到工业专门学校、外语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等，陆续吸收了中小学教师及少数的工商从业人员。读书会生动形象、大众化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各地陆续成立了各种读书会和研究会，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大批进步青年，走上科学革命的道路，成为四川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为四川发起建立地方党、团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唤醒了现代“人的意识”的觉醒，进一步打破封建枷锁。在进步刊物的影响下，四川兴起了改造旧式学堂、兴办新式学堂、开展启蒙教育的活动。新式学堂引入了西方现代教育理念，以“民主”与“科学”的观念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这些新思想在唤起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时候，也唤起了现代“人的意识”的觉醒。觉醒了的青年一代破除了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洗礼，开始了新的探索与追求。各地纷纷成立了青年组织，号召“救生事业、法制改良、男女平等、农村改造、土地国有、种族同化”“合作主义”等，打破了旧西部地区沉闷、闭塞的思想空气，唤起了青年一代对时代思潮的觉醒。这些思想的激荡通过文学作品、报刊杂志等反映出来。巴金、沙汀等文学青年正是其中的代表。处于社会最底层、饱受压迫的女性，也在时代风潮的感召下要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越来越多的女青年、女学生加入到反抗封建枷锁，追求妇女解放的洪流中。
   （四）引发了本土文学革命，为四川现代文学的萌芽打下基础。这些进步刊物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刊登白话新诗、小说等，促进了四川地区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哺育了一代文学青年。巴金早期代表作《家》《春》《秋》，后期《憩园》强烈谴责了封建礼教、家族制度对青年一代健康生命的压抑与摧残，赞美了青年一代的觉醒、反抗过程。李劼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展示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近20年间四川地区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预示了思想文化变革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沙汀的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在礼祠堂里》《兽道》《凶手》等，旨在暴露宗法制的中国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同时也展示了封闭凝滞的川西北社会独特的地域风情。艾芜在短篇小说集《南行记》中，描绘了边地异域特殊的下层生活，刻画出那些被生活挤出正常轨道的人们在性格和生活上的特异色彩。这些文学青年又纷纷借助报刊杂志刊登他们的文学作品，传播他们的先进思想。  

（五）促进四川党、团组织的建立。1922年4月，《先驱》杂志刊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广大青年热情高涨，童庸生、钟善辅等成为最早的一批团员。10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执行委员会成立，于10月10日发动民权运动，组织了3000名工人、学生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沿街散发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和《致工界》的传单，宣传“我们信仰唯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取用唯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唯一的目的——无产国家”思想等。10月15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建立，开展大会声援开滦工人反帝爱国罢工斗争，提出“反对英、美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支援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等口号。此后，团组织又陆续开展了学运、工运、民权斗争，深入学生、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无产阶级争取政权必须把工农“划为有枪阶级”的重要观点。随着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和人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1923年10月，中共成都独立小组成立。从此，四川省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单位：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