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车马仪仗。

青瓷羊。

“偏将军”印章金印。

青瓷魂瓶。

关羽铜坐像。

蒋琬错金带钩。

“区区岂尽千秋事，丹青难写是精神”，丹青难以再现时代，器物却是忠实的记录者。“国宝”会说话，它们要说的正是英雄时代背后，文明的流动与变迁。

荟萃36家文博单位的160余件（套）精品文物，包括30件（套）国家一级文物的《大三国志》展，于3月31日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开幕，将持续开放至8月31日。此次展览与“三国志文化展”前几站相比，新增七层连阁陶仓楼、铜缕玉衣、白玉杯、“黄初二年”铜镜、蒋琬带钩等多件重点展品，力图重现真实三国历史风貌，打造三国文化艺术盛宴。

“‘天下三分’客观上是分裂走向统一过程中相对稳定的中间状态，”策展人尹恒认为，“是在复杂形势中重新寻求政治的再造和认知的承传。在蜀汉治下，西南地区得到规模化开发，巴蜀文化在碰撞和交流中，紧密融入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强盛发展；魏蜀吴三国同处在业已形成的中华文化圈内，共享同宗同源、心理共通、人文交融的历史地理格局。”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平

汉风南渡

毕于蜀汉

战国时期秦王嬴驷征服蜀国，派张仪筑城成都，秦昭王派李冰建造都江堰，自此四川的开发进入快车道，加速了融于中原文明的步伐。秦汉数百年间，巴蜀一直是隶属于中央的重要行政区。但毕竟是迢迢边疆，位于文化科技传导的末端。而蜀汉建国于此，意义则大不一样了，相当于将政治、文化中心搬到四川，汉风不再是“渐”渡于此，而是让这里成为了暴风中心。

《大三国志》展联合策展人郭的非介绍，在秦朝时，西南地区还是流放犯人的目的地，比如吕不韦政治斗争失败后，就被嬴政发配于此。但随着汉武帝号令开发西南夷，东汉班固写《西都赋》时，已在说关中“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学者袁樯认为，它的潜台词是说当时蜀地之富已超过关中。在为刘备分析天下形势的《隆中对》中，诸葛亮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成帝业。”《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这则表述可能是历史上关于称四川为“天府”的第一次记载。

汉风南渡的痕迹可以在墓葬流变中明显看出来。在两汉和更早时期，四川最常见的是土坑墓、砖石墓，更具有地方色彩的还有崖墓、船棺等，后者尤其体现了巴蜀先民将墓葬地点选择在高处的丧葬固习。但是经过蜀汉之治，三国之后的墓穴则在随葬品、形制、葬俗等方面越来越趋近于中原。比如，陶井、陶仓、陶牲畜圈棚等。此外，墓穴从竖穴向横穴转变，在一个狭长的斜坡墓道之后，还原墓主生前的居所环境。

日益融于中原文化圈的转变和蜀汉经略西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再比如儒家思想的传播。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是大一统最有力的“软”工具。而以诸葛亮为首的蜀汉四相，其身上都集中体现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和温良恭俭让的修身标准。

本次《大三国志》展有一件来自四川博物院的蒋琬带钩，有铭文72字：帝尧所作，钩无短长。前适自中，后适自傍。主以辟兵，天圆□方。戴日报月，北斗列列，三昭在阙。旋□玉衡。□□宫衞,常保社稷。传于子孙，玉石金精。带敖四方，永无祸□。寿比山海，与天相望。

短短几句，既有假物咏志，又有直抒胸臆，写出社稷之臣使命的传承性，经纬之才功绩之永恒性，这些良臣贤相让统治集团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将一种更高追求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观散播了出去。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作为三国文化研究中心，包括郭的非在内的工作人员调查了全国一千多处有三国遗存的地方，形成成熟资料的有600多处。无论在云南楚雄还是在四川攀枝花，当地百姓仍将三国故事口口相传，多是突出诸葛亮神勇、多智的。有些其实是当地

土司遗址，却被附会成诸葛亮曾驻军于此的“得胜营”。单靠武力征服是收买不到如此持久的“民心所向”的。郭的非认为，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蜀汉统治背后儒家思想的深远辐射。

魏蜀吴立国

“历史遗产”各有不同

虽然都于割据时代建国，但魏蜀吴立国时，各自继承的“历史遗产”却殊为不同。东吴更像中世纪的欧洲，是各封建主（世家）的联合统治，国王并没有绝对的军事和财富优势，孙家仅是因领袖的个人魅力才被推举为头领，代表联盟的利益。偏居江东一隅的世家大族也无意经略中原，其政治诉求仅是保据一方，从而让江东延续了两汉以来的社会发展，并同中原、巴蜀甚至东亚、南亚产生广泛交流，世家政治与经济开发齐头并进。

而魏国所在的中原则见惯了“权力游戏”，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因此需要更有效率的集权管理体制；在政权尚未稳固的情况下，曹魏统治者表现得更加兢兢业业、小心谨慎。这些社会经济和统治风格的差异在随葬品中也有所体现。

《大三国志》展有一件来自焦作市博物馆的七层陶仓楼，由院落、楼阁、走廊和复道四大部分共32件单体组合而成，是目前发现的层数最多、最高大完整且最具代表性的汉代建筑明器。一般明器都是墓主人生前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很可能在当时就有如此规模的仓楼用于粮食等物资存储。

这些陶楼生动再现了东汉三国时期豪强地主所居住的坞壁堡垒，其中可存储大量物资，也是抵御乱兵、流寇的重要保障。望楼可用于瞭望和射箭，使整个院落具有浓厚的军事防御性质。这些豪强还召集农民组织私人武装（称为“部曲”），逐渐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众所周知，导致汉末黄巾起义的就是豪强的土地兼并，使得民无立锥之地。据郭的非分析，北方豪强地主相比南方世家，具有更大的扩张野心，其扩张是基于武力和政治特权而非经济发展，因此对社会秩序的重构更为明显。

在此乱世下，魏武王曹操的交战攻伐其实有着定争止纷、恢复秩序的政治追求。他提倡不树不封的薄葬，也是体恤民生的表现。本次展出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于2009年在河南安阳市曹操高陵出土。这个石牌是曹操生前所用武器的铭牌，原本是可以把大戟这件实物拿来陪葬，但只是陪葬了器物的铭牌。这和陶仓楼上的墓主人塑像，其眼珠涂红，好像是要好好盯着自己的财物，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也迥异于两汉的王侯贵族动辄陪葬全套的玉衣。

相比之下，东吴的墓葬品则显得更加“珠光宝气”一些，有以有机宝石为材质的蓝料串珠、红料串珠，以及金钗、金俑等，甚至还有蜀国发行的直百五铢钱。一只蜀郡生产的童子对棍图漆盘出现在东吴墓中，或表明尽管吴蜀之间存在对峙，但经济文化交流并未断绝。

此外，东吴出土的青瓷器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明显多于其他地区。展品中有一件青瓷羊，釉色匀净无瑕，造型优美匀称，堪称青瓷珍品，比曹操高陵出土的青瓷罐还要精美很多。另一件青瓷堆塑人物楼阙魂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学者邱晓勇在一篇探析魂瓶的文章中认为，魂瓶仅在东吴境内有发现，该器物综合堆塑、贴片等技艺，只有熟练工匠才能完成，制作成本也较高。此外还有青瓷牛车、褐彩神鸟瑞兽纹青瓷盘口壶，与这些形制相似的青瓷器在两晋时期都传承下来。

经略西南

强化中华大一统格局

蜀汉的南中地区包括四川西南部及云南、贵州的大部分区域。汉武帝时号令开发西南夷，吕不韦的后裔，以及不得志的雍氏大族主动去经营云南，逐渐成为南中大族。

本次展品展出了东汉时期云南的几件青铜器，孔雀盖提梁铜壶、凤首铜盉、铜甗等。其中铜壶出土于云南昭通，盖顶立一开屏孔雀，链接龙形提梁，是一件融合滇文化元素的汉式器物精品。

展品中的“孟腾子母印”，印章主人孟腾或为南中将领孟获族人。孟姓曾是东汉魏晋时期云南、贵州和川南一带的“南中大姓”，可以左右南中政局。刘备去世后南中大姓造反，蜀汉丞相诸葛亮出师南征，平定南中。子母印起源于汉代，盛行于魏晋，小印可以嵌入大印中，故称子母印。“孟腾子母印”大印印文为“孟腾之印”，小印印文为“孟腾”，这对印章也是西南人群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物证之一。

诸葛亮在南中实行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中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诸葛亮北伐的过程中，南中地区曾经也为蜀军提供了大量的盐、铁等物资，在诸葛亮去世前的几年中，南中已经完完全全成为蜀汉政府直接管辖下的州郡。然而，蜀汉后期，南中当地渠帅刘胄起兵叛乱，正在北伐前线作战的名将马忠调转南下，经过一年多的平叛，蜀汉再次将南中收入腹中，但此后南中政局起伏不断，不复稳定。在魏军大军压境时，刘禅放弃了南逃的想法也与对南中的管控逐渐减弱有关。

尹恒认为，虽然历尽波折，但蜀汉经略西南，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自秦朝开创的大一统意识和格局。近年来对云南相关地区的人类学调查发现，民间故事中充斥了“一箭之地”“打箭炉”“七大连营”等三国传说，这些都侧面证明，蜀汉这一历史时期对增强西南地区与汉文化的深度融合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本文图片由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提供）