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与“西南夷”之辨

“巴蜀”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读，狭义上的巴蜀为政区概念，专指战国末期以后的巴郡和蜀郡两地；广义上的巴蜀则是地理文化概念，指地理位置、经济水平、文化风俗都近于巴郡蜀郡的区域，如“巴蜀四郡”“三蜀”等均属广义上的巴蜀概念。“西南夷”的说法则始自司马迁，他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提出“西南夷”的史学概念，并称夜郎、糜莫、滇等“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中国古代的西南地区，大致以今天的四川、重庆、贵州、云南为主体，同时包括甘肃东南、陕西北部甚至越南的一部分。班固称先秦时期“巴、蜀、广汉本南夷”，说明当时巴蜀之地尚为夷风。而司马迁明确提出“西南夷”是“巴蜀西南外蛮夷”，已经不再将巴蜀视为蛮夷之地，而是将巴蜀视为中原之地。这是因为自秦灭巴蜀以后，历经几代开发，巴蜀在秦汉之际已经由蛮夷之地进入“内华夏”的范畴，西南夷则无疑属“外夷狄”的范畴。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司马错和张仪灭蜀，而后取巴，置巴郡、蜀郡，又分巴、蜀置汉中郡。从此秦国在巴蜀地区开始了一系列开发治理。李冰等蜀守积极开发巴蜀的农业、水利及铜铁等资源，极大的提高了巴蜀的经济地位。汉文化在巴蜀也得到大范围传播，“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1]。这个时期的巴蜀主要包括巴郡、蜀郡及从巴蜀两郡分出的汉中郡。按照司马迁“巴蜀西南外蛮夷”的标准来看，此时除巴郡、蜀郡、汉中郡的西南地区应都属于西南夷的范围。

汉高祖六年又置广汉郡。到汉武帝时，史载“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2]。此时的“巴蜀四郡”除巴郡、蜀郡、汉中郡以外，已包括广汉郡。后汉武帝又在西南夷之地增设七郡：犍为、牂牁、越巂、益州、武都、沈犁、汶山。天汉四年，汉武帝撤沈犁郡并入蜀郡。

汉武帝建元六年置犍为郡。司马迁总结武帝开拓西南夷之功是“剽分二方，卒为七郡”[3]。七郡中包括犍为郡，说明在武帝之前，犍为一带仍是西南夷之地。而到西汉后期，其汉化程度已至“士多仁孝，女性贞专”[4]。到晋时，《华阳国志》载：“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犍为已经被纳入华夏的范围。此前，汶山郡在汉宣帝地节三年已被废置，并入蜀郡。因此，武帝之后到东汉末巴蜀的主要变化有二：一是汶山在政治区划上被并入蜀地；二是犍为由原先的西南夷开始进入广义的巴蜀范畴。

东汉建安六年，刘璋分巴郡置巴西郡和巴东郡，合称“三巴”。建安二十二年，刘备析广汉置梓潼郡，治所在梓潼县。西晋永嘉之乱后梓潼郡治所变迁，与巴西郡同治涪县，合称巴西、梓潼二郡。巴东、巴西和梓潼三郡由巴蜀旧地分出，其经济、文化亦与巴蜀无异。因此东汉末至西晋广义上的巴蜀出现新的变化，蜀地包括蜀、广汉、汉中、犍为、梓潼五郡，巴地亦分为巴、巴西和巴东三郡。尽管巴地和犍为已被视为中原地区，但巴和犍为地区自始至终保留着不少夷族，实为汉夷混杂的边缘区域。汉武帝以后至西晋，西南夷的范围也发生了变化，永昌、朱提、建宁、云南、兴古等地先后置郡，并置宁州督治南中诸郡，诸如牂牁、越巂、益州，武都等郡县地区逐渐汉化，脱离了“蛮夷”范畴。此时的西南夷主要聚居在尚未开发的西南地区或零散分布于西南各郡县之间。

开发犍为过程中巴蜀之作用

开发西南夷的工作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未置郡县的西南夷地区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控制；二是对已置郡县的地区进行治理和汉化。两项工作之间有一个关键的节点便是置郡县，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七郡，其中第一个郡就是犍为。汉武帝于建元六年为开南夷道在犍山一带置犍为郡，之后历代王朝开发西南夷过程中对犍为的治理都是重要内容。到西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时，已屡屡将犍为并入蜀地，说明其时犍为已被汉化。在这个汉化的过程中，犍为既经历了未置郡前的蛮夷身份，也经历了治理之后的华夏身份，其开发过程可谓是整个西南夷开发之缩影。

置郡前的开发置郡之前，犍为地区本在犍山（今遵义娄山）一带。此时王朝的主要开发措施是对其加强控制以使其顺服。至晚在秦始皇时，秦人就在犍为地区设置了僰道，并由蜀郡辖管。战国时蜀守李冰还开通了自成都至僰道的路。又因李冰作江桥，蜀人深感便利，“于是江众多作桥……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5]。汉武帝初年，因唐蒙在南越偶见枸酱，建议汉武帝开牂牁江道以发兵南越，武帝乃“令蜀通僰、青衣道”，又“拜唐蒙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人，从巴蜀筰关入”。这条道路就是南夷道的重要部分。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认为“巴蜀筰关”是“巴符关”，在鄨之北。鄨后来成为犍为郡的首个治所。因此早在西南夷开发之初巴蜀与犍为地区就开通了道路。

巴蜀物产丰富，其枸酱、竹杖、粮食、桑蚕、铜铁等商品在西南夷地区都有流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铁器的传播。《史记》有载，卓氏在临邛开发铁矿“倾滇蜀之民”，程、郑也冶铸铁器“贾椎髻之民”。滇黔等地出土的汉代铁制农具多发现铸有“蜀郡”“成都”等铭文，说明巴蜀所铸铁器曾大量传入西南夷地区。从巴蜀至滇黔等地当走南夷道，途经犍为，可以推断巴蜀传入犍为之铁器不在少数。巴蜀物产传入犍为等地，既改变了当地居民生活也改变了其生产，对开发犍为经济意义尤为重大。

置郡后的治理建元六年，汉武帝置犍为郡，朝廷在此建立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派遣中原官吏进行治理以维护地方稳定，对蛮夷之民进行汉化。这一阶段的治理依然得益于巴蜀的人力物力。

犍为建立了郡县体系后，从事治理的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巴蜀地区，尤其是中央委派的高级官员中巴蜀籍人士甚多。笔者根据《华阳国志》统计出自西汉至西晋间见载的犍为太守共18人，除李溥籍贯不详外，其余17人中有12人来自巴郡、蜀郡、汉中郡和广汉郡。而《华阳国志》中尚有部分姓名已不可考的犍为郡守中也不乏巴蜀人士，如成都人寿良的父亲和祖父两代都曾任犍为太守。郡守不仅负责政治管理，还有开拓交通、发展经济、安抚百姓、平定叛乱等职责。除上述任郡守的巴蜀人士外，其他巴蜀人也在犍为的治理中做出重要贡献。如广汉人文齐在犍为属国朱提地区“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

治理犍为郡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风俗教化。改变夷风，使百姓认同中原政权是维护稳定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汉朝首先在犍为进行大规模移民。犍为“水通僰道，本有僰人……汉民多，渐斥退徙之”，犍为水通越巂，北接广汉，且汉朝施以“北人治南”的策略，移至犍为的中原之民自然多为巴蜀人。其次，王朝要对犍为的文化进行改造以使其附于中原。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评价武阳县曾说其“在犍为属县中开置最早而近蜀，故文化高于诸郡”。可见在汉文化传播上也存在自巴蜀向西向南推进的特点。

经济上，犍为郡也多仰仗巴蜀的支持。汉武帝曾在“番禹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其中就包括犍为郡在内的西南夷诸郡。“初郡”的治理政策是“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就是要求南阳、汉中以南之郡，依次就近对“初郡”进行财物上的扶持。南阳、汉中以南而临近犍为的只有巴、蜀、广汉三郡，可知犍为郡的日常开支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巴蜀。

在犍为置郡汉化这一过程中，巴蜀从政治、经济、文化、人力等多方面给予支持。究其原因，一是巴蜀具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且人力物力雄厚足以支持王朝的开发活动；二是王朝穷于应付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民族，对西南地区的蛮夷不甚重视。以上原因就使得巴蜀在其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犍为的汉化经过汉初至西晋的开发，犍为之文化、经济、政治均得到显著发展，至晚到西晋时犍为已被视同“华夏”。

汉化程度最重要的标准应在文化风俗方面。汉武帝置郡之前，犍为多夜郎族和僰族，风俗与汉大不相同。西汉末年移民迁入，汉民居多，其风俗已是“士多仁孝，女性贞专”。到晋代，常璩称其地“王乔升其北山。彭祖家其彭濛”，说法虽属荒诞，但王乔、彭祖本为中原传说人物，此时犍为亦有其传说，证明中原文化已经在犍为深入传播。还有诸如信士吕孟真、纪至行及孝子隗通、吴顺等人的故事，更有“王延世著勋河平，董钧为汉定礼”的事迹。此类人物及言行能作为美谈在当地流传，说明中原的道德价值观念已经广为犍为人接受。绥和元年，刘向还曾建议汉成帝在犍为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因此，犍为郡也出现大量士人。在《华阳国志》中可以统计到，仅两汉时期犍为郡的士人就有24人，西南地区士人总共187人，仅犍为一郡占据近13%的比例，尽管较汉中、蜀、广汉等郡士人数较少，却远多于南中诸郡。从汉化程度来看，犍为已经摆脱夷族身份。

经济上，犍为的水路交通日益便利，水利事业卓有成效，农业和工商业均有突出发展。其地土质不佳不宜五谷生长，但青稞、柑橘、茶叶、荔枝、姜、蒟等特色作物产量颇大。政府甚至专门设官经营柑橘。此外犍为还出产有盐、铁、白玉等商品。到西晋时，犍为各县都不乏富商大户。

犍为的地域本由巴地割出，且其治所不断向北内迁，由鄨（今贵州遵义西）移至南广（今四川筠连县西南）再到僰道（今四川宜宾市区），新莽时又移至武阳（今四川彭山），从地理位置上看犍为郡愈来愈接近蜀郡。同时，中央王朝对犍为的管控已经相当牢固。公孙述据蜀时，巴蜀等地均脱离中央管辖，郡曹朱遵却依然拼死据守。后光武帝嘉许犍为乃“士大夫之郡”。

至西晋时犍为的汉化已经完成，犍为不仅不再被视为蛮夷，西晋时甚至将它与“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的巴蜀相提并论。当时“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把犍为郡的内容纳入《蜀志》，在介绍广汉郡的位置时又说广汉“南接蜀犍为”。这些都足以证明，晋人眼中犍为已是“蜀”的一部分，也是中原的一部分。

两汉至西晋犍为太守统计表

姓名籍贯任内主要事迹

赵宣汉中南郑

任岐蜀郡起兵攻刘焉，战死

王士广汉

龚谌巴郡安汉

李严南阳“凿天社山，寻江通车道”

李邈广汉郪县

何祗（只）蜀郡郫县

杨欣天水内迁之蜀

杨攸天水任监军

杜轸蜀郡成都“惠爱在民”

杜烈蜀郡成都

李苾广汉郪县对抗李特等人，未克

李庠巴西宕渠

魏纪建宁对抗李雄，失败被擒

李溥（漙）（不详）

雷照朱提“破牂柯、平夷、南广，北降李雄”

任元蜀郡成都

王顒广汉郪县

犍为在西南夷开发中的贡献

犍为汉化之前，中原王朝依托巴蜀四郡对其进行开发。犍为得到开发之后逐渐跻身“巴蜀”行列，对其他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做出了一定贡献。这个过程中犍为完成了由被开发者到开发者的身份转换。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犍为至巴蜀有青衣道、南夷道等，又有诸多栈道沟通越巂、夜郎、滇等地。西汉于此地置郡最直接的考虑就是经略西南夷时交通便利。

犍为人才颇多，与巴蜀四郡的士人在南部诸郡任职一样，犍为籍士人也在其南部诸郡为政，如益州太守杨宗，建宁太守杨义，永昌太守吴顺，江阳太守张启等都不乏卓越政绩。

平定叛乱是治理西南夷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汉武帝之后西南夷曾发生几次大规模叛乱，平乱工作即多仰仗巴蜀和犍为兵士。一方面因为巴、蜀、犍为靠近西南夷，行兵方便，补给及时，另一方面还因为“此种士兵，生活简朴。善于野战，能冒寒热，涉险远，贪赏敢死”。可以说犍为及巴蜀士兵在平定西南夷叛乱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自秦灭巴蜀之后，中原政权在巴蜀进行一系列开发治理，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将巴蜀纳入华夏文明的范围。在这一过程中，犍为郡逐渐汉化过程可视为西南夷开发过程的一处缩影，巴蜀对整个西南夷开发的作用从中可见一斑。但犍为的特殊性在于，其汉化过程是渐渐融入巴蜀的过程，犍为在西南夷开发中的参与亦可视为巴蜀的参与。明确这点，一来便于认清巴蜀在中国古代边疆开发和民族融合中的作用；再者，了解这段史实对于今天西南地区的治理和西南民族关系的处理亦有良好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