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容

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七七”事变以后，为保存“文脉”，大批高校开始相继内迁，四川尤其是省会成都，成为高校云集的一大重镇。抗战期间，驻扎成都的高校有：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和中央大学医学院。这些内迁高校的大学生，与成都原有高校四川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的学生一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成效显著，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抗日救亡组织纷纷建立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华战争进一步加剧，为挽救民族危亡，成都各高校学生纷纷成立和组建抗日救亡组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金陵大学的“现实文学社”“狂狷社”“时声社”“活力社”“草原社”“敢社”和“菲梵社”；燕京大学的“新生社”“星火社”“海燕社”和“火种社”；四川大学的“国立四川大学学生抗战后援会”“四川大学抗敌救亡宣传一团”及“四川大学抗敌救亡宣传二团”；华西协和大学的“华西大学抗敌后援会”和“华西学生救亡剧团”；四川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部分女学生成立的“四川省动员委员会战时训练女生总队毕业同学会”；华西坝五大学联合成立的“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和“华西坝五大学抗敌救亡宣传三团”；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和燕京大学为方便校际联络，成立校际联络社团“蓉社”等。这些抗日救亡组织的建立，为成都各高校学生有序、有效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抗日救亡形式多种多样

参军入伍，到前线抗日  

基于对长期抗战的预期、对学问的敬重，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国民政府并没有强行征召大批的大学生入伍，虽然发动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表彰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但也不做硬性规定。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高校学生热血沸腾、奋起应征。据金陵大学1944年《金大校刊》统计，仅当年金陵大学“参加远征军已飞印受训者36名，投效空军，现已录取者34名，知识青年从军报名者88名，总数为158名，约占全校学生的总人数的1/7强，内有助教2人。”[1]

发动多种形式的筹款活动，支持抗日斗争  

大办专场音乐会筹钱。1938年冬，华西坝五大学歌咏队组织为前线抗日将士募集寒衣专场音乐会，音乐界的喻宜萱、易开基等应邀参加演唱、演奏，华大牙科教授刘延龄（加拿大籍）和教师德乐尔（美国籍）登台义演，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

举行大型义演筹钱。1939年1月，为筹集慰劳壮丁的经费，华西坝五大学学生在成都智育电影院进行大型义演，连续几晚演出反映日本人民反对侵华战争的话剧《再会吧——东京》，收入15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

义卖募捐。1939年元旦，成都市开展了义卖献金活动。“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组织了10个义卖小组，分赴城区上街销售同学们献出的衣物、书籍、钢笔等物。他们提出响亮的口号：“多买一角钱东西，等于多买一颗子弹，多杀一个敌人。”[2]同学们冒着寒风，伫立街头，不断向过往行人宣传买物献金、支援前方的意义，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并给阔绰人擦“募捐皮鞋”，特别把大商号、大士绅作为义卖募捐的重点，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川大抗宣一团、二团在春熙路发起义卖和募捐活动，影响较大，蒋介石命令四川省代理省主席贺国光电寓给予嘉奖。

组织空袭救护队，救护同胞

1939年5月，中央大学学生熊德邵等发起成立了五大学空袭救护队，华西坝五大学有300多位同学参加。

空袭救护队最为人称道的是1939年6月的救护行动。6月11日，日本出动飞机128架，轰炸成都，造成无数伤亡。五大学空袭救护队全体出动，不顾敌机的扫射和炙热的烈火，奋力抢救，把重伤员用担架抬到华西大学事务所，轻伤员就地包扎。女队员夜里守护伤员，喂水、换药。金女大校长吴贻芳，也在深夜来到华大事务所看望伤员，慰问救护队的同学们。这次抢救行动，得到了全市人民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欢送川军出川抗日

为表达对川军的敬意，在川军出川抗日前夕，川大全体女生和部分男生，用6天时间，缝制1075件棉衣赠送即将奔赴前线的川军。川大抗敌后援会也向出川将士赠送印有“努力杀敌”的毛巾1200条。

1937年9月，为欢送川军出川抗战，川大抗敌后援会组织了20多人的献旗团，冒雨持旗前往川军出川抗敌欢送会现场，锦旗上绣着“为民族解放而抗战”“保卫中华争取我们的生存”“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等口号，沿途引得市民争相观看，鼓掌欢呼，群情高涨。当川大献旗团在高昂而激动人心的乐曲声中将旗庄重捧献给川军将士时，全场军民无不为之动容。

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

大唱革命歌曲。1937年秋，华西坝五大学组织歌咏队，走上街头、公园，走进乡镇，向群众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川大抗敌后援会歌咏团也多次到成都电视台播唱抗日救亡歌曲，向全市、全川、全国人民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和对日寇的刻骨仇恨。

大演抗日话剧。川大话剧团和五大学话剧团经常走出校门，演出抗日救亡爱国剧尤其是短小精干的街头剧、活报剧。《飞将军》《放下你的鞭子》《敌忾同仇》《钢表》《这不过是春》等抗日救亡话剧，深受广大民众欢迎。

大办主题晚会。1938年5月，“华西坝五大学抗敌救亡宣传三团”在华西坝足球场举办“五四”营火晚会。同学们借助丰富多彩的歌舞、朗诵节目和讲演，表达抗日救亡主题，掀起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的高潮。

大搞化妆宣传。1939年2月，五大学战时服务团在市中心最热闹的春熙路等地，组织化妆宣传，同学们化妆成阿比西尼亚皇帝、翻译员、日本反战妇女……。化妆宣传别开生面，在成都属于第一次，吸引了不少群众的围观，宣传抗日效果显著。

大办壁报和剪报。华西坝五大学学生非常注重壁报和剪报宣传形式。抗宣三团在成都安顺街、浆洗街等处专门设立抗敌壁报，让人们随时了解国家的抗敌大事，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五大学学生坚持定期在华西大学事务所大楼、图书馆门前和校门口出壁报，重大节日出专刊，有时还油印散发。办壁报时间长，读者多，抗日宣传效果非常不错。剪报的宣传效果也非常显著。华西大学办公大楼前的剪报《中原大好河山沦入敌手，中原父老兄弟姐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危矣！寇深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原沦陷区，灾民遍野》使得“同学们川流不息地围着看”“就象在平静的湖中投下了一块巨石” [3] ，抗日救亡宣传震撼人心。

大讲抗日救国道理。川大抗敌后援会组织文、理、法、农各院教授轮流到成都电台演说，在社会上收到良好的效果。此外，学生们还邀请名流到华西坝讲演，借助名人效应，宣传抗日救国。1939年，五大学战时服务团邀请冯玉祥到华西坝讲演，大获成功。会后，同学们向冯玉祥赠送“深入民间”锦旗，冯玉祥则挥笔书写“还我河山”作为纪念[4]。

组织形势报告会。由于国民党对抗战形势大肆歪曲，广大群众无法了解时局真相，特别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抗战的政策和主张，以及解放区战场的情况更难了解。为此，五大学战时服务团多次组织形势报告会，请有亲身经历及沦陷区来的学者或同学讲“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前后的背景、前线战争形势、汉奸投敌卖国的丑闻等等，内容真实、生动感人，听众很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是1944年金陵大学“六社”总社组织的“湘桂战役形势座谈会”。会议阐明“只有坚持抗战到底，清除‘和谈降日’卖国主义思想，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等道理，呼吁全校师生、社会各界人士，捐献钱物，支援浴血抗战的军民，大大增强了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扫除了国民党投降派卖国的谬论[5]。 

深入基层，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各高校学生纷纷奔赴成都周边地区，走街串户，深入基层进行宣传。文章《从德阳归来》，生动地记述了川大抗敌后援会乡村宣传队赴德阳宣传的情景：“救亡歌曲‘悲壮的声音打动了观众的心，他们都尖着耳朵倾听着’，《松花江上》唱得全场同胞热泪滚滚，无不对日寇切齿痛恨；《古城的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话剧激起了观众震天的口号声……”“唤醒了德阳市民，感动了德阳官员”[6]。

创办抗日宣传文艺刊。由川大文学院中文系学生陈照藜主编的《金箭》月刊在川大编辑出版，面向全国及港澳发行，每期发行达一千份以上。该刊以文艺为武器，进行爱国抗日救亡宣传，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

发表大量抗日宣传文章。成都高校学生纷纷在抗日救亡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救亡。周海文、彭文龙、胡绩伟、张宣、涂万鹏、熊复、邓照明、蒋汇泽等相继在《大声》《图存》《救亡》等刊物发表《含泪话东北》《同胞们》《内争与外患》《日本会改变对华政策吗？》《知识分子开动！》《强化对日外交》《炮火，惊醒了成都的青年》《外交战与持久战》……这些文章记述了“七七”事变给青年学生的极大震动，以及成都青年学生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反映了成都民众高昂的爱国热情；从军事、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对比分析中日战争的中国和日本，阐明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深受读者欢迎。

担任抗日救亡宣传刊物骨干或编辑。除发表文章外，成都高校的学生还积极在部分抗日救亡刊物中担任领导职务或开展编辑工作。如胡绩伟担任《星芒报》主编，《战时学生旬刊》则由康乃尔任社长，川大法学院学生刘掞任总编辑，蒋汇泽任副总编辑。

成都高校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向城乡广大民众传播了抗日救国和革命的道理，锻炼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为推动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