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的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以“应对战争、争取生存”为己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大无畏的革命奉献精神，出生入死，积极投身于医疗救治工作，医治了千千万万的红军，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为巩固和壮大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世人展现了集体智慧及其核心价值观。

坚持革命信念，形成了勇于奉献的价值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川陕苏区的“红色医官”“医官”们是一支在革命熔炉中铸就的意志坚定、不怕牺牲的崭新医疗队伍，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医生。他们为了共同信念，积极奋战在各个医疗岗位。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简称“总医院”）首任院长周光坦，为解决缺少医生的问题，翻山越岭，遍访乡野，找来60 多名老中医，为医院的建设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继任院长苏井观，为壮大医疗队伍，培养更多的医疗人才，在原医护人员培训班的基础上，创办了红色卫生学校，亲任校长，亲自编写教材，讲授课程，学校由最初的 200 多人发展到400 多人，每期培训时间为 3个月。同时，他在通江王坪正坝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手术室，亲自做手术，处置疑难病人，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培养出了无数手术外科技术人才。

1933 年 7 月 至 1934 年 8月，张琴秋担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期间，“门外汉”的她积极投身于医疗实践，无私地给予伤病员特殊的护理和优待，挽救了一大批伤病员的生命。她特别注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适当心理治疗，经常深入病房和伤病员交心谈心，了解其家庭情况和疾苦，力所能及地解决他们的困难，安慰鼓励他们要充满信念，克服困难，尽快治好伤病，早日归队。她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上给予伤病员关爱，多次带着新剧团到各病区、病房和各分医院及军师医院进行慰问演出，到病房给那些不能行走的伤病员唱歌跳舞，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带去精神安慰，减少其思想压力；和医生、护士与重伤员一对一挂钩，为重伤员喂饭、喂药、洗手洗澡、洗衣服，使他们深受感动和鼓舞。她集中精力解决粮食和医药问题。反六路围攻期间，伤员一批批送往后方医院，一时间总医院不仅缺医少药，粮食供应也成了问题。望着受伤的战友躺在病床上受痛挨饿，她主动担起重任，冒着战火的危险，带领医务人员四处筹粮和采药。当她得知当地有位名叫杨成元的妙手神医时，立即上山拜访请他出山，三番五次，诚恳所至，杨成元终于肯到总医院工作，他不仅治好了许多伤病员，还为总医院培养了不少中医骨干。张琴秋在医院工作期间，与医务人员和伤病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人们都称赞她是好同志、好大姐、好主任。

川陕苏区时期，徐立青、朱光、曹述成、甘元景、隰积德、周吉安、张雨滴、丁世芳、杨成元、林春芳、史群英等数百名医务工作者，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勇于奉献的精神，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从这里，一批批红军伤员重新走向前线，不仅壮大了红军有生力量，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扩大了红色根据地。

坚持服务宗旨，形成了无私奉献的价值观

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前，川陕边一带人民生活缺衣少食，极其贫困，身体健康情况更是羸弱病残。为改变健康状况，消除广大劳苦群众疾苦，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及各医疗机构，采取各种措施宣传普及卫生知识，提高人民的健康意识，增进人民的身心健康，更好的支援革命。

省委宣传部编辑出版《一般的卫生常识》，主要宣传健康方法、饮食卫生好习惯等常识。省苏维埃政府编辑出版《卫生常识》，着重说明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

为了更有效更直接普及卫生知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们也主动参与卫生宣传工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在 《干部必读》上发表韵文，宣传战地卫生，如：“衣服要常洗，被巾要常晒，洗脸洗脚洗头洗身，时时不懈。”“饮水要干净，食物要清鲜。”“人马死尸要深埋，腐物垃圾要送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写作《简略卫生知识》，分析疾病发生的原因，提出卫生工作的八项注意，还列举了夏秋之际主要流行的疾病。

开展群众性卫生普及运动，有效保护了当时军民的健康，为川陕苏区得以巩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医疗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也是川陕苏区医疗卫生人员谱写的精彩篇章。

1932 年 12 月 21 日，红四方面军到达通江泥溪场后，根据形势发展和战事需要，总指挥部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野战医院和红十师医院为基础，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医院（又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由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均未设立卫生部，因而总医院既是医疗机构，又是集医、政、军、教于一体的医疗卫生工 作 机 构 。1933 年 农 历 正月，总医院迁驻通江毛浴镇，病房分布于瓦室、九浴溪、雷家河、圆池河一带，收治伤病员1400多人。同年5月，空山坝战斗激烈，伤员骤增，总医院从泥溪场迁往檬坝（今两河口） 的长坡，有中西医生 14名 、 医 疗 看 护 人 员 30 名 左右，收治伤病员 1500 名。据《通江苏维埃志》 记载，1934年红四方面军为粉碎“六路围攻”，“大小战役战斗，打了140 多场，为了夺取反‘六路围攻’的最后胜利，连续几次重大战役打得十分悲壮，红军伤亡也惨重，伤病员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仅万源保卫战，就有三四千伤病员转过来，“每天做手术后扔掉的血棉花，都要捡一大麻袋。”广大医务工作人员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川陕苏区的医务人员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努力做到多收快治，提高治愈率和归队率，降低残废率，使医疗卫生工作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为更好救治伤病员，总医院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模式，全方位救治伤病员，尽全力减少死亡。总医院的规模也为当时罕见，除院部外，还下辖 7 个分医院、5 个军医院及所属师医院，另有4个连的卫生队。所有伤病员按病情分编为 1 个重伤连、1 个干部伤员连、1个修养连、9个轻伤连和2个病号连，分住在方圆10多里的民房内，既能及时实施医药救治精心护理，又能改善生活丰富营养，还积极开展心理疏导，促进早日康复重返战场。

1935 年红军奉命离开川陕苏区时，总医院将所有伤病员编成 4个团，随大部队一道长征。途中最困难的是伤病员的转移，但“不丢下一个伤员”是川陕苏区医务人员一条铁的纪律。据担任转移总医院伤病员任务的妇女独立团连长潘家珍回忆，“虽然部队转移的最大困难就是转移总医院1000 余名伤病员，其中需要担架转运的有 500多人，但决不允许丢掉一个。”

坚持自力更生，形成了自强不息的价值观

川陕苏区的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特别缺乏，为了战胜重重困难，他们不等不靠，在缴获、没收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自强不息，通过各种渠道采购、大量种植、自制和替代等多种办法解决。

到白区购买药品是川陕苏区当时解决药品缺乏的重要途径。一是报请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委托陕南特委在陕西地区大量购买药材，或从陕南国民党驻军孙蔚如部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1933 年 6 月，通过统战工作，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部达成互不侵犯默约，孙通过红色交通线给红军赠送了 10 批药品。二是由总医院派人扮成商人到万县、重庆、达县、南充等地购买大量药材药品，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也安排苏区各经济公社和贫民合作社大量收购中草药或西药，川陕省委总经济公社再组织运输队将收购的药材运到通江、南充、巴中、南江等地的医院。当时整个川陕地区不仅西药缺乏，就连中药也缺，医院每天需要中药 1000副（剂）左右，才能满足医疗需求。为此，总医院专门成立了 60 多 人 的 采 药 队 ， 在 通江、南江、万源等地采集药材，采药队的李文祥能识别500 种中草药。采药队白天采药，晚上回来制炒，基本满足总医院的需求。

中医部、西医部都建立了制药机构，自制了大批中西药品，堪称全军的一面旗帜。缺乏镇痛药，西医部就将鸦片烟提炼成吗啡，经临床验证，镇痛效果好；没有麻醉药，就把漂白粉和白酒混合蒸馏，制成一种叫“哥乐方”的麻醉剂，能起到麻醉作用；没有外伤的消肿西药就用中药代替；没有消毒药，就用盐开水代替。

总医院因地制宜解决医药器材奇缺的困难，没有镊子或其他医疗器械，就由总工厂的铁工自己打造。普通外用器械都是利用废旧钢铁、铜器、铜钱打造的，大小换药镊子、探针、消毒器等则是利用银币、首饰打造而成，没有外用药纱布就用土粗纱布代替。

在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和物资封锁环境下，川陕苏区的红军将士、广大医务工作者依靠自力更生、锲而不舍、自主创新、勇于超越的精神，为挽救红军将士生命，保存革命实力，作出了卓越贡献。

坚持鱼水情谊，形成了拥军爱民的价值观

军爱民，民拥军，我党我军的这一光荣传统在川陕苏区时期的医疗卫生战线上得到很好体现，涌现出一幅幅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画面。

1934 年春天，整个川陕边一带流行伤寒、痢疾和疟疾等疾病，不但在红军部队泛滥，总医院所在地王坪也较严重，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总医院的医务人员在完成份内工作任务之余，经常抽出时间给群众治病，并把药送到老百姓手里。通江桑丝坪村苏维埃主席何九德及其弟何元德、父何建寿相继患上疟疾，红军立即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送去粮食，在总医院的九德父子三人的病很快治好。同时，总医院医生还经常组织卫生队给儿童种痘，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积极帮助他们预防疾病。

川陕苏区的广大医务人员在参与救治各地严重流行性痢疾中，付出了血的代价。1934年秋，痢疾曾大范围地蔓延两月之久，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许多家庭全家感染死亡。仅总医院住院病人多达2200 人，其余各县区医院每院收治病人普遍在 500 人左右，因痢疾而死亡的，最高记录一天达 170余人，在各医院服务的近 200名中医师也因染上痢疾，死亡超过 1／3。

总医院初迁通江王坪的一段时间，蔬菜困难，粮食紧张。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总医院伤病员自己动手，利用一些闲散的荒地种粮、种菜，并喂养生猪。根据地物资缺乏，特别是食盐奇缺，医务人员还把自己节约的食盐送给当地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群众度过盐荒。每逢大忙季节，总医院和各分医院都要抽出部分干部医务人员帮助当地群众抢收抢种，还常常为驻地附近的群众做些日常事务。

1933 年 11 月 4 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出的《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写道“拥护红军，拥护伤病员，做鞋袜冬衣，集中各种物资送到红军医院去。” ④同年 12 月 11 日，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给红色彩病战士发慰问信，鼓励他们“快快养好，早日到前方去消灭我们的阶级敌人”。县苏维埃、财委、经济公社经常抬着猪肉、糖、鸡蛋、蔬菜、鞋袜和其他日用品到医院慰问伤病员。县、区、乡苏维埃政府还经常组织慰问队，到医院给伤病员洗衣服。这些举动给予伤病员很大的安慰和鼓舞。那时川陕苏区流行着《快把衬衫交给我》 的歌谣：“红军哥，红军哥，才到咱这山窝窝；出门就得上山坡，弯弯小路累得汗儿多；快把衬衫交给我，洗净穿上多展妥。”充分体现了人民爱护红军的情怀。在反“六路围攻”中，达县、宣汉、万源就有数万群众参加运输队、担架队，向前方将士运送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帮助红军挖战壕，抢修工事，抢救运输伤员到医院，为红军做饭、送水等。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苏区时期，广大医务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忠实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艰苦奋斗，积极为苏区革命事业服务，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构筑、凝聚而成的，在革命斗争的熔炉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道德精神，是“红色医官”们为后人留下的有着重要价值的传家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