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学术风气几经流转，尤其在20年代后转变日亟，其中古史辨运动风靡一时，有人观察到，顾颉刚所到之处“蔚然成风”。不管批评，还是褒奖，已经将古史辨作为中国现代史学风气流转的开端，古史辨运动为之后的学术研究打开了一道闸门，提供了很多种可能。在进行学术史书写时，疑古与否都成为了现代史学流派划分的标尺。在顾颉刚的学术生命里，《古史辨》是其成名之作，也是被关注最多的不朽之作。回顾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乃至今天的史学研究，古史辨运动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

    围绕着“疑古”问题，有古史辨局中与局外人对其不断批判与反思，疑古与信古之争充斥着整个20世纪。顾颉刚个人对古史辨的反思，也贯穿其生命的始终。而论者多集中于顾颉刚在知识分子改造气氛下，批判古史辨（有关胡适）的言论，或晚年的追忆文字。前者有情势所迫，不得已之言辞；后者有经历沧桑起伏，感情用事之回忆。本文取抗战时期，避居成都的顾颉刚对巴蜀古史的研究和关注，既展现古史辨运动主将对地方古史研究态度，又揭示古史辨发展历程中少有关注的面相。

学术版图的重绘与学风转变

    抗战时期的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就学术而言，现代学术典范刚刚建立，新学术感召下的学人也进入到收获时期，学术社会指日可待。可惜可叹的是，外患打碎了所有平静的书斋。以民族生存长远计，国民政府有意识的内迁学术机构和学人，虽然重绘了学术地图，但也改变了学人的研究取向，切断了学术传统。在抗战烽火中，全民族存亡悬于一线，有限的资源用于抵抗外侮，学术研究受到各种限制。令人欣慰的是，坚忍不拔的学人在艰苦的岁月里仍弦歌不辍，为中国学术发展留下极其难得的种子。

    抗战时期，国运维艰，迁居后方的学人在颠沛流离的情况下仍研究不辍，做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既保证了中国学术的薪火相传，也为后世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典范。昆明、成都、重庆等后方成为学术机构和学者的聚集地，尤其是昆明和成都负担了主要的文化机构和学术机构。以四川为例，安置内迁的大学和学术机构近百所，顾颉刚正是担任迁居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在抗战期间开展学术工作的。凭靠顾颉刚的入主谋划，齐鲁大学国学所成为战时中国一个学术研究重镇。

    伴随着学术力量的重新聚合，学术风气的转变愈加清晰。因为战争，很多正值创作盛年的学人走出象牙塔，涌向抵抗外族入侵的十字街头，留在学术机构的学人，因为外部环境的刺激，治学取向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桑兵提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学术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主义史学成为主导，此前各方针锋相对的争论，暂趋平稳，壁垒森严的分界也有所调和，吸取各自的优点，加以批评的综合”。这个改变对于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现代学术，影响甚巨，然而，在学术史上并未得到很强的关注。

    相较而言，顾颉刚似乎更加敏感和自觉，他深刻反思了自己在战前所处的学术氛围，申明了自己的变化，“在九一八前亦是主张‘为学问而学问’者，今则思想大变，知把握现实方是学问出路”。细述学风的转变，还得谈到顾颉刚与古史辨。

    就古史辨的重点上古史而言，韩亦琦在1942年正式提出“中国古史重建”口号，重复了古史辨的旧调，认为古史的重建寄希望于“科学的考古发掘”。在战事日紧的情况下，借助考古材料的发现重建古史是不可能的，只能求助于已有的材料。《古史辨》第七册出版于1941年，主要是被顾颉刚延揽到齐鲁大学国学所的吕思勉、童书业和杨宽在上海编订，主要成就便是杨宽的“神话分化说”。有学者认为：“疑古和使用传说材料证古，是古史辨派的两大基石，几乎成为该学派的象征”。“神话分化说”被视为顾颉刚之后古史辨运动的“双峰”之一，重点便是在“使用传说材料证古”上。如何对待神话传说材料，仍是古史辨派面对的主要问题。

    在和顾颉刚的朝夕相处中，胡厚宣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他在《四方风名考证》中说“《山海经》、《尧典》及其他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但“当时据‘疑古学派’看来，《山海经》是伪书，有人说作于东汉时，《尚书·尧典》亦后人所作，顾颉刚甚至认为作于汉武帝时”。疑古学者认定的伪书，在甲骨文和遗迹材料里得到印证，我们无法得知顾颉刚的明确态度，但是，顾颉刚肯定是看到了这些文字。与生活在承平之世的学人相比，处于动荡、战火中的学人，在学术研究中对时代的巨变更敏感。“现在”不仅仅是有意参考的标尺，更多的是“冷暖自知”的切肤体会。顾颉刚既要回应“时代之需要”的大问题，也要回复古史辨如何进行的“小问题”，巴蜀史研究为他提供了合适的园地。

巴蜀史系统的重构

    蜀学之成学本身就夹杂着想象的成分，多少带有“传统的发明”的意味，地方意识的兴起，全国层面上的区域认同，以及与其他地域竞争等因素，都在形塑着后起的“蜀学”。同样，巴蜀古史的研究也呈现一番“想象”的景致，巴蜀古史系统也有个“层累”的过程。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在顾颉刚的观念里，古史系统里的神话、传说，全都是后世学者的伪造，这种古人编造古史的“阴谋论”理论，被许多学者批评。与古史辨刚刚兴起时不同，顾颉刚在后来的文章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将古代神话人格化，认为是学者们为政治目的伪造的。

    古史辨派的锐利武器就是一个“破”字。对待巴蜀史，顾颉刚更是“毫不客气”：“我敢断然地说：没有彻底的破坏，何来合理的建设！我们必须先做一番破坏工夫，然后整理蜀国的史事可拨云雾而见青天”。顾颉刚论述巴蜀史的入手点是蜀国与中原的关系，这是巴蜀史“层累造成”的大关键。他认为：“当时的蜀国本和中原没有关系，只到春秋战国间才同秦国有起了交涉”“不幸历代人士为秦汉的大一统思想所陶冶，认为古代也是一模一样的，终不肯说这一块土地上的文化在古代独立发展，偏要设法把它和中原的历史混同搅合起来，于是处处勉强合拍，成为一大堆乱丝”。顾颉刚这样总结前人“堆砌”的巴蜀史系统：“人皇、钜灵和黄帝都曾统治过这一州。伏羲、女娲和神农都生在那里，他们的子孙也建国在那里。青阳和昌意都长期住在四川，昌意的妻还是从蜀山氏娶的。少昊和帝喾早年都住在荣县。颛顼是蜀山氏之女生在雅砻江上的。禹是生在汶川的石纽，娶于重庆的涂山，而又平治了梁州的全部。黄帝、颛顼、帝喾和周武王也都把他们的子孙或族人封建到巴蜀。夏桀、殷武丁、周武王以及吴王阖闾又都曾出兵征伐过巴蜀。武王还用了梁州九国的军队打下了商王的天下。春秋时楚国主盟的一个最大的盟会是在蜀地举行。游宦者有老彭、苌弘，游学者有商瞿，都是一代的名流。”

    很明显，中原地区的古史没有考辨清楚，巴蜀史系统又模仿它找出了另一个“中心”。顾颉刚借扬雄的《蜀王本纪》讲了一个故事：

“蜀国的第一个王是蚕丛，直到最末一代的开明王，其间相距三万四千年。蚕丛之后有柏濩，柏濩之后有鱼凫，这三代的王都当国有数百年之久，结果成了神仙。后来天上降下一个男子，名唤杜宇，朱提这个地方的井里也跳出一个女子来，名叫利，两人结合为夫妇。杜宇自立为蜀王，称为望帝，他的国都就是现在的郫县。望帝立了百余年，楚国有一个人名鳖灵，他死后尸首在长江里尽往上飘，到郫复活，望帝请他做宰相。那时国有洪水，望帝派他治水。不料鳖灵出门之后，望帝竟爱上了他的妻，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把国家让给他了。望帝去位恰在子规啼叫的时节，所以蜀国人一听到子规的鸣声就会想起他来。鳖灵即位，号为开明帝。传了五代，去帝号，称为王。后来秦惠王想侵略蜀国的土地，愁的是山路崎岖，不容易进兵。他心想一计，凿了五头大石牛，把成块的金子扔在牛的后头，骗蜀人道：‘这是天牛，他们下的粪就是金子。’这句谎话居然打动了蜀王的贪心，他手下有五丁力士，力大无比，就派他们带着一千个兵丁把石牛拖进了国门。这样地兴师动众，道路随着开得宽了。不久，秦惠王派张仪等随着石牛经过的路线伐蜀，开明王战败，蜀国就灭了。”

    当然，顾颉刚也认为这样的记载 “是神话的堆积”，然而可信为真正的汉代四川民间流行的蜀国传说。认为古史是汉代古文经学家有意无意的造出来的，是顾颉刚一贯的主张，他的很多论述也是抓住汉代这个节点。

    顾颉刚认为上述记载的成因很多，其中“最害事的是常璩的根据谶纬以叙述巴蜀的古史，罗泌的根据谶纬和道教经典以建立全部的古史。杨慎的有意作伪，司马贞的胡乱拉扯，这种态度最要不得”。他专门把《华阳国志》和《蜀王本纪》比较阅读，认为：“列观二书异同，可以悟昔人整理史料之方法。扬氏所录固多不经之言，而皆为蜀地真实之神话、传说。常氏书雅驯矣，然其事既非民间之口说，亦非旧史之笔录，乃学士文人就神话、传说之素地而加以渲染粉饰者。”“扬氏为古典学家，偏能采取口说，奇矣。常氏为地方掌故专家，竟忍摒弃地方资料，斯更奇”。并在对文献来源和学术风格的考辨基础上得出结论：“从前人搭架的很像样的一个历史系统，现在给我们一分析之后，真是个‘七宝楼台，拆卸下来，不成片断’”。

    顾颉刚不仅打碎了在旧有文献基础上形成的巴蜀“历史系统”，还把古典文献中的“蜀”厘析清楚。“甲骨文里的蜀，其地在商王畿内。有《逸周书》里的蜀，大约和甲骨文的蜀是同一块地方。有《春秋经》里的蜀，是鲁国的都邑，在今山东泰安县附近。这三个蜀全在东方，和四川的蜀国无涉。有《牧誓》的蜀，固然和蜀国有关，但秦岭之南即是蜀境，依然是汉水流域的蜀人而不是岷江流域的蜀人，何况《牧誓》这篇的著作年代还有问题。”“一句话，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

    近代新史学的出现，其中一个特征就是科学的实证主义，为学问而学问。顾颉刚在论述巴蜀史时，检讨了“求美”与“求真”的取向不同：“要使一件事情说来好听，写来好看。他们想，蜀中是天府之国，秦汉以来多么锦簇花团，如果说它在商周以前是个文化低落之区，毫无中原文化的积累，未免太煞风景。因此，他增一些，你补一些，从没有关联的地方想出关联，从没有证据的说话造出证据，结果，倒也很像个样子，他们的心头也算得到安慰了。”与论述上古传说时代的史事，认为汉代官方有意造伪不同，顾颉刚在巴蜀史“层累造成说”中界定出“求美”的因素。这种类似文学性的修饰，在史书中的应用更为广泛，无疑将古史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当然，顾颉刚的很多巴蜀史研究并没有完全展开，许多问题没有形成定论。在方法论方面，顾颉刚也特意点明：“历史是一个破罐头，罐已破了，无论用什么好的泥土补上去，总是补的而不是原的。破处让它破着，这就是孔子的‘多闻阙疑’的精神”。很明显，与古史辨运动早期的“振聋发聩”不同，顾颉刚在为巴蜀史作结论时留下很多可以讨论的余地。

    抗战时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特殊时期，在民族存亡之际，因时势变化，学人重新聚集，学术风气随之改变，由“求真”转而“致用”，很多新的学术问题被发现，很多旧有的研究模式被修正。古史辨对古史的廓清，留下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也留下许多解决问题的道路。不管“疑古”“信古”“释古”“考古”，对研究对象表一番怀疑，进行考辨，是研究问题的第一步。抗战期间的风云际会，给巴蜀史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如果说巴蜀属于“偏远之地”，那么，毫无疑问抗战时期的巴蜀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中心，至少说是被主流学术界关照到的重点“区域”。顾颉刚对巴蜀古史的研究，不仅仅拓宽了区域史研究的路径，还有示范的意义。“四川的古史传说弄清楚了，别地方的古史传说反正也逃不了这个格局”。可惜的是，古史辨的“层累造成说”并没有走向别的区域，在特定时空中的巴蜀古史研究成了绝响。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